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者先出局：一个假技术，为何骗了一群聪明人？

有这样一些“好的故事”，它们从一开始就趋近完美，以至于人们很少去质疑它是否真实。《坏血》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创业者，假称几滴指尖血就能检测癌症等众多疾病，可颠覆整个医疗检测行业。这个技术改变世界的完美故事维持了长达12年之久，其间质疑者被早早踢出局，无数名流深信不疑。为什么会这样？

撰文 | 雨墨

11年前，一滴血测癌的惊天骗局在《华尔街日报》记者的重锤之下，被揭露于世。骗局的创始人、一度有“女版乔布斯”之称的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的身价也在不久后从45亿美元归零，她本人如今正在监狱服刑。多年来，各国媒体对这个本世纪最富戏剧性的惊天骗局都有连篇累牍的报道。但是，这没有妨碍该故事在近日被拍成实验纪录片后成为美国票房的黑马。

恰好，讲述这个故事的书“Bad Blood: Secrets and Lies in a Silicon Valley Startup”（有两个中文翻译版，最新的叫《坏血：“女乔布斯”和她的高科技初创公司骗局》，上海译文出版社）放在笔者书架上已经很久了，恰好在纪录片上映前，我才有时间断断续续把它读完。此书的作者约翰·卡雷鲁（John Carreyrou），正是当年通过系列报道揭露骗局的《华尔街日报》的调查记者。《坏血》这本书可以看作是约翰·卡雷鲁调查过程的完整记录与延伸。凭借相关报道，他获得了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而本书出版后也获得了包括英国《金融时报》与麦肯锡年度商业图书奖（FT & McKinsey Business Book of the Year）在内的多项重要奖项。

左侧：BAD BLOOD一书的英文原版封面；右侧：霍姆斯照片

在这本书里， 约翰·卡雷鲁讲述了当时年仅十九岁的斯坦福大学辍学生伊丽莎白·霍姆斯和其创办的美国硅谷医疗初创公司希拉洛斯（Theranos）的兴衰历程。

谈起伊丽莎白·霍姆斯和希拉洛斯公司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是风头无两。公司旨在开发一种技术，通过指尖采集的几滴血就能完成多项血液指标检测，提供更加便捷、快速且低成本的医疗服务。而利用传统检测仪器，获得这些检测指标通常需要抽取较多静脉血，并依赖多台设备分别完成，流程相对繁琐，耗时也更长。这个想法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公司也因此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获得了数亿美元的投资，并招徕了包括政商两界重要人物在内的知名人士进入董事会，为其背书。随着公司发展，希拉洛斯与 例如与美国知名社区连锁药店品牌沃尔格林（Walgreens）等企业建立合作，将其血液检测服务推向大众。公司估值最高时达到约90亿美元。与此同时，伊丽莎白·霍姆斯本人也成为美国最受瞩目的年轻创业者之一，甚至被拿来与苹果品牌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相提并论，她自己也有意识的将自己打造成“女版乔布斯”的形象示人，可谓风光无限。

然而，这样一个“好的故事”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其所宣称的成就，并没有建立在与之相匹配的科学证据之上。事实上，希拉洛斯公司从未真正研发出其所宣称的滴血检测技术。

实际上，在伊丽莎白·霍姆斯的带领下，公司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传统实验室设备，而非对外宣称的那套革命性技术；同时，公司对投资者、商业伙伴、员工以及患者隐瞒了许多有关检测方法和技术能力的关键信息，部分检测结果也并不可靠。一些员工在发现问题后提出了质疑。然而，随着技术问题越来越难以掩盖，公司并没有首先选择重新验证技术、承认局限或暂停推进，而是越来越诉诸于严格保密，信息隔离，和对内部质疑不断打压的措施，让故事继续讲下去。

最后，部分离职员工向《华尔街日报》记者约翰·卡雷鲁（John Carreyrou）提供线索，促使他开始对公司展开调查。

约翰·卡雷鲁不辱使命，通过对150多人的数百次采访，逐步揭示了希拉洛斯公司对外宣称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差异。相关报道发布后，公司面临监管审查，商业合作关系破裂，声誉迅速崩塌。随后，希拉洛斯停止运营，伊丽莎白·霍姆斯及其合伙人桑尼·巴尔瓦尼（Sunny Balwani）被指控欺诈。

最终，他们双双锒铛入狱。

这只是一个人的骗局吗？

的确，为了讲好这个“好的故事”，伊丽莎白·霍姆斯欺骗了很多人，也通过各种粗暴的管理手段，不断打压说真话的同事。

她对外隐瞒了她与合伙人桑尼·巴尔瓦尼的恋爱关系；在日常工作中，她有时会通过不透明的行程安排和信息传递方式，刻意维持一种难以接近的权威感，从而强化对公司的控制。在滴血检测这项核心技术上，她在多个关键环节，在不同的场合，向不同对象，做出了具有误导性的陈述。她向投资者反复强调希拉洛斯公司的检测技术已经可以在少量血液样本上稳定运行，并暗示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已经接近甚至优于传统实验室设备。然而，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公司内部的工程和实验数据并不能支持这一点。

在与商业合作伙伴的谈判中，例如与沃尔格林连锁药店的合作推进过程中，伊丽莎白·霍姆斯精心设计，巧舌如簧，通过有选择的信息披露，使对方相信该技术已经具备大规模部署的条件；即使她在向合作方和投资者实地演示，设备频繁出现故障的时候，她也往往将其归结为无关紧要的网络信号或操作问题，从容应对，毫不怯场，从未迟疑。她会不失时机的暗示或者夸大与大型制药公司或者机构的合作关系和技术验证程度，让外界误以为这项技术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可。然而，在随后的实际操作中，公司在相当程度上仍依赖传统设备来完成检测，并将这些结果作为其滴血检测仪器的输出结果反馈给合作方。在实际运营过程中，这样的操作在临床层面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些患者收到的检测结果来自并未经充分验证的流程，从而影响了后续的医疗判断。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她的叙事，伊丽莎白在公司内部推行强势管理，使得希拉洛斯公司逐渐进入这样一种状态：维护“我们正在创造革命性技术”的叙事，开始比确认技术是否真正有效更加重要。公司员工被划分在高度隔离的团队中，很多人只能看到各自负责的部分，很难了解整个技术体系的真实状况。偶尔有提出质疑的人，他们不仅没有得到鼓励，反而可能被视为对公司和伊丽莎白个人的不忠诚，遭到排斥和打击。于是，研发过程中本应发挥纠错作用的批评机制，在公司内部逐渐变成了需要被控制和消灭的对象。当一个公司开始只专注于保护自己的“好的故事”，而不能同时保证能够获得验证这个故事的证据时，问题就已经不再只是某个技术细节的失败，而是整个组织的认知机制发生了变化。

然而，如果把这个故事简单理解为一个富有野心的创业者及其公司的欺骗行为，似乎过于简单。为什么一个影响如此广泛，却连最基本的科学技术问题都没有解决的项目，能够在长达12年（2003-2015）的时间里，获得来自投资者、董事会、商业伙伴乃至公众的持续信任？为什么在如此长时间里，没有人能有效地识别并揭开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希拉洛斯公司从来不是伊丽莎白·霍姆斯一个人的项目，而是一个由许多不同角色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面对重大丑闻，人们往往倾向于把责任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因为这样最容易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个“坏人”欺骗了大家，最终受到了惩罚，随后一切恢复正常。这种解释很容易让大家心满意足，但它也可能成为制度机制逃避责任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把伊丽莎白·霍姆斯看成一个极端特殊的“老鼠屎”，那么其他参与者和机构就可以认为自己基本没有问题，只是碰巧遇到了一个异常不诚实的人，为其所累。然而，如果一个人能够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持续不断地夸大其技术能力，并且不断累积获得数十亿美元级别的社会信任，这难道仍然只是一个人的问题吗？

质疑是如何从科学过程中移除的？

相信本身并不是完全理性的。

对于参与其中的各色人等而言，相信伊丽莎白·霍姆斯所描绘的故事本身往往伴随着切实的现实利益。投资者看到了巨大的经济回报，商业合作方嗅到了潜在的技术突破和抢占市场先机的契机，政治人物和董事会成员提高了他们致力于“提高医疗、造福病患”的社会声望，媒体捕捉到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年轻女性创业者颠覆医疗行业”的励志故事，而公司内部的一些员工也愿意相信自己正在参与一项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遑论给他们的职业发展所带来的想象空间。

显然，他们当中有的人主动参与了欺骗，有的人可能明知存在问题却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选择沉默，有的人没有严格履行监管和调查的职责。而在另一些具体情境中，这种“愿意相信”也源于美好的愿景，并不曾有所亵渎，只是恰好被当时自己所处的情景所影响，影响了自己的判断。

北美大型食品与药品零售商西夫韦（Safeway）的高管拉瑞·伦达（Larree Renda）在与希拉洛斯公司商谈推进合作的过程中，她的丈夫正在与肺癌病魔作斗争。他必须经常进行抽血检测，而每一次抽血都是一次身心和肉体的折磨。因此，伦达对这样一种能够更便捷、更早发现问题的检测技术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对她而言，这项技术并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项目，更为自己解决现实困境提供了可能性。当一个叙事不仅承诺未来的回报，还回应了一个人当下真实而迫切的需求时，人们对其保持信任的门槛往往会被无形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相信不再只是对证据的判断，也是一种带有情境和情感基础的选择。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越接近问题本身的人，往往越容易相信一个看似能够解决问题的答案；而越远离具体后果的人，反而更有余地保持怀疑。

与此相对，那些真正关心问题本质的人——例如反复检验数据、质疑方法可靠性、要求独立验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的质疑可能会延缓项目进展，打断合作节奏，甚至威胁已经形成的利益结构，结果反而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在人人都想听到“好的故事”的环境中，质疑不再被视为科学过程的一部分，而被解读成一种破坏力。于是，一个原本应当通过不断提问来接近真实的系统，逐渐演变为一个更倾向于筛选和强化“符合预期的信息”的系统。当然，把所有人都归为“共犯”当然不公平，但反过来，把整个失败几乎全部归结为伊丽莎白·霍姆斯一个人，同样无法解释骗局为什么能够持续如此之久。事实上，在不同的阶段，的确有人提出过质疑，而这些质疑的声音却最终未能改变什么，质疑者反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面对质疑，伊丽莎白·霍姆斯善于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这项颠覆性技术能够带来的长期愿景。如果你看她的各种公开访谈，你很容易就能够发现这一点：她很少具体讨论她的检测设备的技术原理和可行性，总是运用她经过刻意包装的低沉的磁性嗓音，一遍遍诉说这项机会将会给未来的医疗服务带来怎样革命性的改变。对于现实中的技术性问题，她总是轻描淡写的描述为公司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波动，而非技术本身的缺陷。于是，一个本应回答“技术是否成立”的问题，被悄然转变为“我们是否还愿意相信它最终会成立”的故事。

这种叙事显然相当有效。书中提到一个事件，面对已经决定撤销伊丽莎白公司CEO职务的四位董事会主要成员，她仅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成功说服他们收回成命，事件最终以质疑者被伊丽莎白“清洗”出公司而告终。对于已经在项目中投入判断与声誉、同时又缺乏直接评估技术能力的董事会成员而言，继续给予时间，往往比立即推翻既有判断更容易被接受。结果是，原本可能触发结构性调整的压力，被重新吸纳进对未来的期待之中，危机得以暂时化解。

当质疑不再引向验证，系统不再纠错，开始围绕“维持叙事”展开，在这样的系统当中，叙事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未来的方式，它同时也成为一种分配预期利益的机制，每个人都害怕错过这班通往未来的特快列车。而恰好这个故事能够同时满足多方的期待，维持对这个故事的信任，就变得比验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更加让人热心，让人充满激情。

如果我们把视角再往后拉一步，这种“愿意相信”的机制，并不仅仅出现在商业或科学领域。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因为愚蠢才会被欺骗，而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愿意相信一些事情。正如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说，人类之所以能够形成复杂的社会协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某些“共同虚构”的相信。我们不仅能够想象出一个尚未存在的世界，还能够与他人一起相信这个世界，并据此做出行动。

伊丽莎白·霍姆斯和希拉洛斯公司的故事，正为这一点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注脚。

伊丽莎白·霍姆斯和希拉洛斯公司能够一路走向巅峰，与其背后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和背书密不可分。董事会成员中包括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前参议员萨姆·纳恩（Sam Nunn），以及长期活跃于外交与安全事务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人。这些名字本身所代表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使公司在公众与投资者眼中具备了远超一家初创企业的可信度。

然而，“有影响力”与“有能力判断一项复杂医学技术是否可靠”并不是同一件事。这些人在各自领域无疑经验深厚，但他们的专业背景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与公共事务，而非生物医学或实验室诊断技术。我想，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大概未必能够评估分子诊断技术，一个经验丰富的投资人未必能够判断实验数据是否合理，一个拥有巨大社会声望的董事会成员也未必能够识别实验室技术中的关键漏洞。在这种情况下，背书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增强信任，而不是提高判断的准确性。结果是，一种本应依赖技术验证来建立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声望所替代。

这从一个侧面触及了伊丽莎白和希拉洛斯公司所进行的医学科学研发与普通商业活动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商业创新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容忍试错，甚至可以先推出产品，再根据市场反馈不断迭代；但医学和生命科学不能简单地采用同样的逻辑。一个软件产品出现问题，用户可能只是换一个版本；而一个医学诊断技术出现错误，很大可能会直接影响患者的诊断、治疗，甚至生命。因此，科学研究体系发展出了非常严格的自我纠错机制：实验需要重复，结果需要独立验证，方法需要受到同行审查，数据需要能够被质疑，研究者需要充分讨论局限性，而新的结论必须允许被后续证据推翻。这些看似繁琐的程序，并不是科学创新的障碍，而恰恰是科学能够区分真正的科学技术突破与完美故事叙事的有力保障。

希拉洛斯公司的问题并不只是技术上没有取得预期的突破，而是它在整个过程中一步步不断削弱了科学进程中的自我纠错机制。商业竞争中的保密原则原本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合理手段，但在希拉洛斯公司，它被伊丽莎白熟练运用成为限制信息流动的工具；组织的高度分工原本可以提高效率，却同时让员工难以看到完整的问题；社会上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对创始人和其公司的信任原本可以促进合作，但最终却使许多人在面对异常时降低了警惕。更危险的是，当内部人员提出技术上的质疑时，公司没有把这些质疑当作发现错误的机会，而是越来越倾向于把质疑者当成阻碍公司发展的因素。于是，一个原本应该不断验证“这项技术是否真的有效”的科学体系，逐渐变成了一个努力证明“这项技术必须有效”的叙事。

不必担心怀疑阻碍创新

毫无疑问，伊丽莎白·霍姆斯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重大责任。她做出了直接欺骗的决定，在技术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仍然对外宣传公司的能力，并且持续推动相关商业和临床应用，很多人认为她是一个病态撒谎者（pathological liar）。她最终受到刑事追责，在法律意义上是有充分理由的。但仅仅通过一个或者几个人的谎话，就能够让这样一个明显存在严重科学问题的公司，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获得投资者、董事会、商业伙伴、媒体乃至整个社会的信任？

美国科学史家霍勒斯·弗里兰·贾德森（Horace Freeland Judson）的著作《大背叛：科学欺诈史》（The Great Betrayal: Fraud in Science）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如果你对贾德森不熟悉，他的另一本详细记述20世纪分子生物学黄金时代发展历程的科学史经典著作《创世纪的第八天》，你大概率会有所耳闻）。贾德森在这本书中分析了历史上的科学造假案例，从广阔的历史视角考察科学欺诈、数据伪造、抄袭以及其他违反科学规范的行为，并进一步讨论了科学理想与现实制度之间的矛盾。科学建立在诚实、开放、批判和自我纠错之上，但科学家毕竟也是处在现实制度中的人，他们受到职业竞争、声望、经费、发表压力、个人利益以及组织权力结构等“激励机制”的影响。科学的不端行为并不能完全解释为少数“坏科学家”的道德缺陷，它同时也是科学制度如何运行的问题。

伊丽莎白·霍姆斯和希拉洛斯公司的案例尤其值得从“激励机制”来理解。硅谷文化强调颠覆、速度、雄心和远大的愿景，是“弄假直到成真”理念（Fake it till you make it，或作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的践行地，风险投资则天然寻找那些可能产生巨大回报的项目，媒体倾向于关注能够代表未来的故事，而企业内部又可能因为竞争和权力结构而奖励忠诚、压制异议。这些机制本身并没有明显的黑白对错，创新确实需要承担风险，创业也需要相信尚未实现的未来。但当这种文化进入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时，就必须受到更加严格的科学规范约束。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一种文化奖励人们去说服别人相信一个尚不存在的未来，另一种文化则要求人们不断检查证据是否足以支持这种信念。前者激励创新，后者限制错误。真正健康的科学创新并不是消除这种张力，而是让二者保持平衡。创新需要想象力和冒险，但越是具有潜在临床影响的创新，就越需要独立验证、公开质疑和严格的证据标准。怀疑并不是创新的敌人，而是防止创新变成幻觉的机制。

《坏血》和《大背叛》最终指向同一个问题：科学之所以值得信任，并不是因为科学家天然比其他人更加诚实，或者永不犯错，而是因为科学建立了一套能够不断挑战权威、检验证据、纠正错误的方法。如果这些机制被资本、声望、权力或者系统文化逐渐削弱，那么科学就可能失去最重要的优势。

读完全书，再看中文版书名中“女乔布斯”这几个字，多少带有一点讽刺意味。

伊丽莎白·霍姆斯在公司办公桌放了一张简报，是从一份关于希拉洛斯公司的媒体报道上剪下来，上面有句活，出自斯坦福大学教授，公司董事会成员，她的老师钱宁·罗伯逊（Channing Robertson），是这样写的：“你开始意识到，你正望着另一个比尔·盖茨或史蒂夫·乔布斯的眼睛。”

的确，伊丽莎白一直在模仿乔布斯式的叙事与个人风格，也成功讲述了一个关于未来的“好的故事”。但两者之间最关键的差别，或许并不在于个人魅力，而在于你所讲的故事，能否经得起现实的反复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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