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志远,今年四十一岁,在临江县城南建材市场最里头那排门面开一家门窗店。门头是我自己焊的铁架子,“志远门窗”四个字是喷漆喷上去的,风吹日晒掉了两块漆,我一直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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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媳妇叫苏敏,在县医院急诊科当护士,夜班多,回来往沙发上一倒就不想动。儿子上初二,个子蹿得比我高,饭量也比我大。这店我开了十一年,前些年还行,后几年一年不如一年,账本上的红字跟门头上的掉漆一样,看着揪心。
认识周伯,是因为我妈。我妈住在老物资局家属院,周伯住她对门,七十多岁,瘦,背有点驼,走路慢,说话更慢。他年轻时是泥水匠,后来跟着人看宅子、择日子,县里上了岁数的人都喊他周先生。他不摆摊,也不挂牌子,谁家上门问,他就泡一杯茶,说几句,从不多要钱。
我头一回听他说那句话,是二〇二三年秋天,在我妈家楼道口。
那年我过得实在不顺。跟我合伙三年的赵国强,管工地和收款,九月底拿着一个客户的八万定金和三个工地的进度款,人就没影了,前后三十二万。我打电话不接,去他家,他媳妇坐在门口择菜,头也不抬,说去南方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债主堵在我店门口,有一个还带着他小舅子,站在卷帘门下骂了半个钟头。我把车卖了,把店里压着的半批铝材抵了账,才把最急的几家按住。那阵子我天天夜里三点醒,醒了就坐阳台上抽烟,抽到天发白。
苏敏跟我吵过一回。她说,陈志远,你跟他合伙三年,连他身份证复印件都没留一张,你怪谁?我说我怪我自己瞎。她说着说着就哭了,说科室里一个月四千多的工资,儿子补课费就要一千二。我没吭声,那天晚上我把烟盒捏扁了扔进垃圾桶。
十月中旬,我妈血压高住了院。我在医院陪了两夜,回来上楼的时候,正碰上周伯提着一袋橘子往下走。他站住了,看了我一会儿,说,志远,你脸上这股气,散了。
我说,散了好,散了我就不用装了。
他笑了一下,说,气散了是好事。人要走好运,身上会先有几种变化,你自己回去琢磨琢磨。
我当时只当是老头安慰我,嗯了一声就上楼了。
后来我常常想起他这句话,是因为那一天之后,我确实一件一件地变了。变得不快,也不神,就是慢慢变。
头一样,是话少了。
以前我一进店就骂,骂赵国强,骂材料涨价,骂客户抠门,进来一个人我就从头讲一遍我怎么被人坑的。讲得多了,我自己都嫌烦。有一天下午,隔壁卖五金的刘姐过来借卷尺,我刚开口说“你不知道那个赵国强”,她接了句“我知道,你讲过四回了”。我脸上发烫。从那以后我少说了,人家问起,我就说一句“还在处理”,然后低头干活。
话一少,心里反倒静了一点。
第二样是店里干净了。
以前店门口堆着废料头、断铝材、破纸箱,一进门先绊一脚。有一天早上我扫了一遍,扫出三簸箕垃圾,还有两把生锈的旧合页。我把能卖的卖了废品,一共八十六块钱。我把货按长短码整齐,把样窗擦了一遍,玻璃擦得能照出人影。
奇怪的是,收拾干净之后,进来问价的人愿意多站一会儿了。有个大姐进来本来只想问问纱窗,站着站着,最后连阳台的推拉门也一起订了。
第三样是早起。
我以前睡不好,早晨九点才开门。后来我逼自己五点半起来,绕着体育场走三圈。头一个星期腿疼,第二个星期开始,走完回来一身汗,吃两碗稀饭,人像被洗过一样。六点半我到店里,把卷帘门哗啦一拉,天刚亮,扫街的老李推着车过去,跟我打个招呼。
我发现清早谈生意好谈。人刚睡醒,火气小。
第四样,是不占小便宜了。
十一月有个客户来换四扇窗户,我照老习惯,尺寸往多了报,多算了七百多块钱。钱收了我心里不舒服,晚上翻来覆去,第二天一早我给他打电话,说量错了,退给他七百二。他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说,行,陈老板,你这人实在。
过完年,他给我介绍了他们厂里家属楼的一批活,六万多。我后来想,那七百二,是我这辈子花得最值的一笔钱。
第五样,是学会了说谢。
以前工人干活,我觉得我出了钱,天经地义。那年冬天小刘跟着我在外面装窗户,零下三度,手冻得握不住螺丝刀。中午我买了四个肉包子和一杯热豆浆递给他,说了句辛苦了。他嘴上说“哎哟陈哥你今天咋了”,脸却红了。
正月里他回了趟老家,回来跟我说,他表哥在城东做幼儿园,正找门窗的人。他就是这么一句话,给我搭上了后来最大的一单。
第六样,是遇事不慌了。
二〇二四年夏天,一个客户说我们的窗户漏雨,要退全款。以前我肯定先急,先争。那天我在他家里蹲了半个钟头,看雨水是从哪道缝进来的,发现是外墙的裂缝渗水,不是窗的问题。我没跟他吵,帮他把外墙补了,收了个成本价。他后来把他两个表哥的房子都介绍给我。
我慢慢明白周伯说的“气散了”是什么意思。人急了,气是聚在脸上的,眼睛只看得见自己那点委屈;气散了,才看得见别人。
二〇二五年冬天,赵国强回来了。
他母亲走了,后半夜到的家,跪在灵堂里,头发白了一半。有人跟我说,你还去?我说去。
我随了份子,又替他垫了殡仪馆的三千八。他站在门口送我,嘴唇哆嗦,说了句“陈哥,我对不住你”。我说,先把老人送走,别的事以后再说。
那天回家苏敏跟我生气,说你这人没记性。我说,我记性挺好的,我记得他妈以前给我送过两回饺子。
开春以后,赵国强开始一笔一笔还钱。有时候三千,有时候五千,都是现金,还一次就在纸上记一笔,写得工工整整。他还给我带活,说他现在在城东跟着人做工程,那边的门窗都往我这儿推。
到二〇二六年春天,三十二万还剩下六万。我没催。
真正让我觉得日子翻过来的,是今年三月那单幼儿园的活。
小刘的表哥带我去了城东那家幼儿园,园长姓方,四十来岁的女同志,说话细。她要换全园的门窗,一共一百八十多扇,还得赶在暑假前完工,工期紧。
谈价那天,我把每一项都拆开写清楚:型材多少、玻璃多少、五金多少、人工多少,连运费的油钱都写了。方园长看完说,别人给我报的价比你低两万。我说,那你再看看他们的料,我不看别人,我只保证我这料砸开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行,就你了。
那单活我做了四十二天。半夜下暴雨,我带着人拿塑料布把还没装完的洞口一扇一扇盖住,第二天早上六点接着干。结账那天方园长多给了我两千,说是赶工的钱。我说不用,她说,拿着,我看着你们干的。
今年夏天,我把门头重新喷了一遍漆。“志远门窗”四个字是金黄的,苏敏说太扎眼,我说扎眼好,远远就能看见。
上个月,周伯来我店里坐。他坐在样窗旁边的小马扎上,捧着我的搪瓷缸子喝茶,看我把一张单子上的数字一个一个核对完。
他说,志远,你现在像个人样了。
我说,周伯,我这两年一分钱没多挣,就是慢慢把日子过规矩了。
他摆摆手说,规矩就对了。人要走好运,身上会先有几种变化:话少了,不把苦挂在嘴上;屋子干净了,手上的事也干净;起得早了,心里有底;肯让一点,路就宽一点;记得别人的好,别人才记得你;遇事不慌,先想办法,不想着怪谁。
他顿了顿,说,这几种变化,比屋里摆什么、门上挂什么都灵。
我把这几句话记在一个旧账本的第一页上,压在收银台的玻璃底下。每天开张之前,我掀开卷帘门,看一眼,然后扫地,擦窗,等第一个客人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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