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都是“天才少年”，普通人真的累了

关照自己是人类一生的课题。

近些年，我们社会的流行话语不断更迭，从“躺平”“裸辞”，到自嘲的“鼠鼠文学”，再到“爱你老己”“纯过日子人”，热词背后是一系列社会情绪的转变。

如果说，前些年我们仍保留一些对现实的反抗，今年则是将视角转向内部，关注自己的一粥一饭，允许生活淡淡地流走。

面对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我们有过抱怨，有过失望，有过退缩，但始终在解释一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该往哪去？

情绪的转变背后，如今“纯过日子”的我们，究竟更务实了，还是在逐渐降低对未来的期待？

《视觉志》邀请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袁光锋教授对谈。他致力于情感研究，以情感社会学和传播学的视角，解释当今社会蔓延的各种情绪。

他在校内开设的课程《情感与公共生活》广受学生欢迎。课堂上，他讲当代青年的苦闷文化；讲市面上流行的治愈产品是否真的治愈人心；讲人们为何开始爱自己；讲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变化。

今年8月，脱胎于这门课程，袁光锋的新书《照料你自己》出版。结合这本新书，我们与袁光锋，从“纯过日子人”的流行话语出发，探讨近六年以来社会情绪的演变，背后的社会诱因，年轻人为何苦闷，以及我们怎样夺回日常。

以下是《视觉志》与袁光锋的对话。

“纯过日子人”，务实还是退缩？

视觉志：您听说过“纯过日子人”吗？最近还流行一种“喝大水，练薄肌，睡大觉”的说法。（现在流行画地为牢了厉娜！）

袁光锋：前些天，有媒体朋友约我聊一下对这些热词的看法，但那时我还没听说过。后来去查了，才知道“纯过日子”是人们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

这是一种低门槛的生活方式，无需付出额外的成本和负担，对个人而言，它的掌控性非常强。

在外部世界急速变化，人们整体面临的不确定性升高时，会希望找到一些确定的、个人可以掌控的东西。“纯过日子”可能是大家目前找到的一种方式。

视觉志：我的感受是，一切都淡淡的。更早之前，人们说躺平、裸辞、人生是旷野，后来又自嘲“鼠鼠”“牛马”，直到2025年末“爱你老己”的出现，以及今年衍生的一系列与个人相关的叙事，人们关注的视角越来越向内，情绪也越来越淡了。

袁光锋：这种变化放在网络文化的历史维度里来看，会有更清晰的线索。我2003年上大学，开始使用互联网。之后的一段时间，网络上流行恶搞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带有一些对精英文化的嘲讽，草根文化兴起。

再后来，网络流行语关注外在的公共生活现象，例如，被称为“2009年度网络第一热词”的“躲猫猫”，就和对地方的舆论监督有关。

后面还流行反鸡汤文化，比如，之前人们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反鸡汤文学的表述是“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顺手还把窗户焊死了”，表达的是希望的匮乏感。

近10年，疗愈文化或者说治愈系文化兴起，这代表人们的关注点已经在往内转，更关注自己的感受，期待自己获得更加愉悦的心情，更好地完成情绪管理。

从这个脉络里再来看躺平、裸辞，这些其实是青年群体价值观念的转变：社会内卷，我付出努力不一定得到同等的回报，产生许多焦虑感，不如降低预期，以佛系和躺平的方式应对焦虑。

打工人、鼠鼠文学、小镇做题家、985废物，同样是焦虑，有一种自我贬低的倾向，自嘲的同时完成自我疗愈。

总体来讲，这些话语体现的虽然是表达不满、无力，但仍是向外抗争的过程。

到现在，好像大家越来越收回到最小单位的一种自我的保全，往小的地方着手，获得一种掌控性。

背后可能是因为大家在经历情感耗竭之后，慢慢希望进入一种低耗能的状态。我不想再反抗了，不想再自嘲了，也不再愿意去期待，甚至连失望都懒得表达了。

视觉志：为什么大家变得情感耗竭了，因为前几年付出的情感太多吗？

袁光锋：当下所谓的情绪更加平淡，是以一种低欲望、低耗能的模式在不确定的社会里安顿自己。

我们首先要了解不确定性是什么。不确定性并不具体指一种客观状况，它其实是主观和客观之间互动的产物。所谓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我们认为对社会的掌控感越来越低，产生了一种不确定感。

它和大的世界有关系，比如整体的资源减少，竞争激烈，这导致了努力与回报之间的不确定性。

以前我们会说有一份努力，就有一份回报，现在大家会发现，哪怕我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拿到很高的分数，也有可能不过是“小镇做题家”，自嘲为“985废物”。哪怕我有一个很好的文凭，这个文凭可能只不过是我脱不下来的孔乙己的长衫。

另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不确定性是人生规划。有一个概念是“社会时钟”，社会给我们一套规范，我们在什么年龄应该做什么事情。但现在，大家会发现，我们越来越难以掌控人生的节奏，很多东西并不取决于我们。当然，青年人也会通过“逆社会时钟”，重新掌控自己。

从最初的对抗现实，到如今的“纯过日子人”，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它是一种务实的行为还是退缩，一切都正在发生，青年群体会不断创造新的语言和对问题的理解。我们要看它停在什么地方，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

“上岸”与“下海”

视觉志: 在您的观察中，年轻人的焦虑来源于哪些方面？现在什么专业的学生就业压力最大？

袁光锋：我没有看过专业的统计报告，但整体来看，就业的压力感在增强。本科阶段，大家关注GPA（绩点），因为要保研上岸；研究生阶段，关注实习经历，因为实习对就业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学生就业的整体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的流行词是“上岸”，考研上岸，保研上岸，考公上岸。“上岸”本身是年轻人择业道路上对确定性的一种追求，它是个隐喻性的说法，“岸”就是稳定、确定性。

改革开放之初，尤其是1990年代后，人们常说的是“下海”。海是自由的、漂泊的，同时是不确定、不稳定的。

从“岸”到“海”，从“海”到“岸”，这种变化反映了年轻人对确定性的追求在变。

视觉志：您在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通识课，《情感与公共生活》，里面包含焦虑文化、亲密关系的变革等话题，这些是您最初准备的内容吗？其中，年轻人更在意哪些内容？有没有他们不关心的？

袁光锋：80%的核心内容一直都在，每年会略微做一点调整。学生感兴趣的可能是这门课程怎样帮他们理解情绪，从社会情绪理解社会问题。

我关注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我讲焦虑、恐惧、嫉妒、苦闷、疗愈文化等部分时，学生大多很感兴趣，但是有一种情感，效果比其他的内容稍微弱一些，那就是怀旧，可能青年群体现在还没有直观地感受、体验怀旧，对这种情绪有隔膜。但我一直保留了这一讲，因为怀旧并非是简单的个人日常感受，它对我们理解一些大的问题也有帮助。

此外，还有自恋文化。最初，大家会觉得这个和日常生活关联不大，没有直观的体验。大家会说我感受到了恐惧、焦虑，但通常不会说自己感受到了自恋。

我从自恋文化的定义入手，分析社交媒介对自恋文化的影响，例如，在社交媒体里过度美颜或者过度吸引别人关注，便是自恋文化的一种。

视觉志: 当初开设这门课的契机是什么？

袁光锋：当时，我已经做了五六年的情感研究，想把这些理论分享给学生，就开了一门本专业的选修课，叫《媒介与情感研究》，专业选修课也会有部分名额开放给其他专业，陆陆续续，有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来选修。

我意识到这个领域比较跨学科，可能更适合开设全校的选修课，后来我就申请了南京大学的通识课教改项目，把这门课程转成通识课，改名为《情感与公共生活》。现在，这门课的学生既有人文社科专业的，也有理科、工科专业的。

之所以变成全校的通识课，可能是因为这些话题契合学生关心的问题。学生也想了解自己的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会觉得课程和他们直接相关，理论并不是那么抽象、那么遥远。

偶尔有学生以为这门课程会告诉他们一些情感管理技巧，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我在第一节课就告诉学生，课程不会告诉大家怎样缓解自己的焦虑，更多地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焦虑为什么会流行。

视觉志: 您具体上课的形式是啥样的？

袁光锋：课程的形式并不新颖，比较传统。基本上是我讲。我会紧跟着学生，学习一些新的现象，新的热词，用于课程案例。

今年开始，我要求每一位学生提交两篇情感观察日志，让他们用一周的时间去观察情感现象，并写下来，包括情感现象是什么，为什么有趣，哪些地方触动你，能和课堂的哪些理论结合起来。

我会做一个学生情感观察日志的整体分析。

这学期的情感观察日志有一个有趣的发现，焦虑和压力出现的频率最多，其次是愤怒与不满，他们会说自己因为什么事情而生气。当然也有一些积极的情绪，比如基于网络捐助产生的情感共鸣。也有人表达自己非常私人的情感。

整体来看，他们的情绪受到数字媒介平台，算法的影响。他们会强调，在一个数字媒介平台，我看到了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东西让我怎么怎么样。有的学生还问我，关掉评论区，是不是让情绪变得更好一些？

关掉评论区，

会不会让情绪更好一些？

视觉志：媒介平台影响人们的情绪，其中的作用关系是怎样发生的？

袁光锋:前些天，有学生提问说，小红书给他带来的影响非常大，比如，本来觉得自己的成绩还不错，结果一看小红书，到处都是比他优秀的人；本来以为自己找了一个不错的工作，结果一看小红书，到处是更好的offer。

很多情绪是关系性的，来自我们和他人之间的比较。我经常用的一个概念，是著名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在讲怨恨的一本书里提到的——生存比较。

我们从出生下来，就总是在和别人比较，以此确认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位置。比如小时候，我们和班里同学比较成绩、名次，父母也会把我们和别人进行对比，“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

简单讲，“生存比较”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产生很多情绪，焦虑，羡慕，嫉妒，怨恨，都和比较直接联系在一起。

社交媒体不断扩大我们比较的范围，让我们比较的参照系变得非常“膨胀”。在传统的社会里，我们可能就和自己的邻居比比；现代社会中，我们可能会和自己的同事、同学比；但到了社交媒体时代，我们会看到全网都是天才少年。

而且，社交媒体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是流量。我们看到的许多精致人设，是一种包装的产物，但这些内容加剧人们在比较过程中的焦虑，让人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的情绪——个体与参照群体比较后，感知自身处于劣势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我在课堂上曾指出，我们的社会到了一种情绪泛滥、情感匮乏的阶段。

这里要区别情绪和情感。

情绪是肤浅的，易变的，非常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短视频等不断刺激我们的感官，让我们在比较中产生消极情绪，导致我们每天都停留在被情绪裹挟的状态里。

但情感是什么，在我看来，它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包含着责任，承诺，冲突，协调。它是稳定的，静水深流的。然而，这种关系被社交媒体削弱了。

视觉志：虽然社交媒体中存在信息茧房，但总是感觉很喧嚣，与此同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把自己活成真正的茧房。为什么大家不爱跟别人产生交流了？

袁光锋：一方面是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它让人们交往起来更方便。现在我们有一种共同的感受是，能发微信就不要打语音，能打语音不要打电话，能打电话不要线下见面，大家越来越不愿意去付出更多的成本，建立更深度的关系。

另一方面，现在许多人对关系的理解，可能不再是需要承担责任、面对冲突的关系，而是一种更轻盈的社交关系。比如：充电宝式社交、搭子文化。

我不否定“搭子文化”的价值，运动搭子、旅游搭子、学习搭子，都很重要。我认为人的社会关系形式应该多元，搭子文化是功能导向的社交，即我需要什么就来寻求什么样的关系，这没办法取代深度的情感链接。

因为我们在亲情、友情等情感关系中，肯定要处理很多矛盾、冲突、分歧，恰恰是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不断提高我们的情感能力，知道情感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性反应，还与承诺、责任、道德紧密相关。

视觉志：可是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平时已经够累了，再跟别人交流，更是耗费心神。

袁光锋：对，可能也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大家没有时间。

视觉志：焦虑、苦闷并非年轻人特有，好像整个社会都笼罩在这样的情绪当中。

袁光锋：不同的年龄段的人，表现不太一样。中年人有中年人的焦虑，每一对“鸡娃”的父母，背后肯定也是焦虑，只不过相较而言，青年群体更加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中年人，可能不想表达，或者不想在网上公开表达情绪。

视觉志：这种情绪是自古以来到达一个年龄阶段就会产生，还是这些年的社会变化导致的？

袁光锋：我在课堂上也给学生做过一个概念辨析。

情绪在人类的历史里一直存在。比如恐惧，这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情感，如果人类没有恐惧，那么就不畏惧法律，不畏惧道德规范，无法建立人类社会的秩序。

如今，我们在讲恐惧、焦虑时，讲的是“恐惧文化”“焦虑文化”，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体验，并且被商业、技术、政治等多种因素塑造。

视觉志：我听过一种说法，如今的年轻人之所以感到不确定性，是因为他们成长的时期一切都是乐观的，而现在经济增速放缓、AI的出现，导致世界面临全新的变局，大家不知道如何应对了。

袁光锋：有个概念叫“基调情感”，意思是一个社会中的情感氛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因为改革开放，整体经济迅速发展，情感基调就是以乐观主义、希望为主导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那个时代，有没有焦虑，有没有恐慌，有没有消极的情绪，我觉得肯定有，但基调情感还是以乐观主义为基础。

这几年因为整个世界的情况在发生变化，大家普遍会觉得希望匮乏了一些。

情感是人类最后的堡垒吗？

视觉志：我们可以做哪些尝试夺回日常生活？

袁光锋：缓解焦虑可以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我会鼓励学生把自己的专业公益化，学新闻传播的学生，可以帮助附近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提高他们的防诈骗意识，提升媒介素养。

当你做这些的时候，既有价值感，又在和别人连接的过程中减轻了焦虑。你会觉得，原来我是有意义的，我是有确定性的。

当然，公共生活不完全指公益或志愿活动。培养自己的兴趣，在兴趣里找到志同道合的人，都是走出自我的方式。

视觉志：除了参与公共生活，您在书中提到，一些人会进行自我疗愈，但您说，这种疗愈是一种低龄化和孩童化的方式，为什么这样说，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袁光锋：书里的内容来自我之前做过的一项研究。最开始，我对治愈系文化有一点保守立场。但前些天，一位朋友跟我开了句玩笑，他说，我都压力这么大了，内心这么焦虑了，看个温情的、疗愈的电影，还要被你批判吗？

这句话一下子促使我反思。可能有时候我会站在研究者的立场、理论的立场，对新的文化现象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共情。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真正深入到青年人的文化里，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最近，我也在好好了解“纯过日子人”“喝大水理论”。

话说回来，我不是简单地说治愈文化都有问题，我批判的是一些特殊的治愈方式。有些疗愈产品，会过滤掉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只保留纯粹、温暖的东西。你当然可以把它暂时当作情感的避风港，但它不能达到真正治愈我们的效果，因为我们面对的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

当然，有些疗愈文化也在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比如大家看《我的阿勒泰》，喜欢慢节奏，喜欢一匹马、一个馕的生活，它可能构成我们对现代城市文明、工业社会竞争的一种反思。还有一些压力监测软件，有人在网上吐槽，工作之后心率都爆表了，我觉得它也会促使我们去反思职场或者内卷。

我期待的是疗愈文化能形成一种理念性的、对整个社会带来影响的东西，目前还是集中在对个体的影响上比较多。

视觉志：其实提到疗愈，我想到的是拆盲盒、拼豆、钩织，或者是运动健身，还有一种颂钵、水晶疗愈。您对这些当下流行的疗愈现象有观察吗？

袁光锋：拆盲盒、拼豆，我不是特别了解，但徒步和健身是我喜欢的。两者存在一点点区别。健身需要持续投入，收获的是一种延迟满足；拆盲盒、拼豆则是一种及时反馈。

疗愈的目的是赋予自己价值感，尊严感，意义感，怎样获得这些，而不至于让自己陷入到无力，甚至是自我贬低的状态，可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视觉志：现在许多人愿意去关注自己、愉悦自己、定义和理解自己。

袁光锋：这几年，网络上开始流行“爱你老己”“爱自己是终生浪漫的开始”的说法，我也正在做关于自我关怀话语的研究。这一现象究竟会走向何方，目前并不清晰，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有潜力成为一种积极的信号，具有解放价值。

我们的祖辈、父辈强调忍受痛苦，在社群主义文化里，个人的身份取决于某种先定的角色，如你在家族里的角色，承担相应的义务，但到了现代社会，我们每个人都要打造自己，我是什么人，取决于我怎样定义自己。

视觉志：它是一种积极的信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互联网加深刻板印象，很可能到最后，这些东西只是变成一种“为了做而做”的网红行为，比如断亲，这会适得其反吗？

袁光锋：会，比如“断亲”也是一个被命名出来的说法，它和“原生家庭”一样，有解放的一面，也有被泛化、被网红化的一面。但我觉得问题不在命名本身，而在命名之后我们往哪个方向反思、提问、追问。

很多人讲述原生家庭的伤害，从疗愈的、心理学的视角看，首先这有价值，因为命名是把一个东西清晰化。以前也有来自家庭的伤害，但话语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你个体的事，不要放到公共空间讨论。有了“原生家庭”这个概念之后，情感表达更清晰了，话题更明晰了，我们可以放在公共空间里讨论。这是命名的解放性。

但它也会造成泛化使用。我们用命名去涵盖各种情绪、各种社会问题，命名之后，应该继续分析这种感受的来源：它怎样被塑造、指向什么、我们如何应对，而不是只命名、把问题简化掉。简化的同时，我们也把情绪束缚住了，会觉得面对原生家庭是无力的。

所以命名带给我们的应该是一种继续思考、反思的力量。回到“断亲”也一样：如果它促使一个人去理解自己和家庭的关系、去追问伤害从哪里来，那它就可能是有意义的。

视觉志：面对这些问题，您在书中最后提出一个问题，情感是不是人类最后的堡垒，您怎么思考？

袁光锋：这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情感。我不认为情感只是简单的身体层面的反应，它跟我们社会的一套意义系统紧密相关。

我们会追求友情、爱情、亲情。这些情感，是和人类对意义的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悲伤，往往是失去了某件对我们有意义的人或事物；苦闷，关乎我们人生该往何处走的追问；愤怒，包含我们对公平、正义、尊严的向往。

所以回到“情感是不是人类最后的堡垒”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如果情感只是身体反应、只是情绪刺激，那它可以被算法模拟、被技术替代；但情感如果和意义、和自由意志、和人与人的关系连在一起，那它至少在当前，是AI难以真正拥有的。

至少在看得见的未来，人工智能无法在情感和意义之间建立关联。哪怕一个人很喜欢和豆包聊天，他也不会认为，豆包表达的情感是豆包的自由意志，豆包是在追求自己的意义。

情感可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堡垒，并非因为它不可计算，而是它和人类重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比如对意义的追寻，自由意志，还有承诺、责任这些道德价值。

袁光锋/图源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