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年轻人被困在父母家中，或被迫为狭小的住所支付高昂租金，任由房东摆布。
最近几周，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西班牙各地举行抗议，反对该国严重的住房危机。周三，许多人响应西班牙最大工会的号召参加罢工，全国性罢工的口号是：“工资、住房和价格”。
上个月，87岁的马里卡门·阿瓦斯卡尔被强行从她居住了七十年的马德里公寓中驱逐，此事加剧了民众的愤怒。她的企业房东将租金涨到了她无力承担的水平。随着公众抗议愈演愈烈，她在医院去世，而就在同一天，驱逐她的业主同意让她返回家中。
为了保护弱势租户，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两项紧急法令，但均被右翼政党否决。
西班牙左翼联合政府宣布于11月29日提前举行大选，希望利用民众对住房危机的愤怒来争取选民，因为社会党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在民调中落后于保守派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
在此背景下，西班牙央行表示该国住房短缺达75万套，但到明年这一数字可能升至100万套。
半岛电视台采访了几位抗议者，了解他们的诉求：
“我仍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住房太贵了”
24岁的哈里斯·贾瓦伊德·谢里夫是一名数据分析师，与父母、弟弟和妹妹住在巴塞罗那一套44平方米的公寓里。谢里夫每月净收入1900美元（约 1.3万人民币）。全家每月支付745美元（约 4982.41人民币）租金，他承担其中一半。他仍与父母同住，因为巴塞罗那三居室公寓的平均租金在954至1684美元（约 1.1万人民币）之间。
“疫情之后，我们因欠了五个月房租被赶出了公寓。我和父亲因疫情无法工作。当我们拿到2500欧元（约 1.9万人民币）时，房东不愿协商，我们失去了家。
“我们有11个月没有工作，住在两间房的住所里。我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弱势群体身上，但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我仍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住房太贵了。我参加罢工是为了向那些政客施压。年轻人的住房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我和一些人聊过，他们看不到自己在10年内买房的可能。”
“我们担心房东会把我们赶出去”
32岁的贝亚·加西亚·德拉托雷在马德里一家基金会工作，与弟弟合租一套70平方米的公寓。他们每月支付1229美元（约 8219.31人民币）租金。她每月收入2400美元（约 1.6万人民币）。
“我的处境还不是最糟的。有些人不得不把月薪的一半用于房租。我和弟弟分摊房租，但房东试图让我们支付中央供暖费，而这本应由社区承担。我们还担心他可能把租金涨到天文数字，或者把我们赶出去。
“我将参加这次总罢工，因为这是改变这个国家住房政策的好机会，就像我们之前通过类似行动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权利一样。”
“房东可以抬高租金，或者直接把我們赶走”
27岁的伊拉特谢·冈萨雷斯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与另外三人合租马德里一套公寓。她每月收入1200美元（约 8025.36人民币），其中400美元（约 2675.12人民币）用于支付这套45平方米（484平方英尺）公寓的租金。
“我需要离开父母家，但公寓非常小，而且我们只签了一年的短期合同。这不太有保障。房东可以抬高租金，或者直接把我們赶走。我觉得这是眼下西班牙每个年轻人都面临的重要问题。”
“西班牙离开家的平均年龄是30岁”
32岁的教师伊格纳西奥·雷德拉多直到26岁才负担得起离开家的费用，他每月收入2245美元（约 1.5万人民币），支付337美元（约 2253.79人民币）房租。他与另外四人合租马德里一套狭小的公寓，面积为60平方米（646平方英尺）。他们每月支付1067美元（约 7135.88人民币）租金。马德里的租金价格是西班牙最高的，一套四人公寓的平均租金在2500至6737美元（约 4.5万人民币）之间。
“西班牙离开家的平均年龄是30岁。我们号召总罢工，因为我们再也受不了了。我们必须行动。这与本届政府无关。权力应该属于人民。我们必须解决住房问题。我们想要无限期租赁合同和更多社会住房。”
“我的卧室只有两米乘2.6米”
24岁的阿图罗·莱昂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希望攻读住房正义方向的博士学位。他与另外四人合租巴塞罗那一套小公寓，每月支付506美元（约 3384.03人民币）租金。
“我们没有合同，公寓里很多东西都坏了，但房东拒绝维修。我的卧室只有两米乘2.6米。但尽管如此，房东还威胁要涨租金。这就是我参加总罢工的完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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