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6年6月，马克·布洛赫夫妇将入祀先贤祠。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徐之凯与主持人程衍樑在一档播客里，把这位年鉴学派创始人的一生重新梳理了一遍——从里昂的犹太家庭，到巴黎高师，到一战战壕，再到盖世太保的刑场。
布洛赫1904年入巴黎高师。1914年入伍，以士兵身份打满全场，从士兵做到上尉。他的回忆录只写到1915年便停笔：战友29人已死11人，既没空也没心情。前线经验让他认定，历史学的对象是「复数的人」，而不是一两个精英。
这个判断后来成了新史学选择史料的原则。战后他因追随涂尔干的社会学取向、反感只考据官方档案的实证史学，在巴黎受阻，转赴斯特拉斯堡。1929年，他与吕西安·费弗尔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提倡跨学科、多元史料、总体史，以及由近及远的「逆向法」。
主流学界当时奉行「没有档案就不算历史」，把历史写成大人物编年流水账。布洛赫讥其为「事件的喧嚣」。他在节目中被引述的那句比喻是：你只捕捉海面上稍纵即逝的那种波浪，但是对海底深处真正决定那些洋流走向的那些水流视而不见。
《国王神迹》是这套方法的一次实战。布洛赫不用王室档案，而用医学文献、账簿、文学作品、纸牌等多元史料，由近及远回溯英法国王触摸治病的仪式。他发现，触摸仪式恰兴起于11—12世纪王权最脆弱、需与教廷争夺神圣合法性的年代，从而把仪式解释为君权神授的公开宣告。
用他的话说，那肯定不是简单的骗局，它肯定是一种深植于集体无意识当中的社会现实，它已经是一种事实了。这本书因此被视为心态史与长时段研究的先声。
1936年布洛赫拿到索邦经济史教职，年鉴运动从边缘进入中心。但二战打断了一切。他随法军撤至敦刻尔克并渡海到英国，当天即潜返法国——为的是妻子、母亲与子女。维希政权下，他凭教育部长与索邦代理校长的师生关系，挤进首批十名犹太裔教授豁免名单。
1942年11月德军占领南部，家属离世、停课，他才在里昂以化名加入抵抗组织。1944年3月被捕，6月被盖世太保处决。节目里的说法是：他选择了留在里昂隐姓埋名，与法兰西命运与共了。
入祀先贤祠本身也是一段政治史。战后历届政府借抬高让·穆兰等抵抗领袖重塑合法性，戴高乐1964年将其移入先贤祠，此后形成全国竞赛等记忆机制。萨科齐以来，总统以入祠塑造「抵抗总统」形象。
布洛赫入祠同样伴随争议。他的犹太人身份被过度强调，与其遗嘱中强调的法国人身份相悖，家属意见并不一致。节目最后还延伸到年鉴学派的「代际传承」之争，以及当代法国在能源、福利与高等教育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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