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街村住了三天，离开的时候我问负责人：有没有人想离开？

我叫傅立行，今年五十一岁，湖北荆州人，在武汉一家媒体做编辑，干了二十多年。去年秋天，我休了年假，一个人去了河南漯河临颍县的南街村，住了三天。这事儿在我这儿琢磨了好几年，早些年就在报纸上、在书上、在别人的嘴里听过这个名字，说法两种：一种说那是最后的样板，一种说那是最后的怪胎。我这个职业的毛病就是，越有人说两边，我越想自己去看。我这个人不爱表态，我就想去看看日子是怎么过的。

去之前我做了点功课，也听了几个人说。真到了那儿，我在村里住了三天，跟着人家吃、看、听，晚上在招待所里记笔记，记了满满一个本子。走的那天上午，我去找村里接待我的负责人，坐下来聊了一阵，临走的时候，我问他一句我一直想问的话：村里有没有人想离开？

我这三天的见闻，和这一问一答，我原原本本说给你们听。

我是坐高铁到许昌东站，再从许昌坐车过去的。车到村口，我一看，不是我脑子里想的那副土样子。一条笔直的大马路，路两边是厂房，挂着好几个牌子，方便面、调味品、印刷、包装、啤酒，都是他们自己的厂子。厂房外头停着装货的大车，一辆接一辆。马路中间有一棵大槐树，树下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字。路边有路灯，有绿化带，扫得干干净净，地里没有一片纸。

接待我的是村里一个负责对外接待的副主任，姓王，五十来岁，本地人。他说话不快，说话的时候一路带着我走，边走边指。他给我安排住在村里的招待所，一间干干净净的房间，一晚上几十块钱。走廊上挂着村里的老照片，黑白的那种，一群人在田里干活，肩上一根扁担。

第一天上午，他带我看村里的住宿区。村民住的是一排一排的楼，六七层高，外墙刷着米黄色，楼与楼之间种着树，树之间有长椅。他指给我看：这是哪一年盖的，那是哪一年盖的，一共多少户，村里人自己住不花钱，水电暖也是村里统一供应，各家每月有一点象征性的费用。

走到一棵树下，他指着一栋楼说：这一栋是给老人的。我进去看了，一楼是活动室，有几个老人在下棋，看见我们进来，抬了下头，又低头接着下。二楼是棋牌室，三楼有医务室，护士穿着白大褂，正在给一个老太太量血压。我问那个老太太，在这儿住得怎么样。她笑，说：好。我又问一句，那要是想回家住呢。她说：想回就回，门又没锁。

从老人楼出来，我问他：村里的钱是怎么个分法。他说：我们村里，是按人分，工资加供给。工资那块，是按工分、按岗位，一个月有高的，也有低的；供给那块，是村里管吃管住、管教育、管看病。他说得很快，也很爽快，好像这个问题他们被问过很多回。

下午，他带我去看学校。南街村有自己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我们进去的时候，正赶上课间，一群孩子在操场上跑。我看那操场，铺的是塑胶，跑道是标准的，旁边有篮球场。孩子们穿着一样的校服，老师站在队伍前头，喊着口令。我心里说，这个操场，比我们荆州下面一个乡镇的中心小学要好。

第二天上午，我进了他们的厂子。那是一家做方便面的。车间里机器轰响，一袋一袋的面上流水线，工人在岗位上穿着白色的工作服、戴着帽子。我在车间边上站了一会儿，看那些工人，年纪都不大，二十来岁，也有三十来岁的，看着不像本地人。我问带路的王主任：这些是村里人吗？他说：村里人现在主要做管理、做技术、做销售，一线干活的，大部分是外面来打工的。我问：那这些外来的工人，待遇怎么样？他说：按岗定薪，干得多的拿得多，厂里有食堂，有宿舍。我说：他们能住村里的房子吗？他说：那不能，村里的房子是村民的。

我心里记下一笔。

中午，我在村里的食堂吃饭。这一顿是我自己要求吃的，跟他们一块儿吃。食堂很大，能坐几百人，靠墙一口大锅，冒着热气。我端着盘子排队，打了一勺菜、一勺米饭、一个馒头，还有一碗汤。我找了个位子坐下，旁边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穿着蓝色工装。我问他，这一顿多少钱。他说：村里人吃饭，不要钱，每月的口粮是定量的，多吃没有，剩了也不能存。我问：那要是家里来客人呢？他说：有客饭，另外交钱。

我又问他一句：你们这饭，吃得惯吗？他说：吃得惯，村里多少年了就这样，我们自己种的，自己做的。我说：要是在外面想吃个别的呢？他笑了一下，说：外面有店，自己花钱。

第三天，我说我想在村里走走，不用人带。我一个人绕了几圈，从村子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从村里的小巷走到村外的大田。这是我这次来最要紧的一段。

在村口小卖部，我跟店主聊了一会儿。她四十几岁，是村里人，嫁进来二十多年。她跟我聊她的孩子，说孩子上了学，现在在外头工作。我问：孩子回来吗？她说：过年回来，平时忙。我又问：他想回来吗？她说：他啊，他在外头有他的活，我不管。

在村里一条路上，我碰见一个推着婴儿车的老太太，五十多岁，带孙子。我跟她走了一段。她说她孙子三岁，儿媳妇在村里上班。我问她，你们在村里过得怎么样。她说：好，吃穿不愁。我又问，那你年轻的时候，就没想过出去？她想了想，说：年轻的时候想过，那时候外面比村里好，村里穷。后来村里好了，就不想了。

那天下午，我在村里的广场上坐了很久。老人在打太极，有一群孩子在骑车，几个年轻人在篮球场上打球。我看那些年轻人，忽然觉得有点恍惚。这个村子，走的是它自己的一条路，走成了一个样子：什么都有，什么都管，吃穿住行、生老病死，都在这一个圈里。

我心里一直揣着一个问题。我在这个村里，看见的、听见的、吃到的，都好，可我总觉得，有一个东西，我还摸不着。它不像别的村子，不像我老家的村子。那些东西是什么？

第三天下午，我在招待所收拾行李，准备走了。我把那个笔记本翻了一遍，我记了十几年的事，什么都记了，就是这一件事，我没记着一句明明白白的话。我坐在那儿想了一会儿，把笔记本合上，揣着这个事，去村委会找了王主任。

他的办公室不大，一张桌子，两个沙发。他倒了一杯水给我。我坐下来，寒暄了两句，就把话问到正题上。

我说：王主任，我这三天，看得挺多，也吃了你们几顿饭。我走之前，想问你一句实话。

他说：你说。

我说：村里有没有人想离开？

他把杯子放下，看了我一会儿，没有立刻回答。他往椅背上靠了一下，说：你这个问题，问得挺直。

我说：我就是想知道。

他说：有。

他没有绕，他就是说了一个“有”。他说：哪一家子没有这样的时候？我不想瞒你，村里有孩子考上大学出去的，有出去做生意的，有在厂子里干了几年、后来想自己出去闯的。有的是自己愿意走，有的是家里闹了别扭走的。这些年，走了不少人，也回来一些人。

我问：走的那些人，村里怎么看？

他说：不怎么看。谁愿意走就走，路是自己选的。走了的，还是咱村的人，过年回来照样吃饺子。

我又问：那回来的人呢？为什么回来？

他想了想，说：回来了，多半是外头的日子不太好过。回来了，村里接着管。

我说：那村里有没有因为想走、走不了的事？

他把这个词听明白了。他说：你问的是，有没有人想走，但是走不了。

我说：是的。

他沉默了几秒钟，说：这个话我真得跟你讲清楚。我们这个村，是集体办的，房子、地、厂、学校的钱，都是集体的。你在村里上班、吃住、看病，都是村里管，这是你的福气。可是这个福气，它跟这个村是拴在一块的。你要是想走，把户口迁出去，房子交回来，工作辞了，你就走。手续不难办。难的不是手续。难的是，一个人在这儿过了四五十年，他走出去，就没有这个村子给他兜底了。他自己得去算，他出去了能不能行。

我说：那这么说，不是走不了，是走不起？

他说：这个话你说得准。我们不卡人，可是大伙心里都明白，这根绳是他的福，也是他的绳。他要是觉得在村里别扭，他又有本事出去，他走，我们没拦过；他要是没这个本事，他想着出去了找不着人要，他就留在村里，可他心里那点别扭，他得自己消化。

我听了这些话，坐在那儿半天没吭声。我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我说：王主任，你在这个村里，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走？

他笑了一下，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外头当过兵，回来就在村里，一直干到现在。你要问我有没有想过走，我说实话，想过。年轻的时候，觉得外头的世界大。可后来，我想明白了，我这个人，就适合在这儿。我在这儿能干成事，我在这儿有一帮老伙计，我在这儿管着一摊事。我要是出去了，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天已经有点擦黑了。我拖着行李箱，沿着那条笔直的大马路往外走，路过那棵大槐树，路过那块石碑。我心里装着王主任那句话，那句“不是走不了，是走不起”。

我坐上车，看着那个村子在车后面越来越小。这三天，我算是看明白了点什么。这个村子，不是“好”或者“坏”两个字能说清的。它有一种别的村子没有的安稳：吃穿住行、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有人管着，你不用为自己明天怎么样操心。可是这种安稳，跟这个村子做成了一条绳子。这条绳子，是村里人自己几十年一起拧出来的，它在托人，也在系人。你要走，这条绳子，就成了你要解开的东西。

我回去以后，把这三天的笔记整理了一遍。我从这趟南街村里带出来的几条体会，想说给跟我一样关心“日子怎么过”的人听：

第一条，看一个地方，不能说“好”或者说“坏”，得看它给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南街村给了村民一份很稳的托底，吃住、教育、医疗、养老，你只要在这个村里，你的日子有底。可它收走的，是走出去的那份自由。这个交换，是村里人几十年一起商量、一起走过的一条路，不是谁强加给谁的，也不是谁占了谁的便宜。你站在外头看着，觉得这个换亏了；你站在里头看着，觉得这个换值。这两句话都对。

第二条，一个村子的“别人”，和这个村子的“自己人”，是两回事。这个村里，村民和外来打工的人，待遇不一样。村民有房、有供给，外来的一线工人，拿工资、住宿舍。这是他们这个集体的边界。这个边界，是用几十年攒下来的家底画的，不是今天说改就改的。你要问一个地方是不是“公平”，你得先把这两类人分开问。

第三条，人跟一个地方的关系，不是“能不能走”的问题，是“走不走得起”的问题。王主任那句话，我想了很久。很多地方，很多人都这样：不是没人拦你，是你自己算了一笔账，算完了，觉得走不起，就留下了。这个账，是钱、是退路、是人情、是你会什么。一个人要真想走，最要紧的不是勇气，是先把自己的账算明白。

第四条，别把“安稳”和“自由”对立起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都想出去闯，觉得安稳是没出息。我现在五十一，回过头看，人这一辈子，是要一样东西的。有人要安稳，有人要自由，有人前半辈子要自由、后半辈子要安稳。你这是要什么，你自己得知道，你别一边在村里吃着集体的饭，一边心里想着外头的天，那样最难受。

第五条，也是我这次最大的感受：看一个地方，你要有耐心，别一天看完了就下结论。我住了三天，跟十几个人说过话，我才发现，第一天我脑子里那个印象，第二天就变了一半，第二天变的，第三天又变了一半。这世上很多事，你在外头听来的，跟你亲身进去看的，不一样；你进去看了一天，跟你进去看了三天，也不一样。

我如今回到武汉，坐在办公室里，编着别人的稿子。我常想起那棵大槐树，想起我在老人楼下看见的几个下棋的老头，想起王主任说“我在这儿知道我是谁”那句话。那个村子，那三天，我算是去了，我知道那也是中国的一块地，有它自己的走法。我不评价它好还是不好。我只想说：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有人选择了这么一条路走，走成了这个样子，这件事值得看，值得想，也该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