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杜罗律师杀疯了！揪住酷刑罪名穷追猛打，检方被逼自证清白！

马杜罗已经在美国被羁押近一年，律师又向联邦法院提出撤案请求。这一次，辩护团队盯住了检方新增的酷刑罪名，要求法官先处理元首豁免和审判地点争议。如果撤案请求落空，还要进一步检查新指控形成过程中的起诉记录。

老涂认为，马杜罗律师抓住了美国检方追加罪名后出现的程序争议，试图迫使检方解释，为什么能够在纽约南区法院审理发生在委内瑞拉的酷刑指控，以及为何能够越过元首豁免这一法律障碍。辩方正在争取让新指控退出案件，但法院还没有作出对其有利的撤案裁决。

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补充起诉书，把马杜罗夫妇面对的罪名扩大到了五项。其中新增的一项是合谋实施酷刑。检方声称，马杜罗执政期间，委内瑞拉官员利用拘押机构打击政治反对者，多名美国公民也遭受虐待。检方还指控，马杜罗批准有关做法，其妻弗洛雷斯参与相关安排。这些都是检方提出、尚待审判的指控。原案涉及毒品恐怖主义、可卡因走私和武器犯罪，新增罪名扩大了案件范围。

这项变化给律师提出了新的着力点。原有毒品案件围绕跨境运输、犯罪组织和美国境内的毒品危害展开。新增酷刑罪名涉及的行为主要发生在委内瑞拉境内的监狱和拘押机构。美国刑法对此已有专门条款，涉嫌实施境外酷刑的人只要身处美国境内，就可能受到美国法院追诉，不以受害者具有美国国籍为条件。

马杜罗夫妇已经被带到纽约，美方因此拥有一项明确的法律依据。辩护团队没有笼统否认美国对境外酷刑的追诉权，集中质疑被告是否享有豁免、该由哪个司法区审理。法律允许起诉一种境外犯罪，和某个具体法院可以受理此案，毕竟是两项不同的问题。

老涂觉得，律师选择在这里发力，有相当现实的考虑。针对检方所列的多起酷刑事件，辩方若直接进入事实争论，就得逐一处理证人证言、拘押记录、命令传递和被告参与程度。相关材料大多掌握在检方手里，逐项核对十分耗时。相较之下，法院是否有权审理、补充起诉是否符合程序，能够先由法官依据法律和现有记录判断。律师希望先挡住新罪名进入正式审判的通道，让检方不能仅凭增加一份起诉书，就把新的指控顺利接入旧案。

律师提出的第一项法律理由是马杜罗夫妇享有豁免权。马杜罗被美军从委内瑞拉带走后，在法庭上坚持自己仍是该国总统。辩护团队据此主张，外国现任国家元首原则上免受另一国国内法院的刑事审判。其夫人也提出相应的身份与职务豁免主张。律师要求先裁定豁免权。法院如认可足以排除审判的豁免，检方再增加犯罪证据也无济于事。

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法律保护。第一种取决于身份，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应享豁免的现任外国国家元首。第二种取决于行为，即已经卸任或者身份存在争议的官员，能否因其履行国家职务的行为获得保护。两种理由都被马杜罗的律师用于此前的撤案动议。

酷刑指控加入后，律师继续坚持这些主张，原因就在于美方所说的命令、批准和管理拘押机构等行为，都被放在马杜罗执政期间来叙述。辩方希望法院先解释，哪些行为属于国家职务范围，哪些可以由另一国法院追究个人刑责。

美国国会研究机构在分析此案时，还提到巴拿马前领导人诺列加的判例。诺列加曾提出类似豁免抗辩，但法院考虑其身份及美国政府的立场后，没有接受该主张。这段司法经验使马杜罗律师必须争取法官独立审查其地位，而不能只把委内瑞拉方面的承认作为全部依据。

酷刑罪名又进一步增加了争议。国家元首有权任命官员、指挥行政部门，但检方指控的是利用这些权力实施虐待，甚至涉及直接批准对特定人员施加酷刑。律师若主张有关行为具有公务性质，就必须解释涉嫌违法的做法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

美方也需要说明，为什么指控中使用国家机关和官方权力的内容，应被认定为可以起诉的个人犯罪行为。法官要处理的是这项罪名能否越过豁免门槛，双方围绕被告身份展开的争论，最终仍要落到起诉书所描述的具体行为上。

豁免权涉及法院能否审判这个人，辩护团队提出的另一项异议，针对的是美国到底应由哪一家法院审理新增酷刑罪名。马杜罗夫妇一直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拘留中心，地点属于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辖区。此前的庭审及检方追加的新指控，却由位于曼哈顿的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处理。美国同一个城市可以分属不同联邦司法区，起诉哪个罪名、被告最初在何处被逮捕或者带入美国司法区，都可能影响审判地点的确定。

美国法律对境外实施、无法归属于某个国内司法区的犯罪有专门规定。依照美国法典第十八编第三二三八条，通常要考虑被告或共同被告在哪个司法区被逮捕，或者首先被带入哪个司法区。律师据此主张，新增酷刑指控涉及境外行为，适合审理它的应是布鲁克林所在的纽约东区法院。这个争论牵涉到了联邦检方能否任意选择有利的审判地点。若只要检方愿意，就可以把新罪名添在原来的案件里，法定审判地点的约束便会受到削弱。

当然，法官判断审判地点，也不能仅以被告现在睡在哪个牢房为准。她还需要核对被告首次被带入有关司法区的情况，新增指控所依据的法律条款，以及原案件和补充起诉书之间的关系。马杜罗原有的毒品案件在纽约南区立案已有多年，检方自然希望新指控继续由熟悉案件的法院处理。但审理便利和法定地点是两项不同要求。法官如果接受其异议，仍须依法确定相应的程序处理方式，移送审理与撤销某项指控也有不同的法律后果。

辩方也为撤案请求准备了后续办法。律师要求法官撤销酷刑指控。如果法院暂不接受，就请求调阅支撑新指控的起诉记录，至少由主审法官先行检查。这一步很有针对性，因为美国联邦重大刑事案件通常通过大陪审团决定是否提出起诉，相关程序具有保密性。外界看到公开起诉书，尚不能直接知道大陪审团听取了哪些证词、检方展示了什么材料，以及有关程序是否出现足以影响起诉的错误。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六条为部分大陪审团记录的披露保留了司法途径。被告若能提出理由，表明大陪审团程序中可能存在足以撤销起诉的问题，可以请求法院授权披露有关材料。法官还能够规定审查范围与方式。马杜罗律师选择在撤案请求之后提出查阅记录，相当于为自己的程序异议争取进一步查证的机会。法院即使没有立即撤案，仍可能要求对新指控的形成经过作更严格的审查。

这次的撤案申请针对的是新增酷刑指控，原有毒品恐怖主义、走私和武器犯罪指控仍在同一刑事案件中。即使法院撤销这项新增罪名，也不会自动解除其他指控和羁押安排。特朗普政府增加酷刑罪名后，辩护团队已把检方的起诉方式送到法官面前接受检验。双方的胜负目前停留在书面动议与庭审争论阶段，能否撤案仍由法官决定。

老涂认为，辩护团队此次提出撤销酷刑指控，抓住了三个相互衔接的程序争议。元首身份关系到法院有没有资格审判，审判地点关系到哪家法院有权处理新增罪名，调阅起诉记录则为继续发现程序错误提供机会。律师要求撤掉酷刑指控，就是沿着这几个具体环节逼迫检方给出法律依据。美国检方若要保住酷刑罪名，就得逐一拿出法院能够接受的法律和程序依据。这正是马杜罗律师要求撤案所争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