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深夜处理公务时,把厨师于存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项不同寻常的任务:准备外事宴请,给来华的美国客人做饭。于存没有想到,自己多年研究家常菜的手艺,竟会成为外交工作中的一环。
毛泽东对他说:“中美关系要发生变化,你去给美国人做饭,让他们见识一下中国厨师的手艺,能不能做到?”
于存当即答应。
这份信任并非偶然。早在1965年,于存还在北京饭店工作时,便被调入中南海。那年他29岁,虽然从部队炊事班一路干起,却已经在名厨身边学过川菜、淮扬菜和粤菜,积累了扎实功底。
真正让他感到压力的,是服务对象的饮食习惯。毛泽东年过七旬,作息不固定,吃饭也没有严格的一日三餐。有时工作到深夜,饿了才用餐。饭菜不能太硬,口味不能过分铺张,分量也要根据身体状况调整。
于存后来回忆,毛泽东不喜欢把饭菜做得花里胡哨,更看重实在和可口。一次,于存摆了一桌色彩繁复的菜,毛泽东看后便提醒:“好吃就行,不要学大饭店的样子。”
话说得平常,却给于存定下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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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从细节入手。麻辣牛肉要炖得软烂,红烧鱼要改进做法,鱼刺还要一根根剔净。于存曾做过一道炸土豆饼,土豆泥里加入牛奶、白糖、黄油和面粉,炸好立即端上餐桌。毛泽东很喜欢,一次连吃了几个。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不迷信名贵食材,粗粮、玉米、白薯和普通蔬菜,照样可以端上餐桌。于存要做的不是炫技,而是把寻常食材做得合口、易消化、有营养。这种朴素要求,反而最考验厨师功夫。
按当时规定,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通常不宜长期任职。于存工作三年后曾被调离,新厨师上任,却一度难以适应毛泽东的口味,饭量明显减少。中南海工作人员商量后,于存又被调了回来。
这件事让他明白,厨艺高低只是一个方面,长期相处形成的了解同样重要。知道什么菜该软一些,什么味道该淡一些,什么时候不宜端鱼,都是靠日积月累摸索出来的。
毛泽东还常提醒于存学习文化知识。他说,厨师不可能一辈子只做饭,将来总要有新的工作。于存听进去了,工作之余开始读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便请教。一个炊事员的职业道路,也因此慢慢发生变化。
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于存负责了部分餐饮准备。席间,外方人员对火锅产生兴趣,询问菜肴来自哪里。于存回答,这是川菜。对方又问他是否去过美国,他笑着说工作忙,还没有机会。
不久后,其他美国客人来华,于存再次承担接待任务。此后,他还为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来华贵宾准备过饭菜。餐桌上的菜肴并不只是味道问题,也承载着对中国饮食文化和待客方式的展示。
于存没有把这些经历看成个人荣耀。他更在意的是把每一次任务完成好,既不能失去中国菜的特点,也不能忽视客人的口味。对一名厨师而言,这种分寸感比做出一道复杂菜式更难。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于存守在遗体旁三天,随后病倒。离开中南海后,他回到北京饭店,又承担多次外事接待工作。心脏病反复发作后,他仍坚持授课,培养年轻厨师。
1981年,于存随烹饪团赴日本东京交流。1983年,中国科技大学聘请他担任营养学教授,他成为较早走进高校授课的厨师之一。那时,他已经不只是掌勺的人,也在讲授营养、烹饪和饮食规律。
于存54岁时因心脏病去世。留在许多记录里的,不仅是他做过哪些菜,更是那句朴素的要求:饭菜不在排场,关键要让吃饭的人真正觉得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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