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姑娘远嫁中国生下两个儿子后,提出一个条件,丈夫:痴心妄想
我叫赵成安,今年四十七,在丹东一家冷库开叉车。媳妇叫金顺姬,比我小两岁,是朝鲜姑娘。我们有两个儿子,大的二十一,在沈阳读大专;小的十七,在本地上高中。家住振安区,老房子是我爸留下的。我妈七十六,住隔壁单元。顺姬跟我过了二十多年,能吃苦,也有自己的想法。她开口提那个条件,是在小儿子高二开学前。
那是二〇〇〇年,我二十三,在亲戚的边贸货场搬箱子。顺姬在一个翻译陪同下过来,帮忙点货。她个子不高,手指冻得发红,数完一摞纸箱,拿铅笔在纸边上画了个叉。
我问她:“你怎么会来这儿?”
她说:“跟我姨来做工,先挣点钱。”
我请她吃面,她没客气,把碗里的肉片夹到我碗里一片。我笑着说:“你吃。”
她瞪我一眼:“你一个大男人,还跟我抢肉啊?”
我们来往了半年。她把话说得明白:“我不想一辈子给人打零工。要结婚,就把两边的事办清楚。我不能回去时,你拿这事拴我。”
我那时没听出这话有多重,只说:“能办的,我都办。”
后来,我们办了婚姻登记。大儿子出生前,她已经拿到合法居留手续。孩子出生后,她跟我回了丹东。我爸妈没反对,也没把她当外人。
头些年,家里确实过得去。她不会骑自行车,我扶着后座,她在巷子里歪歪扭扭地蹬,摔了一跤,爬起来先看车筐里的鸡蛋。
我妈做完白内障手术,顺姬守在病房,拿棉签蘸水给她润嘴。妈说:“这闺女手巧,针线活也好。”
有回冷库停工,我在家待了十来天。顺姬把攒下的钱塞给我,让我去学叉车证。她说:“证拿到手,别在家干坐着。”
我嘴上说不用,第二天还是去了。她给我缝的工作手套,虎口处补了两层。那手套我戴到磨破,才舍得扔。
她不是事事都顺我。买菜要挑摊,电费要记账,家里每笔大开销都要商量。我嫌烦,她就把账本推到我面前:“你看,数没错吧?”
我看了,确实没错。那时候我觉得,她较真归较真,心里有这个家。
事情是从一张汇款单变的。
那天她把单子压在饭桌上,手指头按住金额。我刚下班,裤腿上还沾着冷库的水。
“这钱寄给谁了?”我问。
她说:“我妈。”
我皱了下眉:“咱家孩子补课也要钱。”
她把围裙往腰后系紧:“我妈也要吃饭。”
她妈在朝鲜,身体不好。顺姬每隔一阵就托人带钱和药。我不是不让她寄,只嫌她不先跟我说。那晚我没吵,吃完饭把单子叠起来,塞进抽屉。可我看着抽屉,心里别扭。家里的钱,我总觉得该由我先点头。
又过了一阵,她把两张汇款凭证放进账本。每张都夹得齐齐整整,边角对着边角。
“这次怎么还是没跟我说?”我问。
“我跟你说了,你准吗?”
我没接话。她也没抬头。
我心里有点堵。她每月工资不多,做缝补、在市场帮人看摊,一笔一笔攒出来。钱寄走,我看不到;钱留下,孩子要用。我觉得自己不是不讲理,只是不想家里每件事都被她先定下来。
小儿子要交英语班的钱,她却把一沓零钱摊在桌面,挑出一半,放进信封。
“这周先交一半。”她说,“剩下的我补。”
我看着那封口没封严的信:“你又要寄?”
她把信封往抽屉里推:“是。”
我当时没说难听话,只把凳子拖得老远,坐下来看电视。她收拾碗筷时,瓷碗碰出几声脆响。我盯着屏幕,心里想,她是不是把我当成只会拦她的人。
后来,我妈住院,顺姬把自己的围巾垫在输液架下面,免得架子腿磕到床边。她陪了两晚。我妈睡着后,她趴在床沿眯了一会儿,醒来还问护士,药是不是要饭后吃。
出院那天,我妈拉着她的手说:“你别总顾着我,你也有两个娃要管。”
顺姬笑了笑:“我晓得。”
我那会儿挺感激她。可她带我妈去复查,花了三百多块,也没跟我商量。我回家看到药袋,忍不住问:“这钱从哪儿出的?”
她说:“我出的。”
我说:“家里有钱,你干吗自己掏?”
她把药袋摁平,放进抽屉:“你总要问一遍。”
她这句话不重,我却觉得脸上发热。转头又想,她就是爱把话说得刺人。过了一会儿,我拿出五百块放桌上,她没收。
儿子放学后听见我们说话,把书包往椅子上一挂:“爸,妈的钱也是家里的钱。”
我说:“小孩少插嘴。”
他把数学卷子抽出来:“我不是小孩了。”
我当时火气上来,想骂他。看见他卷子上有道错题,笔尖戳破了纸,我又把话咽回去。顺姬站在水池旁,没替谁说话,只把水龙头拧小了些。
没多久,大儿子要交学费。顺姬从铁盒里拿出一张存折,递给我看。那上面有她这些年攒的钱,数额不算大,够补上一部分。
“你留着自己用吧。”我说。
她把存折收回去:“这是给孩子的。”
我觉得她在防我。我们明明是一家人,她却把钱分成你的我的。可那几个月,冷库缩班,我的工资少了快一千。房贷早还完了,孩子的学费却还要交。我嘴上没再说,心里还是记着那本存折。
真正让我不舒服的,是她开始问房子的事。
老房子房本上写着我的名字。顺姬没提过改名,只问过一次,房本能不能复印。她说要办孩子的学校材料,我就把复印件递给她了。
又一个周末,她把房本放到饭桌上,旁边摊着一张手写的纸。纸上写着房子的地址,还有我的名字和她的名字。
我问:“你写这个干什么?”
她说:“我想跟你谈个事。”
她没哭,也没绕圈。她把纸压在账本下面,怕被风吹走。
“这房子加上我的名字。”她说,“一半就行。”
我手里的筷子停了停:“你说啥?”
“房子写一半给我。”
我脑子里立刻冒出几个念头。房子是我爸留下的,买卖手续一直在我手里。她要是拿了份额,将来我爸那边的亲戚怎么看?要是我们吵架,房子怎么算?我甚至想到,她是不是准备哪天带着钱回去。
她看出我不信,脸沉下来:“我不拿去卖。”
我说:“那你要它干什么?”
“我怕哪天我没地方住。”
我听了心里不舒服。两个儿子都在家,老房子也没谁赶她走。她跟我过了这么多年,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她把纸从账本底下抽出来,按在桌上:“我妈在那边,我来中国二十多年。两个孩子都是我生的。我不想老了还得问你能不能住。”
我把筷子放下:“你这是痴心妄想。”
这句话说出口,屋里一下静了。小儿子在房间里写题,笔划纸的声音都停了。
顺姬没提高嗓门。她把纸折了一下,又摊开。折痕正好压过我的名字。
“我不是要赶你。”她说,“我只想有个名字在上面。”
我说房子是我爸的,跟她没关系。她说这些年家里的开销她也出了。我说那是过日子,不是买房。我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声音也越大。
我妈从隔壁过来送咸菜,站在门口没进来。她看了我一眼:“成安,别把话说绝。”
我说:“妈,这是我家的事。”
她把菜罐搁在鞋柜上:“你媳妇给我擦过多少回药,你心里有数。”
我没吭声。顺姬把房本合上,放回原处。那一下不响,可我看着她的手,忽然想起她给我缝的那副手套。虎口上两层补布,针脚很密。
我还是没改口。我说得很硬:“房子不加名。”
她看了我一会儿:“那我不再问了。”
没过几天,我下班回家,发现她把两只旧行李箱摆在床边。里面装了衣服、证件,还有一只蓝边搪瓷杯。那是她来丹东时带来的,杯口磕掉一小块。
我挡在房门口:“你干什么?”
她拎起一只箱子:“我去我妹家住。”
“就为房子的事?”
她把箱子放下,手压着拉杆:“为这件事,也不只为这件事。”
我问她还想怎样。她没有争房子的份额,也没说要拿走什么。她只说,她想先搬出去住一阵,自己找活做,工资自己存。她不想再每寄一笔钱,都像欠我一个解释。
我听着很烦,觉得她是在逼我。又觉得她不是临时起意。她连孩子学校的紧急联系人都写好了,还把家里钥匙放在桌角。
我问:“你真要走?”
她说:“我不想天天靠猜,猜你哪天会让我走。”
我站在门边,脚底像粘着地。她没哭,也没催我让开。我看了看那只旧箱子,最后把门打开了。
她走后,屋里留着那张折过的纸。我把房本拿出来,翻了两遍,又放回抽屉。过了三天,我给她打电话。她接得很快,先问小儿子的作业交了没。
我说:“房子的事,我想清楚了。可以去问公证处,按你说的办。”
她那头没马上回答。过了会儿,她说:“你别为了哄我才答应。”
我说:“不是哄你。我怕你哪天又搬箱子。”
她轻轻笑了声:“那你把话说清楚,别一急就骂人。”
第二天,我把她接回家。房本怎么加名,得先问清手续。我们约好一起去窗口,也约好把家里的欠款和存款都摆在桌面上。她没说原谅,我也没求她马上忘掉那句“痴心妄想”。
小儿子从房间探头:“妈,晚饭吃啥?”
顺姬把外套挂好:“你去把米淘了。”
孩子拿着锅进了厨房。她从袋子里拿出一小把韭菜,择掉黄叶。我去阳台收衣服,把她那件蓝围巾从晾衣绳上解下来,抖了两下,搭到椅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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