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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秋天,我拿着三万六千块买断工龄的钱,走出红星机械厂的大门。
副厂长贾诚站在二楼窗口,冲我笑着挥手。
那笑让我浑身发冷,因为它跟上一世那场车间大火前夜的画面一模一样。
我把钱揣进怀里,上了回村的中巴车。
车开动时,我闭着眼默默数日子。
还有半年,1999年3月16日——那场大火,会要了我的命。
01
中巴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了三个多小时,到刘家村时天已经擦黑了。
村口老槐树下聚着一堆人,看见我从车上下来,眼神都怪怪的。有人小声嘀咕:“这不是老刘家那个在城里当工人的吗?咋回来了?”
我没搭理他们,背着包往家走。
院子里,父亲刘德厚正在劈柴。他抬头看见我,手里的斧头顿住了。
“回来了?”他问。
“嗯。”
“明天回厂?”
“不回了。”
父亲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把斧头往地上一扔:“你说啥?”
“我买断工龄了。”
“多少?”
“三万六。”
那晚,父亲把饭桌掀了。碗盘碎了一地,白米饭撒在砖地上。母亲魏素娥蹲在地上捡,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
孙秀兰站在厨房门口,脸色发白,两只手攥着围裙边,攥得指节都泛白了。她没说话,转身回了房,把门关上了。
那夜我没睡。躺在那张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糊的旧报纸,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上一世的记忆。
我叫刘永富,今年四十岁。
在上一世,我在红星机械厂干了二十三年,从学徒干到技术骨干。
1999年3月16日夜里,车间电路老化引发大火,我当时在值班,冲进去救设备,结果被烧死在冲压机旁边。
那场火之后,厂子就倒了。
贾诚卷了钱跑了,三百多号工友全部下岗。
老胡后来去南方打工,被机器绞断了一只手。
小李的老婆跟人跑了,他一个人带着孩子,穷得连奶粉都买不起。
我死了之后,不知道怎么就醒了,发现自己躺在1998年的出租屋里。桌上放着那份买断工龄的协议书。
我犹豫了三天,最后还是签了。
不是因为我不在乎那厂子。是因为我得换个活法。
上一世,我在厂里熬了二十三年,最后换来什么?一把火,一条命。这一世,我得先活下来,才有机会做点别的。
只是有些路,走得太急,走得旁人都看不懂。
第二天一早,孙秀兰端了碗稀饭放在桌上,眼睛红红的,明显哭过。
“你真不回去了?”她小声问。
“那咱家往后咋办?”
“我有打算。”
“啥打算?”
我没回答,低头喝粥。
不是不想说,是我没法说。
我能告诉她,我重生了,我知道再过半年县城里的粮食要涨价,知道明年春天县里要推广新型鸡苗技术,知道三年后农村会兴起养殖热?
说了她也不会信。
孙秀兰看我不说话,把碗一推,起身走了。
我坐在桌前,把粥喝完。然后翻出那三万六,数了数,分成两沓。
一沓留着过日子,一沓准备用来干点事。
回村的第三天,我开始挨家挨户串门。村里人看我眼神都怪,有人问:“永富,你不在城里上班了?”
“不上了。”
“那干啥?”
“打算在村里养鸡。”
那人听了,笑了一下,没再说话,但那个笑容里的意思很清楚——刘家大儿子脑子有毛病。
我没当回事。回到家,我开始收拾院子后面的空地。
孙秀兰站在门口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问:“你到底想干啥?”
“我说了,养鸡。”
“你养过鸡吗?”
“没养过,可以学。”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转身进屋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肩膀在抖。
那天晚上,父亲刘德厚来了。他站在院子门口,看着满地乱堆的木头和水泥,脸色很难看。
“你要在这养鸡?”
“你疯了!”
“我没疯。”
“你在城里好好的工作不要,回来干这个,你让我的老脸往哪搁?”
我没吭声。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临走时扔下一句话:“丢人!”
我蹲在地上,把一根根木料摆好。手被木刺扎破了,也不觉得疼。
夜深了,村里静悄悄的。
我坐在院里,看着头顶的星星。
上一世,我死的那天晚上,也是这样的星空。
我突然想起那场大火,想起机器被烧红时发出的声音,想起那种窒息感。
我打了个寒战。
可我不能怕。这一世,我得把路走宽了。
头一个月,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砸在鸡舍上。从县里买了孵化设备,建了温控室,还专门去县农技站学习了三天。
孙秀兰嘴上不说,但开始帮我搭把手了。
有时候看她在院子里忙活,满头是汗,我心里酸酸的。
我欠她的,上一世也欠。
那时候我在厂里加班,她一个人带孩子、种地、伺候老人,从来没抱怨过。
这一世,我想让她过得好点。
可是好日子,不是想有就能有的。当头一棒,说来就来。
第一批鸡苗到的那天,我兴奋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蹲在温控箱前,看着那些毛茸茸的小家伙,心里美滋滋的。
可是第三天,出事了。
鸡苗开始一只一只地死。
刚开始是十几只,我以为是温度没调好。调了温度,还是死。
到第五天,死了上千只。
我蹲在温控箱前,看着那些小鸡蹬蹬腿、翻了白眼,手控制不住地抖。孙秀兰站在旁边,眼泪扑簌簌地掉。
“你不是说你学了吗?”她哭着问。
“我学了……”
“学了咋还死?”
我没法回答。我确实学了,但学到的理论跟实际操作是两码事。书上的温控曲线、湿度标准、通风频率,到了实际环境里,全都不是那么回事。
村里人又开始说闲话。有人站在我家院门口指指点点:“看见没?城里回来的‘大学生’,连鸡都养不活。”
我蹲在地上,把那些死鸡一只一只埋了。土里的腥味混着心里的酸楚,让我差点吐出来。
那几天,我整夜整夜睡不着。
孙秀兰也不跟我说话了,做好饭放在桌上,我吃不吃随我。
父亲刘德厚更是看都不看我一眼,从我身边走过时,连个正眼都不给。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院里,翻那本从县里借来的养殖手册。翻到温控那一章,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突然脑子一激灵。
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书上的温控曲线是针对成年鸡的,鸡苗前三天需要的温度要高得多,而且不能忽高忽低。
我调的曲线是成年鸡的,虽然初期温度对了,但降温曲线太快,鸡苗受不了。
找到问题的那个晚上,我跑去镇上买了一箱方便面,守着温控箱熬了三个通宵。
我把温控曲线重新调了,每两小时记录一次温度,画出一条平滑的降温曲线。
第四天,鸡苗不死了。
第五天,鸡苗开始吃食了。
孙秀兰站在温控箱前,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小鸡,眼泪又掉下来了。这次,是高兴的。
“活了?”她问我。
“活了。”我嗓子都哑了,但还是笑了。
第一批小鸡出栏那天,我骑着三轮车,拉着三百只鸡苗去了邻村。
养殖户看了一圈,问:“你这鸡苗跟县里卖的不一样?”
“不一样。这是新品种,抗病率高,出栏时间短半个月。”
“真的假的?”
“你可以先养一批试试,不要你钱,养好了再给。”
养殖户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一个月后,他骑着摩托车冲到我家里,手里攥着一沓钱:“你那个鸡苗哪来的?我全要了!”
那一单,我赚了六千块。
孙秀兰数钱的时候手都在抖。她抬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永富,真能成?”
“能成。”我说。
那是我重生后第一次,觉得脚步稳了。
02
回村两个月,我终于有了底气。
第一批赚了六千,第二批赚了八千。加上买断工龄剩下的钱,手里一共攒了差不多五万块。在1998年的农村,这不是小数目。
孙秀兰脸上终于有了笑模样。每天早上起来先去温控室转一圈,再回来做饭,走路时脚步都轻快了不少。
父亲那边虽然还是不主动跟我说话,但偶尔会站院门口,往里面瞟一眼。
有次我买回来几袋饲料,他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最后走过来,帮我搬了一袋,搬完就走了。
我知道他在慢慢接受。只是老一辈的人,脸皮薄,嘴上说不出来。
我趁热打铁,又添了两台孵化设备,把规模翻了一倍。同时托人去县里打听,看能不能联系上种鸡场,直接拉种蛋回来孵,成本能降不少。
那些天,我每天都忙到后半夜。身上沾满了鸡粪味,手上全是饲料粉。
孙秀兰有时候半夜端碗面进来,看我一身灰,叹口气:“你说你,在厂里当个工人多好,非要回来受这个罪。”
“在厂里是给别人干活,现在是给自己干。”
“那还不是一样累。”
“不一样。”我吸了口面,“累得值。”
那段日子虽然苦,但心里踏实。
我甚至在某个瞬间觉得,也许这一世就这样过下去也挺好。
养鸡赚钱,供孩子读书,给老人养老,平平淡淡把日子过完。
可我知道,没那么容易。
上一世,我是在1999年3月16日死的。现在是1998年12月,还有三个月。
那三个月里,会发生很多事。
县里会出台农业机械补贴政策,农村的养殖业会迎来一波高潮,而我需要趁着这个机会,把规模做大,才有足够的本钱去干更重要的事。
但我没想到,变故来得那么快。
那天我正在鸡舍里清粪,听到院门口有人喊:“永富哥在吗?”
我探出头,看见一个瘦瘦的男人站在外面。四十来岁,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仔细一看,是厂里的老同事张明。
我心里咯噔一下。
“老张,你咋来了?”
张明走过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他在院里站着,看着那些温控箱,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永富哥,听说你在这发财了?”
“发啥财啊,糊口罢了。你咋找到这里的?”
“你妈给我指的路。厂里有人抄了你的地址。”
“出啥事了?”
张明抿了抿嘴,从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老胡让我带给你的。你自己看。”
我把信拆开。老胡的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心情不好写的:“永富,厂里已经四个月没发工资了。贾诚把车间三台最好的设备卖了,说是要更新机器,但钱去哪了没人知道。工友们闹了好几次,他连面都不露。”
“上个月,有人看见贾诚在省城买了栋房子。大家心里都明白,他这是要把厂子搬空。”
“前几天,县里有人来说,要把厂子转给私人。贾诚正在跟他姐夫的公司谈收购的事,估摸着要过年的时候敲定。”
“永富,我知道你走了,咱们欠你的。但厂子要是没了,咱们这三百多号人往哪去?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信下面是几十个名字——李建国、王志刚、陈大勇、赵铁柱……都是我在厂里一起干过的兄弟。
我把信折好,放进兜里。
张明看我脸色不好,小心翼翼地问:“永富哥,你能回去一趟不?”
“回去能干啥?”
“厂里的人都听你的。你回去跟我们闹一闹,把贾诚的事捅到县里去,说不定能拦住厂子被卖。”
“闹完了呢?厂子还是人家的。”
“那也不能看着他吞了大家的饭碗啊!”
我没回答。
不是不想帮,是我知道,这事没那么简单。我现在回去,就算能拦住贾诚一次,也拦不住他第二次。只要贾诚还在厂里,我干的都是白干。
上一世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就是为了救厂子才死在那场大火里的。
我需要一个更稳妥的办法。
“老张,你先回去,我跟老胡联系。”
张明走了,临走时回头看了一我眼,那眼神里带着祈求,又带着失望。
我把那封信压在了抽屉最底层,没跟孙秀兰提这事。
可这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时不时就疼一下。
那几天,我干活时总是走神,有两次差点把孵化器的温度调错了。
孙秀兰看出来了,吃饭时问我:“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没事。”
“你别骗我。”她放下筷子,“你在村里养鸡养得好好的,眼看过年就能松口气了,你可别犯傻。”
“我没犯傻。”
“那你这几天黑着个脸干啥?”
我没说话。她盯着我看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永富,咱家现在刚好过一点,你别再去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我没想管。”
“你最好是真的。”
那顿饭,我吃得没滋没味。
夜里我睡不着,翻出那封信,在屋里来回走。
老胡说的那些话,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
四个月没发工资,三百多号人没饭吃。贾诚在省城买了房子,厂里最好的设备被他卖了。
最让我睡不着的是下一句——有人看见贾诚晚上带着人进车间,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
上一世的那场大火,就是在设备被撤换后发生的。电线短路,引燃了地面的机油,火势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
我死的那天,贾诚说他不在现场。可我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他最后一个离开车间。
我在屋里走了大半宿。孙秀兰醒了,也不说话,就侧着身子看着我。
天快亮时,我有了决定。
上一世我死得窝囊,这一世我不能让那场火再烧起来。
可怎么阻止贾诚,我得用脑子。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镇上的邮局,给老胡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响了很久,老胡接起来时声音沙哑:“喂?”
“老胡,是我。”
“永富?你现在在哪?”
“在村里。你信我看了,厂子的事我都知道了。”
“那你……”
“你先听我说。厂子的事,我有主意,但不能现在回去。”
“为啥?”
“贾诚还在厂里,我回去也没用。他找个借口就能把我打发走。就算我闹到县里,他拍拍屁股走了,厂子还是转给他姐夫。”
“那你说咋办?”
“让他把厂子败到底。”
“啥?”
“他越败,工友们就越恨他。等所有人都看清他是什么人,他再想翻身就翻不动了。到时候,我回去,工友们才会死心塌地跟着我干。”
电话那头沉默了。
“永富,你这话说得……是不是太绝了?工人们都快活不下去了。”
“老胡,你信我不?”
“信。”
“那听我的,先扛过年。年后,我去县城找你们。”
老胡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行,我听你的。但你得保证,不能让厂子真的没了。”
“我保证。”
挂了电话,我站在邮局门口,看着灰蒙蒙的天。
保证好说,做起来难。
03
回村第三个月,第一批赚的钱我已经翻了两番。
温控室从一间加到三间,鸡苗的规模从三百只扩展到一千只。还雇了村头的两个妇女帮忙,一个月给她们开三百块工钱。
在刘家村,这算是一份正经工作了。
父亲终于不再躲着我了。
有天傍晚他拿着土烟袋,坐在院门口的石墩上,我蹲在旁边清理鸡笼。
他抽了几口烟,突然开口:“你那些鸡苗,真能赚钱?”
“能。”
“能赚多少?”
“过年之前,能把本钱收回来,还能余个一两万。”
他“嗯”了一声,没再说话。但那句话,他说了半年没说过的话,让我心里头暖了一下。
只是有些东西,压在心头的,没那么容易散。
孙秀兰这段时间的变化最大。
从刚回来时天天掉眼泪,变成了能笑能说了。
她跟村里的妇女们说话,也不像以前那样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有一天中午,她从镇上买菜回来,进门就说:“永富,你猜我听说啥了?”
“村里有人要跟着咱养鸡,想让你帮他们买设备。”
“谁说的?”
“隔壁张婶。她说她家小儿子也想干,问咱能不能带带他。”
我心里一动。如果能把村里人带动起来,规模就能做得更大。到时候,就算以后要干别的事,也有了下家接手。
“你先别急,等我考虑考虑。”
“还考虑啥?多带几个人,赚的也多。”
“你不懂,养鸡这东西,光有钱不行。得有人看着,有病就得治,温度差了就得调。带人不是带钱,是带责任。”
孙秀兰听了,点点头,没再催。
可越是风平浪静,我心里越不安。
算算日子,已经到了腊月。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过年了。
厂子那边,老胡没再来信。可我心里清楚,他越是不来,说明事情越严重。
果然,腊月十五那天,老胡托人带了一句话:“贾诚把厂里的地契押给银行了。”
我听到这句话时,正在喂鸡,手里的饲料袋子掉在地上,白花花的饲料撒了一地。
孙秀兰看着我:“咋了?”
我把饲料捡起来,心里却像翻江倒海一样。贾诚把地契押给了银行——那是厂里最后一点资产。他这是吃绝户啊。
上一世,厂子是在大火之后才倒闭的。可这一世,没等我阻止那场火,他就要把厂子吃干抹净了。
我必须想想办法。
当天晚上,我骑了三个小时自行车,去了县城。
老胡住在一间破旧的筒子楼里。我敲门的时候,他正坐在灯下剥花生。
看见我,他愣了一下:“永富?你咋来了?”
“地契的事,是真的吗?”
“真的。”老胡把花生放下,叹口气,“他把地契押给银行,贷了二十万,说是要‘更新设备’。实际上,钱都转到他姐夫的账上了。”
“工人们知道吗?”
“知道。但能咋样?有人去县里举报过,县里说这事得查,可查来查去也没个结果。人家贾诚是副厂长,手上有公章,手续齐全。”
我坐下来,两只手撑着膝盖。
老胡递给我一杯水:“你说年后有办法,到底是啥办法?”
“我想回去当厂长。”
老胡手里的水杯一顿:“你说啥?”
“我想回去当厂长,把厂子拿下来。”
“拿下来?怎么拿?贾诚在厂里当了六年副厂长,厂里的关系户都是他的人。你怎么拿?”
“我有人心。”
老胡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慢慢点了点头:“你确实有人心。厂里那帮老工人,提起你,都是竖起大拇指的。可是永富,光有人心不够啊。”
“我知道。但要是连人心都没有,就更不够了。”
老胡没再说话。
那晚我住在老胡家,半夜时听到了哭声,从老胡那边传来的。他媳妇生病,躺在床上,连买药的钱都没有了。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我骑着自行车往回赶。一路北风呼呼地刮,我脸上被冻得发紫,可脑子里一直在转。
回村后,我把三间温控室又加了一间。
孙秀兰问我咋这么拼,我说:“趁现在行情好,多赚点。”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是在预备本钱。如果真要回去争那个位置,没有钱,什么都白搭。
腊月二十三,小年。我带着孙秀兰和儿子刘洋,在家里包饺子。
刘洋刚从县一中放假回来,看见我时,眼神有些躲闪。我喊他过来帮忙,他磨蹭了半天才来。
“爸,你以后真不回去上班了?”
“那咱家以后就在这过日子?”
“你觉得不好?”
他没回答,低着头包饺子,包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放在了案板上。
孙秀兰在旁边打圆场:“你爸现在养鸡,赚钱也不少。”
刘洋“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些发凉。我知道,他在学校被人看不起。别人问他爸干啥工作,他不敢说“养鸡的”。
但我没解释,也没多说。有些事,得用结果说话。
腊月二十六,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县里打来的。
电话那头,是一个我熟悉的声音——贾诚。
“刘永富,听说你在农村混得不错?”
我沉默了一下:“贾厂长,有事?”
“没事,就是想告诉你一声。厂子我已经盘下来了,年后就要跟别人合作了。你要是有想法,可以回来看看。”
“我没想法。”
“那最好。你的技术确实好,但你不识时务。刘永富,这个社会,光靠技术混不出头的。”
我挂了电话。
手有些抖,不是怕,是气的。
腊月二十八。
那天早上下了一场大雪,把整个村子都盖成了白色。我起来扫院里的雪,孙秀兰在厨房里炸年货。油锅里滋滋响着,小孩在门口放鞭炮。
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
下午三点多,我正站在门口贴春联。院门上的旧对联是去年贴的,已经被风吹得只剩一半。我撕了旧的,刷上浆糊,正准备把新对联贴上去。
就在这时候,院门被人拍响了。
不是敲门,是拍,拍得很重,像要把门板拍烂一样。
我放下对联,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然后,我愣住了。
门外,密密麻麻站满了人。站满了,前前后后,一直挤到村道转弯的地方。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穿着工装。
为首的是老胡。
他站在最前面,头发乱糟糟的,脸冻得发红。看到我,他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膝盖砸在雪地上,溅起一片白色的雪沫子。
“永富!”
“老胡,你这是干啥?”
“永富,厂子要倒了!”
他身后的那群人,齐刷刷地都低了头。有人的眼泪直接掉在了雪地上。
“贾诚把厂子卖了!三天前签的合同,钱都转走了!工人们连厂门都进不去了!”
“老胡,你起来说话。”
“永富,你不答应,我不起来!”
“答应啥?”
“回去当厂长!救救厂子!”
身后的人群里,有人喊:“永富哥!求你回去!”
“永富兄弟,厂里三百多号人,就指望着你了!”
老胡抬起头,眼眶红得吓人:“永富,你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你知道这厂子对咱们意味着什么。那是咱们的饭碗,是咱们的家!现在家要没了,你不能不管!”
我看着他的脸,看着身后那些人。
人群里有头发花白的老工人,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媳妇。那些人,都是我曾经一起流过汗拼过的兄弟。
可我也想起了上一世。
上一世,我也曾站在这样的雪地里,看着厂子被烧成灰。
我心里一酸,但硬是把那股气咽了回去。
“老胡,你起来。”
“你答应了?”
“现在不是答不答应的事。你先起来,把情况跟我说清楚。”
老胡被身后的工友扶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雪。
我让他进院子挤了,其他人还站在门外。院门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人,只能开着门,让风吹进来。
“具体说说,怎么回事?”
“贾诚把地契押了银行,贷了二十万,说是更新设备。实际上钱都转到他的私账上去了。银行那边说,厂子再还不上钱,就要拍卖了。”
“县里呢?”
“县里有人说,贾诚的事不好查,因为他姐夫在县里有人。可咱工人们去找过几次,县里都推来推去,说这属于‘企业内部事务’,他们不好介入。”
我坐在石凳上,点了一根烟。
老胡接着说:“永富,你比厂里谁都懂技术,也比谁都有威望。你要肯回来,县里那些人也不敢再拦。你给想办法,让大家把年过去。”
我没搭话,抽着烟,看着院子里那棵枯树发呆。
孙秀兰从厨房出来,看见院门口的阵势,愣了半天,小声跟我说:“永富,别答应。”
我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老胡急了:“永富!你要是嫌咱们没本事,我可以把位置让给你。你当厂长,我当你手下!”
“老胡,不是那个问题。”
“那是啥问题?”
我没法当着所有人的面说。
我能说什么?说我现在回去,斗不过贾诚?说厂子已经是个空壳子,救不了?说就算救了,也得搭上所有家底?
那些话,在嗓子里转了一圈,又咽回去了。
我把烟头摁灭,站起来,看着老胡。
“给我三天时间。”
“三天?”
“三天后,我给你答复。”
老胡犹豫了一下,最终咬牙点头:“好,三天后,我等你。”
他转身朝院外走。那些工友看着他,又看看我,最后都跟着他走了。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那几百个人的背影,在雪地里越走越远。
孙秀兰站在我身后,手里攥着锅铲,声音很低:“永富,你别去。”
“我心里有数。”
“你有啥数?你回去能干啥?就凭咱家那几个鸡棚?”
“那是几百号人的饭碗。”
“那咱家的饭碗呢?”
我看着孙秀兰,她的眼泪已经掉下来了。
我没说话,转身抱起地上的对联,重新往门框上贴。
雪还在下,新帖的对联很快就飘起了红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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