那年我27岁。
我叫阿囡,上海杨浦区出来的,先天视神经萎缩,打小就看不见。父母走得早,留了套老破小给我,靠低保和残联补贴过日子。邻居陈阿姨帮我买菜做饭,街道也常来人看望,日子过得紧巴但饿不死。27岁那年,陈阿姨跟我提了一嘴,说崇明有个男人愿意上门照顾我,年纪大了点,47,光棍一条,人老实。
我那时候心里没底,但也没别的路走。陈阿姨领他来那天,我记得他进门先跺了跺鞋底的泥,然后在门口站了好几秒才走进来。我闻到他身上的肥皂味,还有一股很淡的机油味,手指头摸上去,他掌心全是硬邦邦的茧子,像老树皮一样扎手。
“周建国,你叫我老刘就行。”他声音不高,带点崇明口音的上海话,说话慢吞吞的,每句话之间都要停一下。
陈阿姨在旁边帮腔,说老刘在崇明种了十几亩地,人勤快,就是家里穷,一直没讨到老婆。我问他为什么愿意找我这样的,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一个人不容易,我也是一个人,凑一块过日子。”
这话听着实在,没什么花头精。我点头应了。
婚礼办得简单,就在街道会议室摆了两桌,来的都是残联和街道的人。老刘穿了件新夹克,我摸到那料子硬挺挺的,估计是地摊上好的那种。他牵我手的时候手心全是汗,湿漉漉的,我心想这人真是老实,结个婚紧张成这样。
搬到一起过日子后,我发现他有个习惯,每天早上五点准时出门,说是去菜场批菜,回来的时候确实拎着大包小包,可我摸那些菜叶,不像是批发市场那种成捆的,倒像是东一家西一家收来的。我也没多想,盲人过日子,能有的吃就不错了。
生孩子是第二年开春的事。我怀孕那阵子,老刘变了个人似的,以前话少,那段时间天天晚上坐我旁边念故事,念的是那种老版的三国演义,字正腔圆,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我笑他,说你一个种地的,怎么念起书来跟电台播音员似的。他嘿嘿一笑,说以前在村里当过几天代课老师。我信了。
儿子是四月生的,七斤二两,哭声响得整层楼都听得见。老刘在产房外面等着,护士把孩子抱出来的时候,我听见他哭了,那种闷着声的哭法,鼻子里吭吭的,像个老牛在喘气。
孩子满月那天,来了个人,是我这辈子都没想到的。
那人西装革履,进门先叫了声“周总”,我一听就愣了。老刘赶紧把人拉到外头说话,可房子小,隔音差,我贴在门板上听了个大概。那人说什么“崇明那三个厂子不能没人管”,什么“工人都等着您回去签字”,什么“您这十几年躲得够久了”。
我脑子轰一声响。
那天晚上孩子睡了,我坐在床边,等老刘进来。他进门先叹了口气,那个叹气声我太熟了,这几个月他一紧张就这么叹。我没等他开口,直接问:“周建国,你到底是谁?”
他坐在我旁边,床板往下陷了一块。沉默了很久,我才听见他说:“阿囡,我跟你说实话,你别怕。”
他说他年轻时候在崇明开了个五金厂,后来又兼并了两个村办厂,零几年的时候生意做得不小,光工人就雇了三百多号。后来出了点事,合伙人卷钱跑了,欠了一屁股债,还有几个官司缠身。他为了不连累家里人——他那时候有个老娘——就净身出户,对外只说破产了,自己跑到上海来躲着。
“那你现在那些厂子?”我问。
“后来官司打赢了,债也清了,厂子又转起来了。我没回去,是因为……”他顿了一下,“我怕回去了又有人来求我办事,又要应酬喝酒,过那种日子我够了。”
我说:“那你跟我结婚,是图我什么?”
他急了,声音都变了调:“图你是什么?我图你干净!你不知道我那些年见的都是什么人,天天笑着脸背后捅刀子。你一个看不见的姑娘,你骂我就是骂我,你喜欢我就是喜欢我,我不用猜你心里想什么。跟你在一块,我睡得着觉。”
这话说得糙,但我听得懂。我伸手摸他的脸,摸到一手的眼泪。
孩子三岁那年,老刘带我回了崇明。我虽然看不见,但能感觉到那个地方有多大,车子开进去半天没到头,厂房机器的嗡嗡声从老远就能听见。他牵着我的手,一样一样给我介绍,这是冲压车间,这是模具库,这是办公室。工人们见了他都叫周总,那个叫法里头带着点老底子的恭敬。
我问他:“你那会儿装穷装得累不累?”
他说:“累啥,我本来就穷过。再说了,给你做饭洗衣服,比在厂里看报表舒坦。”
现在孩子上小学了,老刘每天早上还是五点起床,先给孩子做早饭,再把我一天的药分好放在小盒子里。厂里的事他遥控指挥,一个月回去开一次会。我有时候摸着他手上的老茧问他,这手是种地磨的还是开机器磨的,他说都磨过,分不清了。
我心想,分不清就分不清吧,日子是实在的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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