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合法低薪”在国内愈演愈烈！

01从一家有责任心的企业说起

这是我第二次谈这个话题了。此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劳务派遣”的文章，后来有人告诉我，现在“外包”比“劳务派遣”更普遍，压榨更狠。关键很多还是合法压榨。

我顿感无语。这是怎么了？劳动者的尊严不值得守护吗？

所以我决定再写篇文章呼吁一下，替那些无声的人说多几句，希望能引来更多人思考，多顾念几分。

先从刚刚结束的中国汽车工程学会（CSAE）第33届年度大会说起。

在会上，比亚迪总裁王传福宣布，截至2026年，比亚迪总员工数达到102万人（国内96万），这个数字比2025年年报数字多了10万人！

在全世界身处就业寒冬的今天，比亚迪像一缕春风，给用工市场带来希望。

这一数据有多夸张？放在全球车企里，大众66万，丰田不到40万，比亚迪是丰田的两倍半。

跟国内其他车企比，更是一骑绝尘。你能数得出来的车企，正式员工都不够比亚迪的十分之一。

是比亚迪造车数量遥遥领先吗？并非如此。主要跟用工模式有关。

比亚迪明确推行“全部使用正式工”，将原有的劳务派遣工转为正式工，一线员工直接与集团签订劳动合同，入职即缴纳五险一金。

在比亚102万的员工里，生产人员占比高达79%！

不得不说，比亚迪或许对不起股东，但绝对对得起劳动力市场。

而其他绝大多数车企则走了另一条路。它们大量依靠外包或派遣完成整车生产，自己则只保留研发、销售与管理环节。

用制造业微笑曲线表示，就是利润最高的两头自己掌握，利润最薄的生产环节搞外包和劳务派遣，美其名曰“成本优化”。

例如此前曾因裁应届生上过热搜的“星宇股份”，产线工人接近90%是劳务派遣工；2025年在册员工从10426人骤降至7532人，一年净减近2900人，而劳务外包工时从2022年的238.4万小时暴涨到1087.4万小时（数据来源于DEEPSEEK，以下相同）。

这不是孤例。

去年一季度，全国劳务派遣从业人员达到7800万，占全国就业人口10%，其中制造业集中度最高。

制造业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外包的结局是劳动者能拿到手的报酬越来越少。

02谁来给这个体面？

全国总工会2025年专项调研的数据显示：同岗位下派遣人员全年收入仅为正式员工的60%—70%（国企比例更低）。

南京对91家派遣企业、737家用工单位的调查显示，正式工平均月薪3909元，派遣工仅2715元。

除了工资，社保也是大问题，

人社部专项检查的数据则显示，劳务派遣工平均社会保险覆盖率低于75%，而且基本按照最低标准缴纳。

这些数字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

用工单位支付的总费用可能并不低，但经过劳务公司层层截留，最终落到劳动者手里的，只是那个被精心控制在“合法”范围内的最低数字。

举个例子，就社保而言，通常用工单位是按实际工资足额缴纳社保的。

但到了劳务派遣公司这里，就会按当地最低基数为劳动者参保，差额则装进了劳务公司的口袋里，而这一切然居然是合法的。

除此之外，还有更改注册地，利用社保差提高抽成等做法。

总而言之，外包和派遣的“低薪”，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一种人为的，因制度设计缺陷出现的低薪，是一种事实上的“合法低薪”。

如果只有企业这么做，我还不敢下这个结论，你再看看事业单位——那些本该最讲公平、最讲体面的地方——也系统性地出现“合法低薪”，我就只能感叹，这政策究竟是哪个大聪明想出来的？

劳务派遣在法律上被限定为“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补充用工，比例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10%。

但这个10%的红线，对事业单位的编外用工居然不适用。

因为《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条在界定适用范围时，并未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外用工纳入其中。

法律留了一道口子，现实就把这道口子撑成了一道门。

在某些地方，事业单位招聘甚至以“红头文件”形式要求新进人员一律走劳务派遣；包括一些学校，长期大量使用派遣教师，而且比例越来越高。

由于事业单位的经费来源决定了编外人员的薪酬只能自行解决，结果压低编外人力成本就成了默认选项。

派遣公司再从中截留一部分，劳动者拿到手的，就低到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一个事业单位劳务派遣岗位居然能给出“2000多”的工资。你敢信吗？

这一切之所以让人愤怒，恰恰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合法”的。劳务派遣公司和外包公司打着“合法”的旗号在劳动者身上吸血。

说白了，这些公司的利润从哪来？不就是“正式工跟劳务派遣工所拿工资的差额部分”，以及“应缴却未按规定缴纳的社保等费用”吗？它们创造了什么价值？提供了什么管理？能提升用工市场的用工质量吗？

恰恰相反，在我看来，这种用工形式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灾难性的！

03一个健康的政策价值观

首先，它制造了一个没有“希望”的劳动阶层。

派遣工和外包工缺乏年终奖、公积金（就算有也是最基本的），晋升通道几乎封闭，转正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不是个人努力的问题，是身份在入职那一刻就已经把天花板焊死了。这让不让人绝望？

劳动要给我们什么？除了那份养活肉身的工资，不是还有精神上的慰藉吗？精神需求不才是更高需求吗？然而劳务派遣和外包会有职业荣耀吗？一个劳务派遣老师会以自己的职业为荣耀吗？责任心能有多强？

当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知道自己无论多努力都无法改变“派遣”这个身份时，劳动积极性和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还会有吗？这是什么畸形的社会价值观？

其次，制造了无数责任真空。用工单位和派遣公司之间相互推诿，工伤、辞退、欠薪等权益难以落实。

现实中，多数派遣公司注册于外地，社保缴纳和用工规范在用工所在地难以有效核查，形成监管真空。

大量劳动者面对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责任迷宫，而迷宫的设计目的，就是无限提高劳动者维权的难度，最终让劳动者望而生畏，主动放弃。

这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制度性的集体“霸凌”。每个派遣工或者外包人员，事实上承受着这种“霸凌”——满腹委屈，却无处伸张，甚至还要被劳务派遣公司鄙视“爱来不来”。

更深层的伤害在于，它正在把“低薪”从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变成一个被法律形式追认的常态。而且通过“劣币驱逐良币”，越来越扭曲劳动价值评价体系。

道理很简单。你不是说要刺激消费，提高劳动者收入，让劳动者更有尊严吗？

可事实上，当外包和派遣成为企业控制成本的默认工具时，这一切就成了空话。

因为，那些坚持直签正式工的企业会因为竞争力不够被淘汰。

留下来的，都是一些想尽一切办法剥削、压榨劳动者，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

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像胖东来那样维护劳动者的尊严？

这几年，大家感觉钱越来越难挣了，市场能给的工资越来越低，除了大环境，跟当下“劳务派遣”“外包”愈演愈烈不无关系。

很多有识之士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就指出，劳务派遣行为已背离“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实质，且严重侵害了劳动者权益，“已不具备继续保留的必要性”提出：应该“全面废除劳务派遣制度”。

这样的建议是负责任的、有建设性的，我一百个赞成。

除了劳务派遣问题，还有外包问题同样值得重视。

我不是要否定灵活用工的必要性，而是认为不能因为这点灵活性牺牲劳动者的权益。以下是几条具体建议：

第一，急需把事业单位编外用工从“法外之地”拉回来。事业单位不能再成为编外用工的模糊地带，10%也好，其他比例也好，总要有个说法。

而且，要么别用人，要么直接签合同。在维护劳动者尊严方面，事业单位应该起到带头示范作用。

第二，严查“假外包、真派遣”。正常的劳务外包是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发包给外部机构，由承包方自主管理劳动者并完成特定项目的业务模式，是一种合同行为，属于灵活用工范畴。

但现实中往往是“以外包之形，行派遣之实”。劳动者以项目的方式和用人单位签合同，实际上还是长期在用人单位工作，典型的逃避“派遣”监管。

对于这类行为，必须和劳务派遣一样，坚决禁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让“直签”重新变得有竞争力。如果一家企业把几十万工人直接签进公司、足额缴纳社保，却在人效数据上被嘲笑为“笨重”，那么市场的评价信号就是扭曲的。

政策工具应当向用工责任内部化的企业倾斜——在税收、信贷、政府采购评分中，把“直接雇佣比例”和“社保足额缴纳率”作为可量化的加分项。不能让扛责任的人吃亏，甩包袱的人反而占便宜。最终引导企业走向用工责任内化。

这才是健康的政策价值观。

04尾声

合法低薪之所以可怕，不在于低薪本身，而在于它正在用合法的形式，完成一场系统性的责任转移和信任重构。

当“低薪”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关注的另类现象，而是一个被合同、被法律、被监管锁死的常态时，受损的就不只是几千万劳动者的收入，而是整个社会对“劳动—回报”这条最基本公平链条的信任，以及对“劳动”的认知。

我是一名老师，但我不是学校的人；我是一名医生，但我不是医院的员工......

有多少人愿意没有身份，没有尊严地劳动呢？

当劳动不再光荣，我们的社会又会走向何方？

真的需要重视起来了。

全文完，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