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2月，吉林省濛江县老岭密林，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被日伪军警围困。日军后来承认，真正掌握山林道路、村屯情况和群众关系的，并不只是日本兵，还有那些熟悉当地风土的伪满警察。
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伪满军警为何不抵抗日本侵略者？答案并非一句“他们都是汉奸”就能说清。有人贪恋权势，有人害怕报复，有人被蒙蔽，也有人早已在长期苦难中失去了判断国家和民族的能力。
九一八事变发生于1931年9月18日。东北军撤离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1932年3月，溥仪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日本人若只靠本国军队维持统治，兵力和情报都不够，于是便把控制地方的任务交给伪满警察、宪兵和各种基层机构。
这些人有一个日本军队难以替代的优势：他们知道谁家藏过粮，哪条路通往山里，谁与抗日队伍有联系，甚至能认出村里每一个陌生面孔。对抗日联军而言，伪满军警往往比远道而来的日本兵更危险。
有意思的是，伪满军警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统一的政治信念。许多人原本只是地方保甲、警察或旧军队人员。日本人接管东北后，他们面临的选择极其残酷：不服从，家产可能被没收，亲属可能遭到牵连；穿上制服，则能保住饭碗，甚至获得过去求之不得的权力。
“只要不惹事，日子总能过下去。”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罕见。它未必代表认同侵略，却常常会在一次次妥协中变成替侵略者办事。
日本方面也很清楚，单纯依靠武力不够，还必须制造一套说辞。伪满政权借用“满洲国”和溥仪的名义，把日本的殖民统治包装成地方政权。部分旧清官员重新获得职位，便把个人前途同这个傀儡政权绑在一起。
东北又是清朝发祥地，旧王朝留下的政治记忆，使一些人对“复辟”抱有幻想。他们明知溥仪受日本控制，却不愿承认自己只是日本统治机器中的一颗螺丝。对这部分人而言，效忠伪满不只是谋生，也是维护既得地位。
更多普通军警则没有那么复杂。他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民族国家教育，也很少接触抗日思想。日本当局严格控制报刊、学校和书籍，限制进步思想传播。社会上的消息被层层筛选，抗日者被说成“土匪”，抵抗侵略被描述成破坏秩序。
一个人长期只能听见单一声音，判断就容易被改造。尤其是远离政治中心的乡村，百姓多年经历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和地方冲突，对任何政权都缺少信任。有人甚至认为，日本人、伪满和过去的统治者没有区别，谁掌权都不会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这种麻木很可怕，却不能简单归结为天生冷漠。日本军队制造“人圈”，烧毁村庄，强迫百姓集中居住，对反抗者施以严刑。伪满警察则负责搜查、抓捕和审讯。普通人看到的不是抽象的国家大义，而是家人会不会被抓、粮食能不能留下、房屋能不能保住。
日本人还利用军警的制服和权力制造差别。伪满警察可以搜家、扣押财物、逮捕百姓，甚至参与处决。权力一旦与利益结合，便会使一部分人主动维护统治。地方上有些富户和旧势力因此更加卖力，他们既想保全家产，也想借助制服压住乡邻。
但“不想抵抗”与“不敢抵抗”并不是一回事。伪满军警内部同样存在反抗者。有人暗中给抗联送粮，有人故意放走被捕人员，也有人杀死日本军官后投奔抗日队伍。只是这些行动往往发生在极小范围内，彼此缺少联系。
日本方面把伪满军警分散部署，又安排日本教官、宪兵和特务监督。各部队之间消息闭塞，一旦有人流露出反抗意图，便可能立刻被监视。抗战后期，关东军加强了对东北的控制，伪满军警更难形成大规模联合行动。
杨靖宇牺牲前，身边部队已经遭到长期封锁，粮食和药品极度匮乏。1940年2月23日，他在濛江三道崴子附近被日伪军警围困后牺牲。熟悉群众和地形的伪满力量，在这场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东北百姓痛恨他们的根本原因。
伪满军警中确有被欺骗者，也有被胁迫者，但这不能抹去他们参与屠杀、搜捕和掠夺所造成的伤害。动机可以复杂，责任却不能因此消失。有人不想，因为贪恋权力；有人不敢，因为惧怕日本统治；有人不明白，因为思想被严密封闭。三种情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伪满军警长期替侵略者效力的真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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