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祖辈全在用的“粪水浇菜”，欧洲科学家却才明白，为何呢

2023年1月，欧洲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田间试验，内容是用人类排泄物制成的再生肥料种庄稼：经过处理的肥料能给作物提供多少氮，作物又会从中吸收多少药物残留。消息传开，不少中国网友想起了祖辈的菜园。

地头埋一口粪缸，粪便沤熟后兑水，一瓢一瓢浇进菜地，这是很多人小时候见惯的场景。熟悉的粪肥，怎么又成了欧洲的科研课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看中国人几千年来是怎样对待自己的粪便的。

按现代医学和环境工程的数据，成年人平均每天排便约120克到250克。考虑到饮食习惯和年龄差异，可以粗略认为一个人每天排出约200克，一年约70公斤。

再结合几千年来中国的人口总量和平均寿命，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人从文明发源至今大约产生了53亿吨粪便。如果把它们铺满江浙沪，整片江南大地会盖上一层约25厘米厚的粪层。

几千年下来，这么多粪便都去了哪里？答案是，它们在“五谷轮回”中散入天地。

整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化粪池，其中一部分甚至又变成了我们自己的身体。这个轮回在中国转得格外完整，下面从古代讲起。

常逛博物馆的人会发现，东汉展区里几乎都有一种特别的陶器：陶猪圈。它是明器，也就是随葬品。猪圈古称“溷”或“圂”。

《说文解字》解释这个字从“囗”，象“豕”在“囗”中，“豕”就是猪，所以它最初专指猪圈，到春秋末期才有了厕所的含义。细看这些陶猪圈，每个上面都搭着一间小房子，那就是当时的厕所。

这种“上厕下圈”的设计在汉代非常普遍：人的粪便直接落进猪圈，和猪粪混在一起沤成粪肥，再拿去给农田施肥。这种做法叫“溷中熟粪”，记载在《氾胜之书》里。

这部书被视为我国最早的农书，也是四大农书之一，书名取自作者、西汉农学家氾胜之。世界各地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驯养骆驼、羊、牛、马。

中国是农耕文明，驯养的是更宏大的东西：土地本身。古人把土地当作活物，它也要吃饭、喝水、休息。

想让它长出好庄稼，就得时刻留意它的状态，休耕、轮作、保墒、淤灌，一样都不能少。想让一块地年年高产也可以，但投入必须跟上，古人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说“凡田岁种者，必岁一粪”。

要让土地有力气长庄稼，就得把它喂饱，而且年年都要喂饱。粪便里含有大量氮、磷、钾和微量元素，分解产生的腐殖质还能缓解土壤板结，既补土又养地。

不过粪便不能直接上地：新鲜粪便会烧苗，必须先经过腐熟；堆肥时产生的高温还能杀菌除虫，沤好之后施到地里也没那么臭了。过去农村到处是粪堆，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对古人来说，粪便浑身是宝，从不发愁没处放，反倒担心不够用。名画《千里江山图》里，小船上的人正在挖河泥做肥料，这叫“罱泥”。

连河泥都要捞上来用，说明农村的人粪其实不够用。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粪便大部分都被循环利用了：农民专门挖粪坑、修旱厕和沤肥池，把粪便和秸秆混合发酵，做成田里最重要的肥料。

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里，粪便确实是农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个“天人合一”的闭环并不完美，难题出在城市，因为中国古代城市的人口实在太多。中国在公元前其实就有公共厕所，甚至有冲水厕所。

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发现过一处战国时期的高等级冲水式厕所遗迹，有专门的厕位和防外排污坑，距今约2400年。不过这是宫廷专用，大多数人还是掘地为厕：挖个坑，搭上木板就是厕所，坑满了再让人填上。

据说晋景公就是掉进这种粪坑里淹死的。中国自古就有把城里粪便运往农村的习惯，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的粪便污染并不严重。

即便是繁华的汉长安城，也是到了隋朝才出现成规模的水污染，这时距汉长安建城已近800年。汉长安的官方建筑和皇家宫苑铺设了防渗的陶制下水管道，周边百姓没有这个条件，渗水污染严重。

即便如此，整座城市也撑了约800年，饮用水才真正坏到不能喝的地步。真正出问题是在唐宋以后。

里坊制逐渐瓦解，大城市人口爆发式增长，单靠居民自发运粪和零散的粪便交易已经满足不了排污需求，官方开始有组织地长期介入。唐代城市实行里坊制，各坊外有水渠环绕，唐长安城的坊渠宽约2.5米。

有人图方便，把下水穿墙排进坊渠，被抓到要挨六十杖。在官府要求下，大部分居民的粪便需要就地存储。

唐代厕所和今天的旱厕已经没有太大区别，厕坑前甚至放着瓦片作导槽；穷苦人家至少也会挖个坑，放一口破釜。专门的粪商上门收购，中国最早的厕所行业就在这时出现。

官府默许民间商户垄断城市粪便回收，掏粪业有了专业人员和专门工具，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长安富商罗会就以剔粪为业，垄断京城公私厕所的清理，发了大财。

到了宋代，情况更麻烦。里坊制崩溃后，乱搭乱建严重。

在有河渠的城市里，马桶里的秽物有时直接倒进河道，有人甚至把厕所悬空盖在河渠上，官府只好让居民编成保甲，互相举报监督。普通城市规模较小，土地承载力足够，还算好治理，浙江的衢州、金华就因为粪便处理得好，成了宋代城市卫生的典范。

真正吓人的是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百万人口的吃喝拉撒是个惊人的数字。两座城都设有专门机构“街道司”，下辖五百多人，统一身穿青衫。

叫它“大宋掏粪部”有点委屈它，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市容部门加城管：皇家出行、店铺占道都归它管，还负责街道清扫、积水疏导和粪便收运的统筹调度，定期雇船把城里的粪便污泥运到郊外粪场集中处理。当时城里许多百姓连茅坑都不用，只用马桶。

马桶起初可能只是接小便的器具，六朝博物馆里有不少实物，叫“虎子”。唐朝要避先祖李虎的讳，只好改称“马子”，后来屎尿都装在里面，就成了马桶。

宋代都城的居民能享受上门服务：有专人定期来收马桶里的粪便，称为“倾脚头”，再用专用粪车、粪船运到城外，卖给农户做肥料。元明清时期大体如此，北京叫掏粪工，江南叫粪船户，各自按区域划分地盘，定期收粪。

有些粪户因为垄断优质粪源，积累起财富和势力，成了类似帮会的“粪霸”，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打掉。通过“粪夫—农田”这条链条，城市粪便被源源不断地送往郊区。

北宋汴京郊外菜圃相望，明清北京南苑、海淀的菜园都靠城市粪便维持高产，粮食蔬菜再回到城里被吃掉，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五谷轮回”。这条链条很可能在无意中帮了城市卫生的忙，中国城市卫生因此一度领先中世纪欧洲城市。

欧洲各地其实也有粪肥利用传统，但不少中世纪城市的排泄物清运跟不上，街道和水体容易受到污染。君士坦丁堡是个特例：一来罗马人的基建做得好，有公共厕所和排水渠；二来城外马尔马拉海的洋流非常湍急，就像一个天然的抽水马桶。

不过，粪便作为商品，它的流通要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1929年，北京卫生机构检测市内井水，含大肠杆菌的水井占比高达63%，六成以上受过粪便污染。

许多城市尝试建立公共卫生系统，比如沈阳1906年就开始建公共厕所，但一个厕所只有四个坑，又长期不清掏，粪便堆积如山。1949年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发动群众7万多人，用了5个月时间，才把城区粪场、粪坑里积存的61万吨粪便运出城。

此后，城市进入现代化处理模式。早期，居民生活污水经下水管道统一排入化粪池，自然沉降、干湿分离，粪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净化后排入河道。

不过许多老城区并没有净化条件，不少化粪池的出水口接的是雨水管，所以别让孩子往雨水井里扔鞭炮，以免沼气爆燃。那时人口没有现在密集，河道的自净能力一般还能消化这部分污染。

如今在市政管网完善的新城区，化粪池已经基本取消，生活污水经专门的排污管道直接送进污水处理厂进行干湿分离。这类井盖上写着“污水”，同样不能往里扔鞭炮。

化粪池的粪渣和污水厂的污泥，由吸粪车或运输车送到粪便消纳厂做无害化处理，然后拿去填埋或发电，也可以制成堆肥。这些是有机肥而不是化肥，可以用于园林绿化、果树种植和土壤修复。

污水处理厂的出水达标后排入自然河道，靠自然界的自净能力完成最终净化。理论上，只要工序足够多，污水厂也能直接产出饮用水，但很少有国家这样做：一是成本太高，没有必要；二是居民普遍难以接受。

新加坡这类缺水国家是例外，约40%的用水需求由再生水满足，其中可能有约5%用于居民日常用水。至于饮用水安全，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水源地其实相对独立，一般在城市附近支流的上游建水库，周边划定保护区，禁止耕种和养殖。

杭州的主要水源地不是钱塘江，而是千岛湖，也就是新安江水；北京曾以密云水库为主，天津曾用滦河水系，南水北调中线开通后，北京、天津和河南郑州的主要用水改成了湖北丹江口水库的汉江水。

长江沿岸的大城市自然用长江水，但不少城市也有所在支流可用，比如重庆的嘉陵江、武汉的汉江，连长江最下游的上海也有黄浦江；南京则有九成用水来自长江干流。经过现代化处理，这些饮用水不会有安全问题。

厦门比较特殊，90%的用水来自九龙江水系，而上游的龙岩是全国闻名的养猪大市，一头猪造成的污染是人的5倍以上，因此在厦门推动下，福建省正在九龙江流域开展减猪行动。

欧洲科学家研究的，并不是“粪便能不能当肥料”这样的常识。欧洲早有粪肥利用传统，英国洛桑试验站自1843年起就在长期田间试验中比较有机肥和化肥的效果。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城市里的人类排泄物如何重新安全地回到农田。

这条路在欧洲城市里曾经越走越窄。欧洲城市变干净，与疫病冲击、城市管理和近代卫生工程等多种因素有关，19世纪大规模扩建下水道是其中重要一环。

随着越来越多的污水进入管网，再想把它们收集起来做肥料就很不方便了，城市排泄物回到农田的路径进一步变窄。此后化学肥料逐步兴起，到20世纪用量大幅增加，不过并没有完全取代粪肥。

所以，近年的研究是在既有经验上检验处理技术、肥效和安全性：处理后的排泄物到底能给作物提供多少养分，药物残留、病原体这些现代问题又该如何控制。

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粪便很早就形成了从城市回到农田的循环。即便化肥普及之后，农家肥和有机肥也没有退出田间，菜园里的“粪水浇菜”至今仍不少见，城市污水厂的污泥经过无害化处理，也还能制成有机肥。

欧洲研究人员如今用试验数据重新衡量的养分循环，中国祖辈早就在田间地头实践了几千年。传统经验加上现代卫生标准，才是这条老路继续走下去的方向。

说到底，我们喝的水大多经历过上亿年的循环，可能来自恐龙时代的一场暴雨，也可能来自秦始皇时代的一片积雪。

那53亿吨粪便的去向也大致如此：它们早已回到大地，回到循环，回到文明自身，有的变成了庄稼，有的变成了河泥，有的变成了今天的电能。它们记录了古人如何回馈和喂养大地，也见证了一个文明怎样吃饭、怎样生活、怎样治理、怎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