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2日,广东阳江外海,“华天龙”号起重船停在波涛之间。巨大的钢缆缓缓收紧,海面下藏着一只重达数千吨的沉箱。船上没有人敢大声说话,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次起吊究竟会带上来一艘古船,还是一堆被海水挤碎的木板。
仪表指针突然发生变化。负责指挥的王仁义盯着读数,喊了一句:“动了,沉箱动了!”黑色的箱体破水而出,泥沙和海水一同倾泻下来。那一刻,持续多年的争论有了答案。
这艘船后来被命名为“南海一号”。
故事要从1987年说起。那年8月,广东阳江外海,一支中英联合打捞队原本要寻找一艘西方商船。英国方面依据旧资料判断,附近海域可能沉有“莱茵堡号”,船上或许装载着大量货物。
探测设备下到海底后,情况却不对劲。水下轮廓并不像近代西式帆船,更像一艘中国古代木船。随后出水的瓷器、铜钱和鎏金器物,也证明这不是误差,而是一处此前未被认识的宋代沉船遗址。
英国打捞方没有继续投入,因为合同目标并非这艘中国古船。设备撤走后,真正重要的发现反而留给了中国考古人员。198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到广东查看资料和出水物。他很快意识到,海底这艘船的意义,远远超过几件器物本身。
当时的中国水下考古刚刚起步,设备、资金和经验都不充足。发现沉船容易,安全取出却是另一回事。南海一号位于水下二十多米,船体被厚重泥沙包裹,稍有不慎,船板、货物和沉积层都会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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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沉船在海底等了多年。附近海域受到保护,相关人员还要防范私自打捞。1999年,香港商人陈来发捐资支持水下考古工作,项目才逐渐恢复。2001年重新定位后,考古人员试探性取出一批瓷器,结果令人惊喜:许多器物保存完整,窑口分布也相当复杂。
这些瓷器来自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既有青瓷,也有白瓷和青白瓷。它们不是普通日用品,而是南宋时期面向海外贸易烧制的商品。器物来自不同产地,却被装进同一艘船,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生产、收集和海运体系。
新的难题随之出现。若让潜水员逐件搬运,速度慢不说,船体结构和货物堆积关系也会被打乱。考古工作最看重的,往往不是单件器物,而是器物所在的位置、排列方式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专家最终选择整体打捞,也就是用大型沉箱把船体、货物和周围泥沙一并罩住,再整体吊离海底。方案听起来干脆,实施起来却极其艰难。沉箱长约35.7米、宽约14.4米、高约12米,自重达到54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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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沉箱运抵作业海域。潜水员必须在浑浊海水中一点点清理船体周围的硬泥,让沉箱能够下沉并扣住古船。水下能见度很低,潜水员每次作业时间受到严格限制,工具稍有卡顿,就可能影响整个工程。
这项工作持续了数月,累计下潜3016次。有人问潜水员怕不怕,张松的回答很朴实:“怕,但不能乱。”海底没有灯光,只有呼吸声和水下通讯设备传来的指令。每一次下潜,都关系到船体是否完整,也关系到数千件文物能否安全保存。
沉箱起吊成功后,南海一号被转移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保护设施内。那里并不是普通展厅,而是一个能够维持水环境的巨大池体。古船仍浸泡在经过控制的水中,考古人员从船舱上方缓慢清理泥沙,避免木材突然失水变形。
发掘工作持续多年。船舱内出土的瓷器数量达到数万件,此外还有铁器、金银器、铜器、漆木器以及生活遗存。铁器总量尤其可观,铁锅、铁钉和工具反映出当时冶铁业的生产能力。金银器数量不算最多,却能看出船员或商人的身份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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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价值的,是那些不够华丽的细节。动物骨骼说明船上曾储存和宰杀禽畜,天平反映货物交易需要精确计量,带有墨书的瓷片则可能记录数量、品类或流向。它们共同拼出了一艘商船的日常,而不是只留下一个“宝藏”的空泛想象。
船体采用水密隔舱结构,把船舱分隔成多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某一处进水后,其他部分仍有机会维持浮力。这种造船技术在中国古代已有成熟应用,是研究宋代航海能力的重要实物证据。
南海一号可能在一次风暴中沉没,具体原因仍需结合船体、海底环境和遗物分布继续判断。可以确定的是,它携带的不只是瓷器和金属,更是一整套关于南宋海上贸易的实物资料。
三亿元的工程费用,若只按出土物件计算,确实很难简单衡量。整体打捞保住了船体结构,也保住了货物在舱内的原始关系。对考古而言,这些信息无法靠复制品补回来,更不是把几件器物捞上岸就能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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