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科学的敌人？一位社会学家用数据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罗伯特·金·默顿

17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像一片突然被点亮的夜空。

波义耳、胡克、牛顿……一大批科学巨匠相继登场；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在伦敦成立。近代科学迎来了一次“井喷”。

为什么偏偏是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天才扎堆？时运使然？成为了科学史上最重要的追问之一。

1938年，一位不到30岁的美国年轻学者借助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思考“宗教，特别是清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方法，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他叫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这一年，他的博士论文以《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为题发表，提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默顿命题”。这也是科学史上的“韦伯命题”。

细读下来，默顿的结论至少有四层。一层比一层深，也一层比一层颠覆常识。

01

第一层：科学研究什么，深受社会需要影响

先从最容易接受的一层说起。

在默顿之前，人们谈科学史，讲的多是谁发现了什么、哪个理论怎样诞生，关注的是科学思想自身的演进，仿佛科学只是一群天才关起门来的事。学术界称之为“科学内史”。

默顿却把目光投向了门外的社会，也就是“科学外史”。他把皇家学会在1661、1662、1686、1687这四年里开展的806项研究逐一归类，发现只有大概40%属于“纯科学”，其余大多和现实需要有关：

• 航海（约16%）：远洋贸易急需准确测定经度，这个难题推动了天文学、地理学和数学的发展；预测潮汐，也是当时的航海难题。

• 采矿（约21%）：寻找新矿、改进冶炼是迫切需求，带动了矿物学和冶金学研究。

• 军事（约11%）：战事频繁，枪炮、火药等问题也进入了科学家的视野。后来出任皇家学会首任会长的布龙克尔勋爵，就做过火枪后坐力的实验，还在白厅宫当着国王和王弟的面演示过。

这个结论今天听来并不新鲜，在当时却很有冲击力：它用数据表明，科学家研究什么，在相当程度上是社会“出的题”。

但默顿并没有走向“经济决定一切”。四成研究属于纯科学，说明求知的兴趣同样重要；具体的科学发现，也主要遵循科学自身的逻辑。

科学既不是经济的附庸，也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只是这一半后来常被忽略。社会学家哈丽雅特·朱克曼说，这部书写成时是一本，后来却成了两本：讨论清教与科学的那一本，成了大名鼎鼎的“默顿命题”；讨论科学兴趣转移和研究选题的另一本，影响就小得多。

02

第二层：宗教没有扼杀科学，反而推了它一把

大名鼎鼎的“那一本”，就是第二层结论。这一层就开始颠覆常识了。

提起科学与宗教，很多人首先想到中世纪教会的“异端”审判。19世纪后期，还有两本影响很大的书，直接把两者的关系写成了一部“战争史”。“科学与宗教势不两立”，几乎成了常识。

默顿却发现，在17世纪的英格兰，热心科学的人里，清教徒多得出奇。1645年在伦敦定期聚会、被称为“无形学院”的10个人中，只有1人明确不是清教徒；1663年皇家学会最初的会员里，宗教倾向可考的有68人，其中42人是清教徒，占62%。要知道，清教徒在当时英国人口中只是少数。

清教究竟是怎样推动科学的？

默顿认为，清教并没有发明科学。它改变的是整个社会对“研究自然、动手做实验”价值的判断。默顿讨论的也不是哪位科学家虔诚与否，而是一种弥漫在社会中的价值取向。

约翰·欧文，17世纪清教领袖，牛津大学校长，“英国的加尔文”

这里说的清教徒，是16—17世纪英国新教中的改革派。他们主张清除国教里的天主教残余，生活上崇尚勤俭、自律。与修道院式的避世苦修不同，他们是“入世”的禁欲者：把在现世中积极做事，当作对上帝的义务。

默顿梳理发现，清教伦理至少在六个方面，和新兴的实验科学一拍即合。

一是荣耀上帝。清教徒把荣耀上帝视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自然是上帝的作品，因此研究自然就是在赞美造物主。默顿常引用的化学家波义耳说，自然之书和圣经之书出自同一位作者，科学家好比自然这座殿堂里的“祭司”；1690年，他还专门写了一本《基督徒学者》，书名页上直接写明：醉心实验哲学，非但不妨碍、反而有助于一个人成为好基督徒。默顿还指出，既然自然处处显示上帝的大能，那么自然中就没有什么东西卑微到不值得研究。胡克1665年出版的《显微图谱》里，那只被画得纤毫毕现的跳蚤，就是这种眼光的生动注脚。

二是造福众人。清教徒把对他人有益当作衡量行为的重要标准，在他们看来，为公众服务就是对上帝最好的侍奉。科学能改良技术、发展实业、救治疾病，自然成了值得做的善事。这与培根的主张一脉相承：求知是为了“荣耀造物主、改善人类的处境”。

三是勤勉于天职。清教徒相信，每个人都蒙召在自己的“天职”中勤勉工作，虚度光阴是一种罪过；不少信徒还把现世事业的成功，看作自己蒙上帝拣选的外在标志。实验科学恰好需要这股劲头：日复一日地观察、测量、记录，枯燥又辛苦，在清教徒眼里却正是勤勉的美德。相比之下，只坐而论道、不动手的沉思，反倒让人生疑。

四是理性加经验。清教徒推崇理性，认为它能约束情欲、帮助人领会上帝的作品；但他们又警惕脱离事实的空谈。默顿说，到了清教徒这里，“理性”有了新的含义：对经验材料的理性思考。检验真伪，不靠经院哲学的推演，而靠对事实的观察。在默顿看来，理性与经验的这种结合，正是近代科学精神的精髓。

五是不迷信权威。新教主张信徒自己读《圣经》、直面上帝，不必事事听命于教会。默顿指出，新教徒肯定“自由探究”的权利乃至义务，鼓励个人对权威提出质疑。这种精神迁移到自然研究中，就是不再唯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马首是瞻，而要亲眼去看自然本身。

六是重视“有用”的教育。清教徒非常看重教育，但只鼓励“有益”的学问：数学、物理这类“在上帝的作品中研究上帝”的学科备受推崇，经院哲学之类的“无益之学”则遭到冷落。这等于在为科学培养后备人才。

六条合在一起，清教推动科学的逻辑就清楚了：

价值相合。清教徒看重的东西——荣耀上帝、造福他人、勤勉、重经验、不迷信权威、讲求实用——恰恰也是实验科学所需要的；

赋予正当性。用默顿的话说，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仿佛被“封圣”了。在中世纪，这类研究要么受人非议，要么至多被勉强容忍；到了清教的价值氛围里，它成了值得称道的事业；

抬高声望。宗教认可了科学，也抬高了从事科学的人的社会声望；

引导人才。默顿说，科学和其他任何活动一样，社会越看重它，追随者就越多。清教伦理把17世纪英格兰人的兴趣“引导”到了科学上，早期皇家学会里清教徒那么多，也就不奇怪了。

默顿自己有一句总结：当时根深蒂固的宗教关切，以其强有力的内在要求，促使人们系统地、理性地、经验地研究自然，以此在上帝的造物中荣耀上帝，并驾驭这个堕落的世界。

这种风气，在新生的皇家学会身上看得很清楚。它成立时的宗旨是促进“物理—数学实验学问”；1663年选定的会训“Nullius in verba”，意思是“不轻信任何人的话”，表达的正是不迷信权威、一切诉诸实验的决心。

当然，默顿并不是用“和谐论”去替换“冲突论”。他的措辞很谨慎：清教伦理只是促进科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并非唯一原因，也不是必要条件；他也承认，16世纪信天主教的意大利同样科学繁荣。理查德·巴克斯特、约翰·弥尔顿、波义耳、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这些人很难说究竟是什么信徒。

但争来争去，人们渐渐看清：默顿命题的要害，本就不在清教徒的人头数上。

03

第三层：科学的“建制化”——从少数人的爱好到社会的事业

要害在哪里？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说得很到位：很难把清教直接和某项具体的科学成就挂钩，但清教徒大大提升了实验科学的社会声望，从而为后来的“工业启蒙”打下了基础。换句话说，清教真正改变的，是科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这就引出了默顿命题更深的一层：科学的“建制化”。

所谓建制化，简单说，就是一项活动从少数人的个人兴趣，变成被社会认可、有组织、能长期运转的社会事业，用社会学的话说，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一门学问要完成建制化，至少需要几样东西：社会对它价值的普遍认可，源源不断投身其中的人，稳定的组织和交流渠道，以及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

在默顿笔下，17世纪的英格兰正是科学迈出这关键一步的时刻。他写道：从17世纪中叶起，科学不再是在零星发现中时隐时现的游离运动，它已经获得认可，并组织了起来。

具体来看：

• 价值被认可。 前面说过，清教伦理让研究自然从“受人非议”变成了“值得称道”。社会越看重科学，投身科学的人就越多。

• 人才在流入。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默顿手工整理了《英国名人传记辞典》里的6000多份传记，发现17世纪中叶，英格兰知识精英的职业兴趣明显转向了科学。

• 组织在成形。1660年皇家学会成立，1662年获得国王特许状，同年胡克被聘为“实验主持人”，专门在学会聚会上演示实验，供会员们共同观看、讨论。科学家有了固定的聚会和交流平台。

• 交流有了制度。1665年，《哲学汇刊》创刊。科学发现从此有了公开登记、传播和存档的渠道，谁先发现、发现了什么，都有据可查。它至今仍在出版，是世界上持续出版时间最长的科学期刊。

建制化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后果：科学一旦站稳脚跟，就不再需要宗教为它“背书”。

默顿认为，被制度化了的价值会被视为理所当然，无须再找理由。科学渐渐获得独立地位，甚至反过来成为推动社会世俗化的力量。默顿还特别指出，清教对科学最重要的影响，大多并非清教领袖们有意为之。这正应了他另一个著名的概念——“意外后果”或“非意图后果”。

这个视角的价值在于，它让人们把科学从“天才的事业”重新看成“社会的事业”：科学的繁荣，不只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成长。

索尔维会议

默顿在1938年说得很透：科学的延续，需要有兴趣、有能力的人积极投身其中，而这种支持只有在适当的文化条件下才有保障。

正是从“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出发，默顿开创了科学社会学，这部书也被公认为该学科的奠基之作。1994年，他因此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社会学家。今天我们熟悉的学会、期刊、同行评议和科研资助，都可以放进“建制化”的框架里来理解。

放到今天，这一层同样发人深省：一个社会尊重什么，人才就流向哪里。我们常说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道理正在这里。

04

第四层：科学的四个规范——科学凭什么值得信任

一项社会建制要长久运转，光有组织还不够，还得有一套大家共同遵守的规矩。科学的规矩是什么？默顿给出了一个经典答案，这也是他留给后世影响最深远的贡献之一。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纳粹德国用种族和政治标准粗暴干预科学。默顿写道：象牙塔的墙壁一旦遭到长期围攻，象牙塔也就难以为继了。正是外来的攻击，让科学家意识到自己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也促使人们追问：科学共同体究竟靠什么维系？

这一年，默顿发表了《民主秩序中的科学与技术》一文，后来以《科学的规范结构》之名广为流传。他提出，科学的建制目标，是扩展“被证实的知识”；为此，科学家们共同遵守一套带有情感色彩的价值和规范，默顿称之为科学的“精神气质”。它被科学家内化于心，成了一种“科学良知”。其中最核心的有四条：

1. 普遍主义：只看证据，不看人。一项科学主张是真是假，要用非个人的客观标准来检验，与提出者的种族、国籍、宗教、阶级无关。默顿举了两个例子：合成氨的哈伯法，不会因为纽伦堡的一纸法令就失效；仇视英国的人，也废除不了万有引力定律。（哈伯出身犹太家庭，“纽伦堡法令”暗指纳粹的种族法。）普遍主义还意味着，科学的大门应当向一切有才能的人敞开。

2.公有性：成果属于大家。科学发现是社会协作的产物，属于整个科学共同体。科学家对自己的发现，唯一的“产权”就是获得承认和尊重。像“波义耳定律”这样以人名命名的定律，只是一种纪念，并不意味着波义耳拥有它。因此，秘而不宣有违规范；牛顿那句“如果说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说的正是科学的累积与共享。

3. 无私利性：靠的不是圣人，而是制度。这一条最容易被误解。默顿说，它既不等于利他，也不是说科学家个个大公无私，而是一种约束动机的制度安排。他认为，科学史上的欺诈之所以相对少见，原因不在于科学家的品德格外高尚，而在于科学研究必须公开、能够被检验，科学家最终要对同行负责。今天看来，这个判断有些乐观，学术不端并不罕见；但公开、可检验、同行监督这套机制，至今仍是科研诚信的基石。

4. 有组织的怀疑：凡事都要拿证据来。面对任何主张，科学家都要暂缓判断，用经验和逻辑的标准冷静审视。正因如此，科学常常与那些要求人们不加质疑、全盘接受的宗教、经济或政治制度发生冲突，在极权体制下尤其如此。三百多年前皇家学会那句“不轻信任何人的话”，恰好是这条规范最好的注脚。

这四条规范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科学凭什么值得信任？不是因为科学家都是圣人，而是因为科学共同体有一套规范，又通过公开发表、同行评议和重复检验，让个人的偏见和错误难以长久藏身。这是一个相当反常识、也相当深刻的结论。

这样，默顿的思路就首尾相接了：17世纪，科学还需要宗教为它“背书”；完成建制化之后，它靠自己的一套规范立身。

当然，四条规范更像理想标准，而非对现实的描述。科学家之间争夺优先权的官司从来不少，默顿自己后来就专门研究过；“大科学”和科研商业化的兴起，也让这些规范不断受到新的挑战。但正因为它们是标准，人们才能据此判断什么是偏离、什么是失范。直到今天，讨论科研诚信、开放科学和同行评议，人们依然绕不开默顿的这四条。

回到标题里的问题：一个八十多年前的“反常识”发现，为何影响至今？

因为它由浅入深地讲清了科学是怎样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

现实需要影响科学研究什么；

清教伦理为科学提供了动力和正当性；

在社会的认可中，科学完成了建制化；

最终，科学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规范，并靠它赢得信任。

其中分量最重的是后两层：科学成了一项有组织、有规范的社会建制。具体的结论可以再辩，这套由表及里的眼光却一直有用。一个好问题，往往比一个完美的答案走得更远。

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它还有一层特别的意味。1939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为一本讲17世纪英国平等派运动的小书作序时写道，默顿已经表明，皇家学会早期会员身上的清教色彩有多浓。后来，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在把自然知识用于人类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有效得多；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而只在欧洲兴起？

这个问题至今众说纷纭。默顿的思路提醒我们，除了追问古人缺少什么知识，还可以追问：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是否尊重和激励那些探索自然的人？最优秀的头脑，又被引向了哪里？当然，这只是众多视角之一，默顿关于英格兰的结论，也不能原样套用到别的社会。

默顿在全书结尾谨慎地写道：17世纪英格兰的文化土壤，对科学的生长和传播格外肥沃。科学不是悬浮在社会之上的象牙塔，而是扎根于文化土壤的人类事业。种子再好，也需要合适的土壤。

这或许是现代国人必须直面的话题。

《科学乃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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