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二十,化妆间的灯是白的。第三台,一个老太太,七十六,睡着走的。
头发稀,我用黄杨木梳一点一点通,通开了再往上盘,盘到后脑用两根黑卡子别住。
死人的皮肤不吃粉。先用甘油打一遍底,再上粉底,薄薄一层,厚了就裂。口红也要在手里焐热,凉的抹不开。
老周推门进来,搪瓷缸子往桌上一放,水汽直着往上冒。
“小陈,问你个事。”
“你说。”
“一万个人里头,能活到八十的,有几个。”
手上没停。粉扑在手里抖了两下。
“几百?”
“二百五。”
他伸出五个指头,又收回去,收得很慢。
“去年我拿册子算的,二百五十一。今年二百五。”
“一千个人里二十五个。剩下那九千七百五,都没到。”
老太太的眉毛画了两遍。头一遍画高了,擦掉重画,第二遍照着照片上的弧度走。
“你妈今年多大。”
“七十九。”
“那差一年。”
手机在兜里震。掏出来,是建国,屏幕上一排未接。
“妈走了。你赶紧回来。”
七点零五,公交上人不多。前排有个穿校服的啃包子,一股韭菜味。
车窗上一层水汽,我用袖子擦了一块,外头的天还没亮透。
婆婆是凌晨三点四十走的。我到的时候人在床上,眼睛没合,嘴张着。
拿热毛巾敷了敷,合上了。手背在她脸上按了一下,凉的。
建国坐在客厅,手里捏着手机,屏幕还亮着,停在通话记录那一页。见了我,他说,你怎么才到。
“第一班车。”
厨房门口站着建红,眼睛红的,手里端着半碗水,不知道给谁。
客厅那头建军在打电话,声音压着,说了七八分钟,中间点了一根烟。
那天早上我没回自己家,直接去了馆里。请假,办手续,报火化。
2015 年进的这行。那年纺织厂倒了,我三十三,工龄买断,一万二。三班倒倒了十二年,最后一个月工资一千九,还欠着四个月没发。
表姐在馆里做业务,说缺人,让我来试试,试不好再走。
先做接待,端茶、登记、领着家属看厅,一天走两万步。做了七个月,才让碰粉。师傅姓吴,女的,比我大十九岁,手上常年一股雪花膏味。
她教我的头一条不是手法,是说话。别提“死”字,说“走了”;别问“怎么走的”,等家属自己说。
头一回上手是个车祸的,二十六岁,脸上一半是好的。
出来在厕所吐了,吐完洗了脸,回去接着画,画到一半手抖。吴师傅说,你别把他当人看,你就当他是件要还回去的东西。
这话我当时不懂。第三年才懂。
化妆间的手套一盒一百只,一个月要用六盒。
指甲缝得拿小刷子刷,刷干净了再上粉,不然家属握手的时候会看。
工资一开始两千八。现在四千八,加夜班费,一个月五千一二百。
那时候建国是同意的。他跑长途,一个月六千多,一年在家不到四个月,回来就睡。他说不偷不抢,行。
第五年他就不这么说了。
有人问他老婆干什么,他说在民政局。这话是建红学给我的,学的时候还笑,笑完说,也不算瞎说,你们归民政管。
婆婆七十七那年中风,躺了两年。左边身子不能动,话说不清,一天要翻六次身,翻完拍背,拍十分钟。
请过两个护工,一个干了四十天,一个干了十一天。头一个走的时候说,这家的儿女,一个比一个忙。
后来是建红白天来,晚上建国。我下了夜班接早上的班。有一回值完夜班过去,坐在床边给她剪指甲,剪到第四个指头,睡着了。
醒过来的时候她看着我,嘴里咕噜,我听不懂。她抬手指了一下柜子,我拿衣服给她看,她摇头;拿铁盒给她看,她点头。
去年八月,一家人坐在客厅说“到时候”的事。
话是建红起的头:嫂子在馆里,一条龙,不用求人。
建军说,能省一点是一点。
“省不了多少。”我说。
“总比外人强。”
那天我没接。手里的杯子凉了,也没去倒。
婆婆走的那天,我把人擦干净,换了衣服。寿衣是去年就备下的,压在她柜子最底下,塑料布包着,捆了两道绳子。
门口站着建红,没进来,手抓着门框。
建军在客厅打电话,一个接一个,说到后头声音都哑了。
上妆用的是豆沙色,我自己买的,三十八块。她生前喜欢红的,我不敢涂太红,怕她妹妹挑。
殡仪馆的车四点二十到。抬的时候我扶着头,楼梯窄,转角那地方卡了一下,后面的人说慢点。
火化排到第三炉,下午两点四十。等的时候建红问我,能不能往前挪。
“电脑排的,挪不了。”
她说,你不是认识人。
“我认识的是化妆间的人。”
骨灰盒挑的松木,两百八。建军说有个一百六的,也够用。
“差价我出。”
差价一百二,干洗八十,遗像一百五,烟和车钱四百四,零碎七十。一共八百六。这个数我记着。
头七那天,一家人吃饭。建红炖的排骨,炖老了,咬不动,最后剩了半盆。
吃到一半,她把筷子放下。
“嫂子,有个事我说了你别多心。”
“行,你说。”
“你这活,是不是该换换了。”
桌上没人接。建国低头喝汤,汤勺碰着碗沿,响了两声。
“朵朵在学校让人说了。”建红说,“说她妈给死人化妆。”
“谁说的。”
“小孩的事,说不清。反正下学期要转学,不如你先歇一阵。”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摸手腕上那串珠子,摸得很快。
“歇多久。”
“歇到朵朵中考完。”
“中考完还有高考。”
建红没话了。建军接上,嫂子,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这行不干净。”
这五个字说出来,桌上静了。窗外有人往下倒水,哗一声。碗放下,筷子并齐,搁在碗沿上。
“妈躺那两年,谁给她翻的身。”
没人答。
“她走那天,谁给她擦的身。”
“谁给她化的妆。”
汤碗被推开了,建国说你别说了。
“我说完就说完了。我在馆里给人化妆,一个月四千八,夜班费另算。”
“我一年五万七千六。你去年跑了多少。”
他不说话,手在桌子底下摸烟,摸到了又没点。
“三月到十月,跑了九十六趟,一趟四百五,四万三千二。房贷两千一,朵朵补习八百。”
“我多跑两趟。”他说。
“你多跑两趟,我就在家做饭。”
从包里拿出排班表。十一年,夜班四百七十二个,纸是馆里打的,A4,两页,边上磨出了毛。
还有一个小本子,巴掌大,记的是家里的事。
2019 年 4 月,公公走,我办的,没要钱。
2021 年 11 月,建国奶奶走,我办的,垫了三百二。
今年 9 月,婆婆走,我办的,垫了八百六。
“三回。我一分钱没要过。”
“不是我大方。是那时候没人跟我说这行不干净。”
本子合上,放在桌上,推到他那边。他没接,本子停在那儿,边角被风掀起一下,又落下去。
那晚在阳台坐到十一点。楼下有人在遛狗,绳子拖着地,走了一圈又一圈。
朵朵出来倒水,站了一会儿,杯子捧在手里没喝。
“妈,我们班有人说你。”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妈手最稳。”
她回屋了。进去看,她把我的工作牌从抽屉里拿出来,用湿巾擦了一遍,立在书桌上,正对着门。
她六年级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写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她还没醒。老师给了优,家长会上念了一段。上初中以后,她再没提过我在哪儿上班。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
半个月后,建红打电话,说她婆婆住院,问我认不认识那边的人。
“不认识。”
“你不是在馆里……”
“我在化妆间。住院的事,你问护士站。”
电话那头停了几秒,挂了。
过了两天,建国回来得早,坐在沙发上,车钥匙放在茶几上。
“你要真想干,就干吧。”
“我干到退休。”
“那朵朵那边……”
“她自己会说。”
十一月底,老周办退休。二十六年,烧了七千三百多具。
他左手手背上有一块疤,鸡蛋大,是早年起炉烫的。那年他三十一,炉门一开,火苗往外舔,眉毛燎掉半边。这块疤后来一直没退。
退休前一天,他把化妆间的抽屉清了一遍,剩下半盒粉扑、三支眉笔。
那把黄杨木梳他留给我。
“这梳子认手。你手稳。”
“你留着。”
“我留着没用。”他说,“我烧了二十六年,就明白一件事。人躺下的时候,手是松开的。”
这话他没说完,端着缸子出去了,缸子里还剩半缸水。
梳子我放在化妆台第一个抽屉,跟口红挨着。
明天早上七点半有一具,四十九岁,男的,心梗。家属说,胡子刮干净,他一辈子没留过。我看了照片,下巴上确实是光的。
刮完再上粉。
一万个人里二百五十个能活到八十。
他四十九,没在那二百五十个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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