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罗瑞卿大将却被留在延安，担任抗大教育长，实际负责抗大的领导工作。
10月，延安城出了一个轰动全城的大案件——抗大的干部黄克功杀人案。
黄克功是经过长征的老干部，从小参加红军，从井冈山到延安，一直是一个出色的干部，打仗勇敢，在二渡赤水和娄山关的战斗中立过大功。人很聪明，个头也不矮，当过宣传科长和团政委，以后又当了旅长。正因为年轻有为，他在抗大学习后留在六大队当队长。这时，他才二十六七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
在延安，男多女少，虽然抗日战争以来，全国各地有不少的女学生投奔来，但与延安的男青年相比，还是极少。就是加上当地的女青年和长征过来的女红军，人数还是不多，有人说延安的男女比例是8:1。所以，就连长征过来的职务比较高的红军干部也有为数不少的单身。 黄克功就是单身中的一个。
因为在抗大工作，不久，单身的他与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确定了恋爱关系。刘茜是山西大同人，来延安时间不长。一天晚饭后，黄克功邀刘茜到延安边散步。俩人谈话越来越激烈，刘茜坚持要和黄克功断绝恋爱关系，黄克功失去理智，竟然掏出枪把刘茜打死了。案发后，黄克功跑回住处，让警卫员帮助把沾血的衣服洗干净。第二天，人们在延河边找到了刘茜的尸体，一问，黄克功就承认了。
黄克功杀人了，怎么处理？他可不是一般人物，是红军中当过旅长、立过大功的英雄。如今犯了案，有人说让他到战场上冲杀，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有的人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得杀人偿命。到底怎么办？
因为黄克功的才干，罗瑞卿教育长很器重他，把他留在抗大工作，担任队长，也是罗瑞卿亲自点的将。在研究这个案件的会上，罗瑞卿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难过地说：
“黄克功之所以敢持枪杀人，就是因为他自恃对革命有功，没把法律放在眼里。如果我们不惩办他，不是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吗？人人都要服从法律，这是一条基本的原则，什么功劳、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挡法律的制裁。况且，延安已经成了全国抗日的堡垒，不愿当亡国奴的广大同胞都在关注我们，立志救亡的革命青年正源源不断地涌向延安，这是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这是我们面前的一个大局，因此，不依法处理这件事，全国人民该怎么看待我们党？往后，成千上万的外地爱国青年还会不会继续到延安来呢？”
最后，罗瑞卿坚定地说：“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犯了法就应当接受制裁，而不应当有什么特殊和例外。”
会后，罗瑞卿把自己的看法、党组织的意见和群众中的反映写成报告，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没有表态。第二天，他来到抗大办公室，又反复征求大家的意见。听了罗瑞卿等人的反映后，他还是没有说话，抽着烟，在屋子转了很久，最后才下了决心，批准对黄克功依法执行枪决。
随后，毛泽东亲笔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党中央很快批准对黄克功依法枪决的报告。罗瑞卿来到监狱，看望黄克功，问他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并答应将来有可能代他照顾其家人。黄克功悔恨万分，但是事已不可能挽回。
行刑的那天，黄克功痛哭流涕，说自己害死了人命，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损失，要大家不要学他的样子。 这件事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纷纷说八路军不枉法，不诿罪，公正无私，法纪严明。
这件事后，毛主席专门到抗大作过一次“革命和恋爱”的报告。
黄克功事件给罗瑞卿大将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都忘记不了。后来，他的儿女们到了恋爱的年龄，他不止一次给他们讲起这件事，说：“要严肃认真对待恋爱问题啊！”
1977年，有一次，在家里聊天时，罗瑞卿听儿女们说起有些单位对私生活上触犯刑律的人也不管不问时，愤怒地说：“这样的人当然应该严办，要不，黄克功的血就白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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