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西行 为何成了“问佛”之旅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二幕榜题 第三幕

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的北壁上，有一幅几乎任何一部丝绸之路主题展览都绕不开的画——《张骞出使西域图》。它被印上教科书封面，被反复引用为“张骞凿空”最早的图像证据，也被很多观众默认为一段信史的直接描摹。

然而，如果凑近去看画旁的榜题，再翻一翻《史记》《汉书》，一个尴尬的事实便会浮现：这幅画其实是一张“历史照骗”。但它之所以被郑重画上佛窟石壁，之所以在一千三百年后仍然重要，恰恰是因为“骗”的背后，藏着一场真实的宗教竞争，以及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如何被制造出来的秘密。

三个画面

一场“佛缘”的连环戏

第323窟在莫高窟北段下层，是一座初唐洞窟。《张骞出使西域图》在主室北壁西侧。它不是单幅画，而是一组连环画：画面呈“凹”字形铺开，中间以山峦断开，各自成段，段段有榜题（画旁方框里的说明文字，相当于今天的图注）。

第一幕：甘泉宫里的“拜金”。

画面右上角，一座悬挂“甘泉宫”匾额的殿堂里，并立着两尊高大的“金人”。一位帝王手持香炉，跪地顶礼，身后臣属合掌持笏，躬身陪拜。榜题写着：“汉武帝将其部众讨匈奴，并获得二金长丈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为大神，常行拜谒时。”故事的前半段借用了霍去病征匈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的旧事，但把金人“变成”了佛像，把汉武帝“变成”了佛教的礼拜者。

第二幕：皇帝送别张骞。

画面下方是全画的主体：一位皇帝骑在高头大马上，侍从张着华盖；马前，张骞持笏跪拜辞行，身后随从持节牵马，驮着行装。榜题为：“前汉中宗既获金人，莫知名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名号时。”意思很清楚，皇帝虽然获得了金人，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神，于是派博望侯张骞通使西域大夏国，问这个金人的名号。

第三幕：大夏国里“验明正身”。

画面左侧，张骞一行跋涉于群山之间，终于抵达大夏。城中立着佛塔，门外有比丘观望。榜题残缺，但意思完整：问到了，金人就是佛像。

三幕之间并不是硬切。画师用一整幅青绿山水把它们缝在一起：远山如屏，河流曲折，近处的人马画得大，远处的人马画得小。山峦既是背景，也是情节的分隔线——山断在那里，故事就换一幕；山又连成一气，三幕便是一条走了约二十年的路。

六处破绽

一次系统的“角色转换”

这张画的问题不在于画工“画错了”，而在于它在几个关键节点上系统地、有意图地偏离了历史记载。

第一处，时代对不上。

佛教何时传入汉地，学界通行的说法是两汉之际。汉明帝永平年间（58年—75年）遣使求法、迎摄摩腾与竺法兰、建白马寺，是流传最广的一条线。汉武帝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比这早了一百多年。那时中原没有佛像，也没有“拜佛”这回事。可画上的佛，高肉髻、袒右肩、披袈裟，是标准的初唐敦煌样式。画师画的不是汉武帝眼前的像，而是他自己天天礼拜的像。

第二处，庙号对不上。

榜题写“前汉中宗”送张骞。汉宣帝刘询确实庙号“中宗”，但他是汉武帝的曾孙，公元前74年才即位。张骞第一次出使是公元前138年，第二次是公元前119年，两个时间点距汉宣帝登基都早了十年。更耐人寻味的是，同一幅壁画的第一段明明画的是“汉武帝”拜金人，到了第二段送别时却写成了“汉中宗”，前后自相矛盾，暴露出写榜题的僧人，对汉代典制并不熟，他只是照着一段现成的文字在改。

第三处，事件对不上。

甘泉宫里的两尊金人，不是汉武帝亲征得来的。元狩二年，即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击破匈奴休屠王，缴获了匈奴人祭天用的“金人”；同年秋天，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归汉，金人随之送入长安，汉武帝将其列在甘泉宫。

更要紧的是，金人究竟是什么，史书没有交代。《史记》《汉书》只说“祭天金人”，多大、几尊、什么模样、后来去了哪里，一概不载。它可能是一尊人形神像，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它是不是佛，没有任何证据。壁画却径直把它画成了佛。

第四处，目的对不上。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在公元前138年，目的是联络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第二次在公元前119年，旨在通好乌孙、打通并维护丝绸之路。整个行动是军事外交战略，与“问佛名号”毫无关系。《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里找不到任何“问金人名号”的影子。

第五处，行程对不上。

这是全篇最见巧思的一处“缝合”。

第一次出使，张骞本人确实到过大夏，这一点《史记》写得很明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可那时候还没有金人，他也就无从“问名号”。

第二次出使，有了金人作由头，张骞本人却只到乌孙。去大夏的，是他分遣的副使——“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

壁画取了第二次的由头，用了第一次的脚程，把相隔十九年的两件事，嫁接成了一个人、一趟路。

第六处，形象对不上。

画中送别张骞的皇帝，在视觉上被处理成光头、身披袈裟的模样，俨然一位“帝王形貌的僧人”。汉武帝或汉宣帝，穿着初唐佛教人物的装束出场，这已经不是细节失误，而是一种视觉上的“身份植入”：让观众在还没有读榜题之前，就先在直觉上接受“汉家天子本来就是亲近佛的”。

于是，在高大的金人、虔诚的皇帝、大夏的佛塔等元素共同作用下，完成了一次系统的“角色转换”：张骞从政治外交的开拓者，变成了佛教东传的“信使”；汉武帝从征伐匈奴的帝王，变成了佛的礼拜者；一个公元前二世纪的国家战略行动，变成了一场“佛教问名之旅”。

初唐佛道之争下的“时间争夺战”

弄清楚了它的破绽在哪里，那么问题来了：在敦煌如此重要的石窟里，为什么要画这样一幅满是明显bug（漏洞）的画呢？

其实，如果把这幅画放回它被绘制的时代——初唐晚期——它就不再是一幅孤立的“错画”，而是一件有着明确功能的宗教论辩作品。这件作品背后的核心，是一场持续多年的佛道之争。

佛道之争从佛教在中土站稳脚跟起就没有停过，争的核心是“谁先谁后”。相传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优劣，事后作《老子化胡经》，说老子西出函谷、远赴天竺化身为佛。佛便成了道家的晚辈；佛教方面也不示弱，搬出《清净法行经》，反过来说老子、孔子、颜回都是佛派到中土教化的弟子。此后刘宋顾欢作《夷夏论》，以华夷之辩贬佛。东晋还有慧远与桓玄的“沙门不敬王者”之争。

这些争论多半是义理与名分之辩，可一碰上皇权，就成了流血的事。李唐皇室姓李，攀老子李耳作祖宗，道教天然占了上风。贞观十一年，太宗干脆下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序位从此定死。高宗时又几番集僧道于殿前论衡，道教仍居先。直到武则天掌权、改唐为周，佛教才翻了身。所以初唐那几十年，正是佛教最憋屈，也最急于“找证据”的年代，《张骞出使西域图》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创作的。

把佛教传入的时间往前推，推到汉武帝时代，推到张骞“凿空”西域的现场，是一个一石二鸟的策略。第一，它借用了张骞无人不知的名人效应：连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都是替佛教“跑腿”的。第二，它暗示佛教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汉武帝亲自拜佛，只是暂时不知道名号而已。这对于在道先佛后的现实格局中争取生存空间的初唐佛教来说，远比任何教义辩论都更有传播效力。

这幅画所在的第323窟，本身就是一部“佛教东传编年史”，是敦煌石窟群中极为罕见的、以佛教史迹画为全窟主题的“原创性”洞窟。主室南北两壁的上部，画了八幅佛教史迹画，从汉代的张骞出使、汉武帝拜金人，一路画到隋代的昙延法师祈雨。其间有佛图澄洗肠、阿育王拜塔、康僧会求舍利、西晋石佛浮江、东晋扬都金像出渚。八个故事排下来，是一部从佛入中土到唐以前的图像通史。

既然是一部通史，第一页就必须是“佛”。张骞出使排在卷首，它就不能只是一个外交故事，它必须是佛法东来的起点。

至于这画出自谁手，有学者推测与道宣一系的律宗僧人有关。道宣是初唐名僧，重戒律，也重史传、感应与瑞像。第323窟东壁门两侧，画着一整排罕见的戒律画——僧人宁投火坑、宁割其舌、宁以热铁箍身，也不肯破戒受供养。以这样的篇幅画戒律，在整个敦煌只此一见。

一张“照骗”的历史地位与艺术分量

然而，如果仅仅因为“内容不实”就贬低这幅画，就错过了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一份被制造出来的“历史记忆”的标本，也是一个时代艺术创造力的直接见证。

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它是敦煌现存同类题材中创作时间最早的，也是第323窟佛教史迹画序列中年代最早的一幅。它让我们看到，在初唐的敦煌，丝绸之路的“凿空”记忆已经不再仅仅属于政治史和外交史，它被吸纳进了佛教的传播叙事，成为宗教用来确认自身“中国渊源”的图像资源。

同时，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张骞形象之一。在这幅壁画之前，张骞只活在竹简和绢帛的记载里；从这幅壁画起，他有了脸，有了姿态，有了手里那根旌节。

从艺术上看，这幅画在敦煌壁画史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画的背景是一整幅青绿山水，以石青、石绿为主调。一千三百年过去，颜色褪了，那层青绿还在。敦煌研究院的评价是：“第323窟的山水画标志着莫高窟唐代山水画的高峰。”

画面布局上，它以“U”形叙事结构把三个时空段落编织在同一个青绿山水框架中，以山峦的起伏来引导和分割情节，使连续的故事在静止的壁面上获得了流动感。

在空间处理上，它首次在敦煌壁画中采用了“近大远小”的透视手法：张骞一行的马匹半藏于山后，远处的大夏城郭被有意缩小，以视觉上的尺度差异来暗示路途的遥远与跋涉的艰辛。它把西域式的纵深经营嵌进中原的散点构图，两套空间观念在一幅壁画里并存，这在敦煌中古壁画的技法中，是一个罕见的样本。

还有榜题与图像的配合。画讲故事，字作旁证，图和文互相印证，这是中国早期“图文互证”的范本。后世的连环画、壁画故事画，走的都是这条路。

最后是细节。汉式的殿堂、唐式的仪仗、马的鞍具、使者的服饰、曲柄华盖、笏板、旌节——两个朝代的物质生活，都呈现在这一面墙上。

站在第323窟的北壁前，你看见的其实是两群人：一群是公元前二世纪走在戈壁上的使者，一群是七世纪在油灯下画画的僧人。张骞早已走远，僧人把他请了回来，请他替自己的信仰作证。

文/简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