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 1 点 47 分,陈默被一阵稀里哗啦的声响惊醒了。
她翻了个身,碰到身边冰凉的被角——张建国果然还没回屋睡觉。客厅的灯隔着门缝漏进来一线,她听见过道里传来塑料袋被拖来拖去的声音,还有张建国压着嗓子咒骂的声音:“连个箱子都翻不明白,都是废物。”
床对面的婴儿小床里,8 个月的女儿被这动静惊得哼唧了两声,陈默赶紧伸手过去,轻轻拍了两下,孩子又睡沉了。
陈默没有起身。
她盯着天花板上那一道细长的裂纹,很熟悉。从她生完孩子搬进这个家,那道纹路就一直趴在那里。起初她提过一次,张建国说“租的房子管那么多干嘛”。后来她再没提过。
第二天早上,陈默是在厨房里得知真相的。
张建国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头发乱糟糟的,面前摆着冰箱里最后两个鸡蛋。他没抬头,只是用筷子搅着碗里的蛋液,嘴里的语气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这个月工资先不给你了。厂里效益不好,我准备自己出来干点事,前期得投点钱进去。”
陈默抱着女儿站在厨房门口。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里那部旧手机,里面还躺着昨天早市买菜时跟卖豆腐的老板娘扫码欠下的 12 块 5。
“那买菜的钱呢?”她问得没什么底气。
“你自己先垫一垫,你卡里不是还有三千多吗?”张建国终于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含着一丝不耐烦,“我这是为了这个家,总不能一辈子给人打工。朋友那边看好了一个项目,启动资金说是要 8 万,咱们手里攒了多少你也清楚。”
陈默当然清楚。她卡里总共剩下 3876 块 2 毛。那是她结婚前上班攒下的最后一笔钱,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她不敢告诉张建国这是她最后的底儿。
三年前,陈默还不是现在这个在家看孩子、买块豆腐都犹豫半天的女人。
她在老家的师范大学读的汉语言文学,毕业那年考上了县里的教师编制。很多人说女孩子当老师多好,有个铁饭碗。她当时也这样觉得,觉着一辈子待在讲台上很安稳。
后来她参加市里的同学聚会,遇到张建国。张建国在省城跑销售,口才好,穿得体面,一张嘴就能把人的心说得热乎起来。他赞美她讲课讲得好,说她身上有种“老师的气质”,追了不到三个月,两人就办了婚礼。
婚后的转折点来得很快。
先是张建国说,两地分居不好,孩子不能没有爸爸陪伴。接着又说,县城学校工资太低,去省城随便找个辅导机构都比那儿强。
然后是张妈妈在电话里意味深长地说:“小陈啊,你想清楚了,女人这辈子图啥?不就是图个安安稳稳的家吗?你辞了工作往省城一搬,我们家建国能亏待你?”
陈默犹豫了很久。她想起教育局同事李姐的提醒:“陈老师,你现在是有编制的,想好了再动。”
但她还是辞了。因为张建国在办婚礼的那天晚上,握着她的手,说得信誓旦旦:“我保证,你以后想吃啥买啥,绝不让你手心朝上。”
这句话,在结婚后的第 4 个月就被打破了。
最开始是点外卖。她想吃一小份酸辣粉,张建国把手机接过去,翻了翻她的订单记录:“你晚上不是还吃晚饭的吗?”她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发现他是认真的。
她开始学着记账,每笔开销精确到一块钱。她以为是自己不够节省,直到去了趟超市,看到洗发水架上那些大牌子的价格牌,她下意识地在“飘柔”和“海飞丝”之间站了整整 5 分钟,最后拿回家一瓶家庭装的杂牌,洗完头发干得像柴火。
但真正让她感到心寒的,是一包卫生巾。
那天她带女儿去打疫苗,回家路上突然来了例假,她拐进路边的便利店,拿了一包日用卫生巾,又顺手给女儿挑了包小饼干。
收银台结账的时候,她从自己兜里掏的钱。那天张建国心情不错,晚上主动问她:“今天花了多少?记了吗?”陈默说:“没多少,就一点日用品。”
张建国立刻皱起眉头,翻开她的手提袋,把那包卫生巾拎出来很认真地看了下牌子:“你在家里记不记账无所谓,但钱是你自己的,你应该知道怎么花。”
后来她才知道,从她辞职回省城后的第一个月起,张建国每个月给她的“家用”,只有 3000 块钱。多一分要理由,少一分就记在账上。
此刻,她在厨房里抱着睡得满头汗的女儿,看着厨房窗户玻璃上自己那张憔悴得有些陌生的脸——她毕业那年,站在讲台上有过一张粉笔灰都没来得及擦干净的、精神奕奕的脸。她沉默了一会儿,低低说了句:“要垫多久?”
“最多三个月。”张建国的语气又热络起来,像是终于等到她松口,放下碗筷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等我这项目上路了,一到两倍给你翻回来。到时候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陈默最终没有把那句“我卡里只剩三千多”说出口。
之后的两个月,成了她人生里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上午女儿睡了,她蹲在阳台上翻手机,找工作软件划过来划过去。她想找那种不用坐班、能居家干的活儿,找了很久,大部分岗位都说要全日制。
只有一些配音兼职、文稿代写、网店客服的活儿,时薪低得可怜。她每天早上趁女儿哭闹的间隙,把手机调成静音挂机接客服消息,一条消息 3 毛钱;中午把女儿哄睡了,赶紧写几段文案,一篇 20 块钱。
她不敢让张建国看见自己接活儿,怕他的自尊心受不住。但一个傍晚,她写稿写得入了神,张建国提前回来,推门看到她对着电脑屏上密密麻麻的文字。
他愣了两秒,然后笑了:“接私活呢?用不着这么拼,我这项目马上就要见钱了。”
那天晚上她熬到半夜,因为白天接活儿误了孩子喂奶的时间,女儿哭得脸通红,张建国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你这个妈怎么当的。”
张建国的“项目”在一个月后见了分晓。8 万块钱投进去,加上中间几次追加,前后一共投进去 11 万。这些钱里,有 4 万 5 是他们婚后攒的存款,有 6 万多是从他几个朋友那里借的。结果项目人卷款跑了,连个人影都不见。
陈默知道消息那天,正蹲在洗手间里手洗女儿的衣服,电话里传来张建国咆哮似的咒骂声。她没说话,等对面骂完了,才问了一句:“要还多少?”
“能花的全搭进去了,还欠朋友 6 万多。”张建国在电话那头粗喘着气,“你先别跟你妈说,先把这个月家用省着点花。”
陈默把手机挂断,蹲在洗手间里看着那盆漂着泡沫的水。她的视线落在自己那双洗衣服洗得发白起皱的手上,很久没有动。
她没有省。
第二天一早,她把女儿交给隔壁的退休阿姨照看,自己坐公交去了趟市区最热闹的商业街。她以前带女儿去遛弯时留意过,商业街旁边的美食广场有一家档口贴了招工启事。
老板娘是个烫着大波浪卷的中年女人,打量了她好一会儿:“干过餐饮吗?端盘子分得清吗?”
“分得清。”陈默说,“我辞职前当过老师。”
老板娘笑了一下:“当过老师啊,那手挺快的吧?从今天干起,一小时 18 块,管一顿饭,先试两天。”
当天中午,陈默系着围裙,在后厨和档口之间忙得脚不沾地,端着滚烫的汤碗,穿梭在满是油渍的地板上。她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张建国发来的消息,问她今晚吃什么。她盯着那条消息看了两秒,把手机塞回裤兜,继续端菜。
她每天干 5 个小时,下午 3 点到晚上 8 点。上午女儿睡午觉,她就靠在沙发上写代稿。晚上回来,张建国坐在客厅里看电视,问她:“你去哪儿了?”
她说:“去楼下赵姐家帮她家小店理了理货。”张建国没有追问。他最近心情不好,无心管这些细枝末节。
第三个月,陈默拿到餐饮店的工资,2200 多。加上代写稿子的零碎收入,共有 3400 多,是那个月家里唯一一笔像样的进账。
那天晚上,张建国坐在桌子对面,看着她把钱一笔一笔转到银行卡里,久久没有说话。他张了张嘴,憋出一句:“你先拿着用吧。”
陈默没有看他的表情。她只是把手机锁好屏幕,轻声说:“嗯。”
那天夜里,女儿睡着之后,陈默没有立刻躺下。她坐在阳台的椅子上,看着这座她生活了三年的城市,灯火在夜里延绵很远。她手机里存着一条消息,是老家教育局那位李姐发来的:“陈老师,县里今年又招考了,享受原来的优惠政策。你还考虑回来吗?”
她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回复框里的光标一闪一闪地跳。
她想起自己最近在餐饮店后厨忙碌时的感受:手腕酸疼,脚后跟每天都磨出水泡,但每天晚上把挣来的钱归拢到一起的那一刻,她的心里反而比过去任何一段伸手等钱的时期,都踏实。
第二天早上,陈默早起去市场买了半只鸡,炖了一锅汤。张建国还没醒,她抱着女儿坐进阳台的藤椅里,把手机屏幕点亮,又看了一遍那条招考消息,良久,轻轻点了一下回复,把那句话发送出去:
“李姐,我报名。”
汤在灶上咕嘟咕嘟地滚着,阳光照进来,落在她握着手机的那双手上。那双手因为洗碗端盘而变得粗糙了,但握得比以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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