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铁瓜
话说好多人一提起古代吃的,那眼神儿都放广,就觉得那会儿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这精那精,山是青的水是绿的,猪肉是香的,连空气都是甜的,恨不能一觉睡回去,蹲街边儿痛痛快快搓一顿原生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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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各位先把这穿越的念头收一收。
真要回去了,端起碗的那一刻,你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往肚子里咽的是啥。有些事儿,白纸黑字记在正儿八经的古籍里,不是我吓唬你,是古人自己都看不下去,提笔给骂出来的。今儿我胡铁瓜就把老祖宗饭碗里面那点东西翻出来,一样一样唠。你看完了要是还觉得古代饭好吃,那我敬你是条汉子。
先从酒说起。
古代酿酒,跟现在可不是一回事儿。那会儿没有蒸馏提纯这套玩意儿,工艺糙,出酒率低,酿出来的酒浑得跟淘米水似的,里头飘着酒糟、碎蛋白质,放久了还发酸。同样开酒馆,人家那碗酒清亮亮的,你这碗跟泔水一样,谁买你的?
于是就有了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个说法,讲古人往酒里兑少量砒霜,也就是三氧化二砷,这玩意儿一下去,浑东西抱团往下沉,酒立马就清了,属于拿毒药当净水剂。
这事儿我得跟你掰扯清楚,因为这里头藏着个挺大的误会。
先说化学。三氧化二砷搁水里头,主要是化成亚砷酸,并不是什么“释放强正电荷离子”。真正靠电荷中和让杂质抱团沉降的,那是明矾、铁盐这一类絮凝剂的活儿,跟砒霜压根不是一个路子。信了“砒霜在水里放强正电”这套解释,那是被人带沟里了。
但各位也别忙着松口气,因为古籍里记着的真事儿,比这说法还瘆人。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头写得明明白白,说到砒霜这东西,“若得酒及烧酒,则腐烂肠胃,顷刻杀人,虽绿豆冷水亦难解矣”。啥意思呢,砒霜本来就毒,再让酒一催,毒性直接拉满,吃下去当场就能要人命,连绿豆汤、凉水都救不回来。
紧接着李时珍又补了一刀,讲“今之收瓶酒者,往往以砒烟熏瓶,则酒不坏”。
看明白了吧,古代卖酒的,确实跟砒霜打交道,只不过更常见的操作不是直接往酒里撒,而是拿砒霜烧出来的烟去熏酒瓶子。砒霜一烧,烟里带着毒,瓶子熏过一遍,细菌微生物被熏死了,酒装进去就不容易坏、不容易酸。说白了,这就是拿剧毒物当防腐手段,跟现在往食品里加防腐剂是一个动机,只不过一个合法限量、一个要命。
兴许有人觉得,熏瓶那点烟能有多少进肚子。可这东西最怕的就是天长日久,一次一丁点,架不住天天喝、年年喝。
三价砷这东西,毒就毒在它会跟人体酶蛋白上的巯基死死结合。酶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管代谢、管呼吸的小开关,开关让它给掰坏了,细胞呼吸和能量代谢就跟着出毛病。而且砷是个蓄积性极强的主儿,进去容易出来难,主要往肝、肾、肺、骨头、皮肤、毛发、指甲里头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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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砷中毒的人,头一个就是手脚发麻,那是周围神经病变了;皮肤上出现色素沉着、过度角化,这儿一块那儿一块,有的还长出疣状增生,指甲上能看见一道道白色横纹,医学上叫米氏线,时间再长,肝肾受损,甚至能诱发皮肤癌、肺癌。
可古代那些酒客懂啥呀,喝得手脚发麻、身上发沉,还以为是这酒劲儿足、上头快,逢人便夸这家酒醇厚,喝完浑身发热。他哪知道,那不是酒劲,那是毒劲儿。
你说这是愚昧也行,我倒觉得更瘆人的是另一层。古人压根不知道砷、酶、细胞是啥,就这么一次次试、一代代用,没人说得清为啥管用,反正出了事,也都稀里糊涂算在酒劲头上。
酒唠得差不多了,转过来说说虾。
宋代经济发达,汴京城里头人口百万,好吃的海货河鲜,得从外地运。那会儿没有冷链,没有冰箱,淮南一带的虾米,一路折腾到汴京,路上走些日子,颜色就发黑发暗,卖相全毁,眼看要砸手里。
这事儿记在南宋周煇的《清波杂志》卷三里头,原文是“淮甸虾米贮久变色,浸以小便即红润如新”。
没错,你没看错,就是拿人尿泡。
发黑的虾米,往小便里头泡一宿,捞出来用水洗干净,颜色又红又润,跟新鲜的一样。同一本书里还记了河南的鱼鲜,说鱼在荆笼里装着往汴京运,路上让风沙折腾坏了,也是先用水洗,再拿小便浸一遍,控干了加料,结果“肉益紧而味回”,肉反而更紧巴、味道还回来了。
这操作听着恶心,可背后的门道,用现在的话讲,一点不复杂。
虾壳里头有一种东西叫虾青素,也有人叫虾红素。它平时跟蛋白质结合在一块儿,这时候呈现出来的是青黑色、灰黑色。等蛋白质这层结构被破坏掉,虾青素游离出来,那红色就显出来了。破坏蛋白质结构有两个常见路子,一个是加热,一个是碱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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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自己在家煮虾,虾一下锅就变红,那是热的作用,古人拿尿泡,这里头还有个讲究,新鲜尿液其实偏弱酸,可放久了,里头的尿素分解出氨,慢慢就偏碱了,等于用碱把蛋白质结构给拆散。一个靠热,一个靠碱,最后都是让虾青素露出来。
这就奇了,古人不懂什么叫蛋白质变性,不懂什么叫酸碱,可硬是靠试,把这个化学变化给用明白了。这种原理一个不懂、效果一个不差的路数,贯穿了整个古代食品史。他们不是没有科技,是把那点聪明全押在经验和胆子上,蒙着头往前冲,冲对了是手艺,冲错了就是人命。
这套泡尿的手艺,后来还被人发扬光大,用到了别的肉上。
北宋有个叫杨亿的大官,在《杨文公谈苑》里头记过一档子事儿。那会儿羊肉金贵,猪肉便宜,宋初一斤羊肉的价钱,差不多能抵40斤猪肉。利差摆在那儿,就有人动歪心眼子,专挑猪肉里头瘦的部分,拿羊尿去泡,泡出一股羊膻味儿,再当羊肉卖。
杨亿为此专门告诫家里人,讲市场上那羊肉可别乱买,想吃羊肉,就买活羊回来自己宰。一个朝廷大员,想口吃放心羊肉,都得靠自己动手,普通老百姓啥处境,可想而知。
要说宋代肉类造假的巅峰之作,还得是死马变鹿肉这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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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来头不小,调查它的人叫苏颂,是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跟王安石同一年考中的进士,后来还主持造出了水运仪象台,被称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是个实打实的大学问家。他在东京汴梁住的时候,专门查过这门黑生意。
据他调查,汴京曹门外头有两家作坊,是联手做局的。一家专门造豆豉,另一家专门收死马。死马便宜,收来之后剥皮取肉,切成大块,先用烂泥埋起来,过个一两天再刨出来,看着还挺新鲜,其实那肉已经臭得没法吃了。
咋办呢?大量买隔壁作坊的豆豉,用咸豆豉把马肉腌透,再上锅炖,整整炖上一天,重料重味把那股腐臭味死死压住。等做成了肉干,颜色、口感、味道,跟獐肉、鹿肉几乎没区别,批发给小贩,再流进酒楼饭馆。
苏颂打那片路过,留下一句特别形象的话,叫“早行,其臭不可近,晚过之,香闻数百步”。早上经过,臭气熏天,那是刚把死马刨出来;晚上经过,香飘几百步,那是烂肉已经被重料伺候成獐豝鹿脯了。
这事儿后来被苏颂的儿子苏象先,记进了《丞相魏公谭训》卷十的《杂事》里,流传至今。
一个苏颂,把死马这门生意扒得底儿掉,可类似的黑幕,在别的书里照样一抓一大把。
翻南宋吴自牧的《武林旧事》,能看见临安的买卖“以伪易真”,甚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纸糊的衣服、铜铅铸的假金银、木头泥巴做的假香料,样样齐全。周密在《癸辛杂识》里专挑假蜜下手,说那玩意儿“皆以糖熬成,色味皆似,但无蜂气耳”,颜色味道都能仿,唯独真蜜那股花香气仿不出来。再往后翻,清代《扬州画舫录》讲市面上的野味大多名不副实,鹿肉常拿马肉、猪肉顶缸;袁枚写《随园食单》时也一肚子火,说有人拿鲤鱼冒充鲥鱼,“或腌或糟,以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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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南宋人袁采,干了件更实在的事,在《袁氏世范》里直接拉了一份当时的造假清单:“贩米而加以水,卖盐而杂以灰,卖漆而和以油,卖药而易以他物”,外加“鸡塞沙,鹅羊吹气”,给鸡肚子塞沙子、往鹅羊身上吹气增重,末了他一针见血,“巧其言词,止于求售,误人食用,有不恤也”,只要东西卖得出去,害不害人,人家压根不往心里去。
你把这些书搁一块儿看就明白了,从北宋到清朝,造假不是一两个黑心小贩的事儿,是一整套没断过根的江湖手艺,换朝代不换手法,这才是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
同一座汴梁城,卖蜜的也没干净到哪儿去。
前面说的是拿糖、拿尿做文章,蜜这一行,则玩出了更高级的东西。五代末北宋初有个叫陶谷的,在《清异录》里记了一种东西,叫“人造蜜”,做法是“用糯米熬作饧,入蜜少许,和以白矾,熬成膏”。
糯米熬成饴糖,兑进一点点真蜜调味,再加上白矾,一直熬成膏状,这人造蜂蜜就出炉了,当真蜜卖。
这里头的白矾,就是明矾,化学名叫十二水合硫酸铝钾,跟现在炸油条、腌海蜇里头用的,是同一个东西。
跟砒霜那套说不通的化学不一样,明矾这玩意儿的原理,是真有硬科学的。明矾一遇水,里头的铝离子会发生水解,生成氢氧化铝胶体。这胶体在微观下,就像无数张立体的、看不见的蜘蛛网,兜兜绕绕,能把糖水里的东西吸附住、网罗住,黏稠度一下就上来了,还能拉出长长的丝,看着跟真蜜一模一样,甚至更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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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东西吃多了,真不是闹着玩儿的。
关于铝,我得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权威口径跟你说,不能跟着网上瞎咋呼。头一条,一般人正常吃饭摄入的铝,不会引起急性中毒,铝也没有致癌性。但是,铝的神经毒性、生殖和发育毒性,是实打实有研究支持的。
有研究显示,长期过量摄入铝,可能导致运动和学习记忆能力下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还会影响生殖、抑制胎儿发育,它还会跟钙、磷相互作用,损伤骨骼,弄出软骨病、骨质疏松。至于大家最关心的老年痴呆,确实有部分研究提示过量铝和它有点关联,可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委员会基于现有数据认为,从食物里吃进去的铝,不太可能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
得拿捏住这个分寸,权威机构没把话说死,咱也不能跟着喊“吃铝必傻”。但有一条是确定的:铝在身体里排泄得慢,长期超量摄入会在体内蓄积,所以现代国家对它管得极严。
我国现行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明矾在油炸面制品等里头可以按生产需要适量用,可最终铝残留量,干样品以铝计,不能超过每公斤100毫克。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五部门还专门发了“禁铝令”,膨化食品里不许再用含铝添加剂,小麦粉及其制品除了油炸面制品、面糊裹粉这些,也不许再用明矾。
同样是明矾,古人是闭着眼睛往糖水里招呼,现代人是反复做风险评估、定出精确到毫克的限量,还不断收紧。这中间的差距,不是胆子大小,是整个文明对“吃进去的东西”到底有没有敬畏心。
老百姓也不是一直傻等着挨坑,他们也琢磨过土办法。
银钗、银簪试毒,好多人都听过。这事儿的源头,得追溯到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那是世界上公认较早的法医学专著。书里写,仵作验尸,用皂角水把银钗洗干净,探进死者喉咙,再拿纸密封,过一会儿取出来,要是银钗变成青黑色,用水擦都擦不掉,那就是中毒,要是还鲜亮发白,就没毒。
到了明清,民间把这套从验尸搬到饭桌上,《本草纲目》“生银”条就讲,“今人用银器饮食,遇毒则变黑”。银筷子、银簪子、银钗,成了不少人家的防身家伙。
这法子听着神,其实是歪打正着。
古代最常见的毒药就是砒霜,那会儿提纯工艺差,砒霜里往往混着大量硫和硫化物。银这东西化学性质挺稳,但一碰到硫,就会生成黑色的硫化银,银器于是发黑。也就是说,银针真正测出来的,其实是硫,不是砒霜本身。拿纯度高的三氧化二砷来,银根本不搭理它,至于别的毒药,银针更是两眼一抹黑,啥也测不出来。历史上靠银针断案,制造过不少冤案。
验蜜也有土办法,《本草纲目》里记的是“凡试蜜,以烧红火箸插入,提出起气是真,起烟是伪”,拿烧红的铜筷子往蜜里一扎,提起来冒气成珠的是真蜜,冒烟散掉的是假蜜。民间还流传滴水验蜜、看拉丝、看结晶这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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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法子,对付那种手艺粗糙、小打小闹的假货,兴许还能管点用。一旦对面是分工明确、上下游串通、成建制运转的造假产业链,靠一根银钗、一双火筷子,根本不够看。
前面说的这些,好歹还有个“不吃”的选项,大不了自己小心,眼不见为净。可有些东西,吃不吃,根本由不得你。
这里我得再点破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网上不少文章讲,乾隆年间直隶大旱,赈灾米里掺了三成白垩土和滑石粉,米粒吸水膨胀,出饭量能多出四成,说得有鼻子有眼。我翻来覆去地查,这个“三成”“四成”的具体数字,找不到可靠的古籍原文,大概率是后人层层转述、添油加醋出来的。
但是,别以为这是假的就万事大吉,因为有可靠史料支撑的真相,一点都不比它温和。
学术界对清代漕运有专门研究,讲漕运旗丁盗卖漕粮之后,为了凑够数目,往往在粮里掺沙土、糠皮、水、白土、药物、石灰来充数。注意,白土、石灰这些矿物,确实在掺假清单上。明末陈继儒也记过,灾年施粥,有人往粥里掺石膏、往锅里放石灰,灾民吃了常常生病甚至丧命。
最惨的是观音土,也叫观音粉。光绪初年那场丁戊奇荒,乡间实在没吃的,就挖一种看着像滑石的石粉充饥。这东西吃下去,既不能消化,也没法排泄,二便闭塞,最后人是活活胀死的。县志里的民谣,唱的就是这种白土夺命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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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磨琢磨这个逻辑:平常做买卖的造假,多少还顾忌着回头客,一旦到了救命粮、赈灾粥这个份上,那是灾民饿得没得选、不吃就得死的关口,还有人往里掺石头粉子。这已经不是图财,是趁火打劫,把人往绝路上逼。
连救命的粮食都敢这么坑,那药就更别指望干净了。
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就结结实实栽过一回。他得了痞病,心里头郁结、心悸,去看医生,大夫讲他这病,吃伏神最合适。伏神也叫茯神,是茯苓菌核中间抱着松根的那部分,一味中药。
第二天他派人去市场买回来,煎好喝下去,病没见好,反倒更重了。柳宗元把大夫叫来质问,大夫要求看看药渣,看完叹了口气,讲“吁!尽老芋也,彼鬻药者欺子而获售”,这哪儿是伏神啊,全是老芋头,是卖药的拿假货糊弄你,你自己没辨出来,咋还怪上我了?
柳宗元又惭愧又气愤,提笔写下一篇《辨伏神文》。他在里头忧心忡忡地讲,“推是类也以往,则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人者众矣,又谁辨焉”,照这个路子推下去,世上拿芋头冒充药、坑害病人的事儿还多着呢,又有谁能分辨得清?
有人把这篇文章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打假檄文,我觉得不算夸张。一个名满天下的文豪,吃了假药,能做的也只是写篇文章骂骂、出出气。普通人呢,怕是连骂的地方都没有。
到了宋代,假药问题照样猖獗,连官办药局都沦陷。南宋刘克庄在《后村集》里记过,惠民五局卖假药被老百姓举报查实,朝廷最后给3名主要官员降职,相关人员留职察看。还有个叫胡石壁的官员,在《名公书判清明集》里留下一段判词,讲药铺卖的药里掺了三分之一草梗,他感叹“其他犹可作伪,惟药饵不可以作伪”,别的东西造假还能忍,药是救命的,造假轻则耽误病情,重则直接害命。
这道理说得够透了吧。可就连这位被称作名公的清官,也明讲别的造假他懒得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他官员啥态度,就更不用说了。
看到这儿,不少人或许觉得古代总该有法律管着吧。
还真有,而且法律写得相当狠。
《唐律疏议》卷十八,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得清清楚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肉干有毒、已经吃病过人的,剩下的必须赶紧烧掉,敢不烧的,九十大板;“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明知有毒还故意给人吃、拿出去卖,把人吃出病的,判一年徒刑;“以故致死者,绞”,就因为这事儿出了人命的,绞刑。
杖九十、徒刑、绞刑,层层加码,最重的直接偿命,这法律不可谓不严厉。
宋代也有配套规矩,《关市令》禁止缺斤短两,官府每月派人抽查市面上的秤杆、天平、量尺,不合格的一律不许用,敢用的杖六十,《宋刑统》里还写了退货制度,买牲畜立了字据的,3天内发现问题可以退货,卖家不退,官府强令退换,还得打卖家四十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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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得明明白白,法律条文写得杀气腾腾,可造假照样屡禁不止,根子就俩字:执行。
《宋会要辑稿》里有句话,叫“牙侩、公吏与中卖之人通用作弊”,市场中介、衙门小吏、卖货的,勾连在一块儿合伙使坏。管事儿的人自己下水了,法律再严,也就是纸上的几行字。有法不依,等于无法,执法的人成了造假的靠山,这才是古代食品安全最致命的死穴。
至于网上流传的什么作坊买通衙役、把官印封条贴假货上、造假造出官方认证这类具体段子,我没查到可靠出处,就不拿它当史实讲。但官商勾结、公吏作弊这层意思,正史和档案里的记载,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唠到这儿,咱再看一个流传很广的结论,讲古代能活到古稀之年的人,怕是早就练出了百毒不侵的本事。
这话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
古代人均寿命低,很大程度是让婴幼儿夭折、战乱、瘟疫、普通感染这些给拉低的,并不能简单讲活着的人都自带毒抗。那些真活到七八十的老人,靠的也不是什么百毒不侵的神功,而是幸存者偏差。同样在砒霜、假蜜、矿物粉、假药里头泡着,有人底子好、运气好、吃得少,熬过来了,可更多的人,悄没声地就没熬过来,他们不会写文章,不会进史书,成了那些狠活底下没人记得的代价。
把幸存者的幸运,当成所有人的神功,这是咱们看历史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
所以我一直觉得,迷信古代纯天然、古法最健康,本身就是个滤镜开太大的误会。纯天然不等于安全,野生的毒蘑菇、河豚的毒素、腐败的肉,哪一样不是纯天然?古法也不等于高级,拿砒烟熏瓶、拿明矾乱兑、拿尿泡虾,那是没办法的办法,是认知不够时候硬着头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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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今天的我们比古人安全的,恰恰是很多人瞧不上的东西:反复做出来的风险评估,精确到毫克的添加剂限量,可追溯的检测,出了问题能追责、能召回、能上热搜的监督体系。它当然不完美,现在也照样有黑心商家、有食品安全事件,这一点不用回避。但跟古代那种懂原理的没有、敢下狠手的一堆、管事儿的还可能同流合污比起来,方向是明明白白往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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