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房花烛时，他将我按在婚床上闹得很凶；事后凑近耳边低语了一句

洞房花烛时，他将我按在婚床上闹得很凶；事后凑近耳边低语了一句，我听完心里一沉，当夜就收拾东西跑回了娘家。

床板被我后背撞得吱呀一声响，他一只手按着我肩膀，另一只手在扯我领口的扣子，那扣子崩掉了一颗，滚到地上没影了。

那是九二年腊月初八，我二十二，他二十五，俺们俩是邻村，媒人介绍的，从见面到办事总共见了五回面，说过的话加一块儿顶多四十句。

他叫建国，在镇上的农机站开拖拉机，手上有劲，肩膀宽，相亲那天穿了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话不多，光笑，我娘说这种男人老实，靠得住。

我爹死得早，家里就我娘拉扯我和我弟，我娘看中的是建国那份正式工作，一个月八十三块四毛的工资，年底还有奖金，在我们那儿算好人家了。

腊月里天冷得邪乎，我娘给我陪嫁了一床新弹的棉花被，六斤重，被面是大红的的确良，上头印着龙凤，那是她攒了两年布票换的。

办事那天摆了十二桌，借了村部的大铁锅炖的猪肉粉条，酒是散装的高粱白，四毛二一斤，建国他爹拎着塑料桶去打的，打了二十斤，喝到最后还差半桶，又让他弟骑车子去灌了五斤。

我坐炕头上等的时候，脚都冻麻了，棉鞋是新做的，千层底，纳得密，可底子硬，硌得脚底板疼，我不好意思脱，就那么干坐着。

外头划拳的声音一浪一浪的，有人喊“新郎官喝一个”，有人扯着嗓子唱《朝阳沟》，我听着建国在院子里笑，笑得很响，跟相亲那会儿完全两个人。

天黑透了才散了席，我听见他脚步晃荡着往屋里来，门一推，一股酒气先涌进来，人跟着就扑过来了。

他手重，结婚头一回我也没经验，疼得我直抽气，可他像没听见，嘴里含含糊糊不知道念叨什么，我推他胸口推不动，他胳膊跟铁棍似的。

炕烧得太热，褥子底下硌得慌，我后来摸了一把，是撒的那些花生红枣桂圆，硬邦邦的，硌在后腰上，第二天青了一块。

闹腾了有一阵子，他猛地停了，整个人趴下来，嘴贴着我耳朵，热烘烘的气喷在我脸上，说了一句：“你比俺嫂子差远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像有人往耳朵眼里灌了壶开水。

他又嘟囔了一句：“她那腰，她那腿，啧啧。”

我躺在那儿，身上还压着他，一动没动，天花板上的灯泡没罩子，光着个六十瓦的灯泡，直晃眼睛。

他翻下去没半分钟就打上呼噜了，酒气一阵一阵的。

我往炕梢挪了挪，后背抵着墙，就那么坐着，听着外屋他妈和他妹还在刷碗，叮叮当当的。

我低头看见自己脚上那双新棉鞋，蹭了一块泥，在炕沿上磕了磕，泥掉下来，落在鞋边的红纸屑上。

我想起头一回上他家吃饭，他嫂子来帮忙做饭，那嫂子我见过，比他哥小三岁，人长得白净，腰细，走路带风，说话嘎嘣脆，那天炒的鸡蛋酱，我夹了一筷子齁咸，没好意思说。

建国那天全程没怎么看他嫂子，我当时还觉得这人规矩，现在想起来，他是不敢看。

我心里一阵一阵地翻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

后半夜他翻了个身，胳膊往我这边搭，我往旁边一躲，他摸了个空，嘴里含含糊糊叫了声“英”，英是他嫂子的名，叫张秀英。

我这回彻底坐不住了。

我轻手轻脚下了炕，摸了火柴点上灯，从柜子里扯出我的包袱皮，就是那块蓝底碎花的包袱皮，我娘给包衣服用的，往里头塞了两身换洗衣裳，一双单鞋，还有我娘偷偷塞给我的二十块钱，那钱是七张票子，三张五块的，四张一块的，外加几个钢镚儿，我用皮筋捆着，搁在棉袄夹层里。

棉鞋没穿，太响，我拎着鞋，光脚踩在地上，水泥地冰得我脚心抽筋。

外屋门闩是根铁棍，我抽了半天抽不动，后来用两只手使劲一抬，哐当一声掉地上了，我吓得蹲下去听了半天，他爹在西屋咳了两声就没动静了。

推开门，腊月的风跟刀子似的往脸上招呼，我趿拉上棉鞋，头也没回就往外走。

从他们村到我们村，走大路八里地，走河堤那条小路近，六里半，我摸着黑走的河堤，河面上结着冰，月光照得白花花的，我走着走着就哭了，眼泪淌下来立马冰得脸疼。

走到家天还没亮，我娘起来给猪拌食，看见我站在灶房门口，手里的瓢咣当就掉地上了。

“咋的了？”她问我。

我没说话，把包袱往炕上一扔，脱了鞋上炕，用被子蒙住头。

我娘追进来，掀我被子，看见我脖子上的印子，那是指头掐的，青了四个点。

“他打你了？”我娘嗓子都劈了。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后来把原话跟我娘学了，我娘坐在炕沿上，半天没吭声，最后说了一句：“也许……是喝多了说胡话呢？”

我没接茬，翻了个身面朝墙，墙上贴的年画是去年腊月买的，画上的胖娃娃抱着个大鲤鱼，鱼鳞一片一片画得清楚。

我在炕上躺了两天，发了一天半烧，我娘给我熬的小米粥，放了红糖，我喝了两口就搁下了，第三顿那碗粥搁在炕沿上结了层皮，我娘端下去热了热自己喝了。

建国是第三天来的，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车把上挂了两包桃酥，一包白糖，自行车支在院门口，进来就喊“娘”，跟我娘叫娘。

我娘在灶上烧水，没搭理他，他站在屋门口，搓着手，看我躺在炕上，憋了半天说：“跟我回去吧。”

我把脸冲着墙，回了他一句：“你酒醒了？”

他愣了一下，说：“那天喝多了，有啥话不对的你别往心里去。”

就这一句，连句正经道歉都没有。

他嫂子那事儿他一个字没提。

我娘把水壶往灶台上一墩，说建国你先回吧，闺女烧还没退利索。

他站了一会儿，真就走了，走之前把那两包东西搁在锅台上，我娘等他一走，拎起来就扔猪圈里了，猪连闻都没闻。

后来我才从他们村我一个远房表姐那儿听来更多细事。

表姐叫翠兰，嫁到他们村东头，离建国家隔了三户，她说建国跟他嫂子那点事儿，其实村里早就有人嘀咕。

说是那年夏天收麦子，建国帮他哥家干活，大中午日头毒得很，他嫂子在地头槐树底下奶孩子，建国过去送绿豆汤，具体啥情形没人看见，反正是有人瞧见他从嫂子手里接碗的时候，手在嫂子手腕子上停了一会儿。

这话传没传到建国他哥耳朵里不好说，反正他哥那年秋后就出去打工了，去了山西煤矿，过年都没回来。

翠兰的原话是：“谁知道呢，没凭没据的，就是大伙儿瞎猜。”

她还跟我说了一件事，说建国以前相过一个对象，是镇上供销社的，姓方，人都叫小方，那姑娘谈了有小半年，后来突然黄了，小方她娘在集上碰见翠兰，抹着泪说闺女回家哭了好几天，问为啥不说，就说建国那人“看人的眼神不对，老往不该看的地方瞅”。

翠兰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剥花生，花生壳扔了一地，她拍了拍手上的皮，看了我一眼：“妹子，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挑事儿，是觉着，这婚你要是不想回去，你娘也养得起你。”

我娘那会儿喂了两头猪，十二只鸡，还种着三亩半的地，我弟在镇中学念初二，每学期学费四十二块，家里日子紧巴，但确实饿不死人。

我又在家住了五天，这五天里建国他爹来过一回，拎着一条猪腿，坐炕头抽了半包烟，说：“媳妇，你回去，我收拾他。”

我问他：“大叔，你知道他为啥挨收拾不？”

他爹闷头抽烟不吭声，最后说：“年轻人嘴上没把门的。”

合着他们都觉着是“嘴上没把门的”。

建国他妹也来过，叫小云，十四岁，念初一，她偷偷跟我说，她嫂子这两天在家也哭呢，她哥把她嫂子叫到屋里说了半天话，出来的时候嫂子眼睛红的。

小云说：“嫂子，俺哥那个人吧……他打小就爱跟嫂子闹，俺们都没当回事。”

连他亲妹妹都不当回事。

我心里那股劲儿，说不上是气还是凉，就是觉得一块石头压着，喘气不痛快。

可日子还得过。

我娘嘴上硬，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听见她在西屋叹气，叹一口，翻个身，炕席窸窸窣窣响。

第七天早上，我娘坐我跟前，手里纳着鞋底，头也没抬说：“你自己拿主意，别愁家里。”

纳鞋底的锥子扎了她手一下，她嘶了一声，把手指头搁嘴里嘬了嘬。

我盯着她手指头上那个针眼看了半天。

第八天建国又来了，这回他带了张纸条，上头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大意是说那天喝醉了说话没轻重，以后保证不说了，好好过日子。

我问他：“你嫂子那事，你到底有没有？”

他脸腾地红了，脖子上的筋都鼓起来了，吼了我一句：“你别听风就是雨！那是我嫂子！”

他这么一吼，我反倒踏实了。

我说那你走吧。

他走的时候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后头扬起一溜黄尘，隔壁王婶正在门口晒萝卜干，手搭凉棚看了半天，问我娘：“这是闹啥呢？”

我娘说：“小两口拌嘴，没事。”

当天下午我就下炕了，帮我娘剁猪草，菜刀剁在案板上笃笃笃的，剁了一整筐。

又过了两天，建国家的媒人来了，是镇上一个姓周的嫂子，专给人说媒的，五十来岁，镶着颗金牙，一进门就笑，跟我娘说“老姐姐，年轻人闹别扭是常事，咱做长辈的得劝和不劝散”。

我娘给她沏了碗红糖水，没放茶叶，就搁了两粒糖精。

周嫂子喝了一口，转过来劝我，说建国那孩子她打小看大的，实诚，那天就是酒喝高了，嘴上跑火车，你回去让他给你赔个大不是，以后工资全交你管。

我说：“周婶，他喊着别的女人的名儿睡的，这也算跑火车？”

周嫂子脸上那笑僵了一下，金牙收了收，说：“那……那喝多了的人，连自个儿姓啥都不知道。”

我说那他咋没喊成他娘的名儿呢。

周嫂子不言语了，端着碗把那碗糖精水慢慢喝完了，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拍了两下，说闺女你是个有主意的。

后来我才知道，周嫂子从我家出去，直接去了建国那儿，跟建国他爹说“那丫头嘴厉害，不好摆弄”。

这话是建国他爹后来跟别人喝酒说漏嘴的，一传又传回我们村。

我娘听了，在家里骂了半下午，把鸡都骂得上了架。

事情真正松劲儿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建国他哥从山西回来了，专门跑了一趟我家。

他哥跟建国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就是黑，瘦，脸上褶子多，穿了件矿上发的棉大衣，袖口磨得发亮，拎了一兜子山西的枣，进门就给我娘鞠了个躬。

坐下他就一句话：“这事我回去问清楚了，建国混蛋，我揍了他两扁担。”

他停了停，又说：“但你嫂子，是清白的。我自己的媳妇，我信。”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我，眼珠子一动不动。

我问他：“那你信你兄弟不？”

他眼皮垂下去了，半天说了句：“他是我亲兄弟。”

这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一个字一个字地。

他走的时候，把那兜枣搁在锅台上，没像建国那样被我娘扔，我娘把枣倒进盆里洗了洗，蒸了一锅枣馒头，枣挺甜，个儿大，肉厚。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想他那句话，“他是我亲兄弟”，这和“我信我媳妇”是两码事，他能说信媳妇，可到底没说他兄弟不好。

我想来想去，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他们一家子，从上到下，都觉着这事儿——哪怕是真的——也不是什么大事。

腊月二十六，建国他爹又托人带话，说年后就让建国把工资折子交给我，每月八十三块四，一分不留，另外家里那三亩自留地也归我管。

我娘听了，坐在灶前烧火没说话，火苗子把她的脸映得一红一红的。

我弟放了寒假，趴在炕上写作业，头也不抬说了句：“姐，你别回去，我养你。”

他那时候十三，个子还没灶台高，说这话的时候铅笔头咬在嘴里，腮帮子鼓着。

我把他铅笔抽出来，在他头上轻轻敲了一下。

腊月二十八，建国自己又来了，这回没喝酒，干干净净的，穿了件新棉袄，蓝的，拉链的，一看就是新买的，拉链头还挂着个标签没剪。

他没进屋，就站在院子里，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是照相馆的收据，说初六照相馆开门，咱去拍张合影。

我没接话。

他站了一会儿，忽然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是个手绢包，打开，里头是一对耳环，银的，坠子是一小片叶子，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

“我娘给的，说给媳妇的。”

他递过来，手有点抖。

我看了看那耳环，又看了看他那张脸，那脸上写着一句话：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行不行。

我没接耳环，问他：“建国，你那晚为什么要说那句话？”

他嘴唇动了动，又抿上了。

“你心里是不是真那么想过？”

他低着头，拿脚搓地上的土，搓了好几下，说：“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喝断片了。”

他又抬头看我，眼睛里头有点急，有点慌：“我要是心里真有那想法，我出门让车撞死。”

他发了毒誓。

我心里那块石头松了一点点，就一点点。

我说耳环你拿回去，年后再议。

他走了，那对耳环他没拿走，搁在窗台上了，那个手绢包着，我娘回来看见了，打开瞅了一眼，说银的，成色还行。

三十晚上包饺子，我娘擀皮，我包，我弟负责摆。

我娘忽然说：“你回去也行，但有一句话你记着，他要是再犯一次浑，你半夜走也行，后半夜走也行，这个门永远给你开着。”

她包了个饺子，捏得特别使劲，边上的褶子捏得密密的。

我“嗯”了一声。

初一早上我去井台打水，碰见我们村嫁到他们邻村的巧珍嫂子，她嘴快，见我就说：“听说建国那小子年前在农机站跟人干了一架，把人家鼻子打出血了，为啥事不知道，反正是站长拉着。”

我问她听谁说的。

她说她小叔子在农机站修车，亲眼见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初五那天我专门跑了趟镇上，去找我初中同学红梅，她在农机站隔壁的供销社卖布，她男人跟农机站的人熟。

红梅跟我说，打架是因为有人跟建国开玩笑，问“听说你媳妇跑了”。

建国当时正蹲着修一台手扶拖拉机，站起来就把扳手甩过去了，没砸着人，又上去把人摁地上了，后来是站长和另外俩人给拉开的。

“完事他蹲墙根儿底下抽了半包烟，谁叫都不搭理。”红梅一边量布一边说。

我站在柜台外头，手里攥着在她那儿扯的二尺红头绳，攥得手心里全是汗。

红梅看了我一眼，把布叠好推过来，说：“要我说，他倒不是冲你，他是冲那句话。”

我拿着布出来，在街口站了半天，冷风灌进脖子里。

我心里头翻腾着两件事：一件是他那晚的那句话，一句是他抡扳手那架势。

这两件事搁一块儿，我说不清哪件更让我心里发沉。

初六早上，天还没大亮，我起来扫院子，一开大门，门口停着建国的自行车，他蹲在门槛外头，也不知道蹲了多久，鼻尖冻得通红，脚边扔了仨烟头。

他看见我，站起来，把个东西往我手里一塞。

是个存折，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八十三块四，日期是腊月三十存的。

“这是这个月的，”他说，“往后月月交。”

我拿着存折没动。

他又从兜里掏出张纸，叠得方方正正的，打开，上头写了满满一页字，歪歪扭扭，别字也不少，但能看懂，大意是：一，从今往后滴酒不沾二，逢年过节见嫂子绕着走三，工资全交四，若犯一条，净身出户。

最后一行字写得特别大：请你回去，给我个改正的机会。

我拿着那张纸，站在门口的风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院子里我娘在喊我吃饭，我弟探出半个脑袋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这时候巧珍嫂子挑着水桶从门口过，看见建国蹲在那儿，大声说了一句：“哟，姑爷来啦。”

建国抬头应了一声，嗓子哑得厉害。

我把存折和那张纸收下了，但没让他进门，说你先回吧，我再想想。

他点点头，推着车子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了一句：“初八我就上班了，十二之前你回来，咱还能去照相馆，过了十二人家就涨价了，涨到三块二一张。”

他走了以后，我回屋把那张纸又看了一遍，看到“滴酒不沾”那一条，忽然想起一件事。

相亲第二回，我娘打听了，他喝完酒啥德行，媒人说“从不喝酒，沾都不沾”。

我娘当时还夸了一句，这好，不喝酒的男人顾家。

那办事那天那二十斤高粱白，他一个人喝了多少，我到现在也算不出来。

我坐在炕上，手里攥着那张写满字的纸，纸边被他揣得起了毛。

我娘端着碗进来，是初五剩的饺子，煎了煎，油汪汪的，她把碗搁我跟前，看了我一眼，说：“你那个存折，他爹知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我娘没再问，拎着火钩子捅了捅炉子，煤灰落下去，火苗蹿上来一截，她从兜里摸出俩土豆搁在炉膛边上烤着。

土豆的皮慢慢起了皱，裂开一道缝，冒着白气。

我没有回去。

至少初十之前没有。

我娘也没催我，我弟每天照常上学放学，回来就问一句“姐你今天走不走”，我说不走，他就趴桌上写作业，写得比平时响。

我心里有个念头，一直没跟我娘说。

我想等开春，等冰化了，从河堤上再走一趟看看。

那条六里半的河堤，我腊月初八夜里摸黑走过一趟，哭了一路，那晚月亮白得瘆人，河冰上能看见我一溜脚印。

我想大白天再走一趟，看看那条路到底有多长，看看我到底是怎么走回来的。

这事儿我到现在也没跟我娘说透。

那张建国写的保证书，我夹在我娘的鞋样本子里了，跟那些纸鞋样搁在一块儿，上头压着个铜顶针。

鞋样本子是我姥姥传给我娘的，厚厚一沓子，里头贴着各式各样的纸剪的鞋样子，有虎头鞋，有方口鞋，还有一双我娘给我剪的嫁鞋样子，红纸的，剪得精细，鞋头上带个蝴蝶。

那张纸夹进去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夹了。

昨儿个后晌，我坐在门口晒太阳，远远看见河堤上有个骑车子的人，骑得很慢，到我们村口那儿停了一会儿，又调头回去了。

太阳光照在车圈上，一闪一闪的。

我低头看了看脚上那双棉鞋，从初八那天起我就一直趿拉着这双，后跟都踩塌了，帮上沾的泥点子干成一个个小泥球，一抠就掉。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夜里要是他没说那句话，这日子现在过成什么样。

也说不清他写的那四条，管不管得住他一辈子。

换成你们，那张保证书，是收还是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