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作者:王连升
摘要: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层困境,不能仅归因于市场发育不足或法律制度不健全,而须追溯至一个更为古老的结构性源头:重农抑商与士农工商所共同塑造的“商业—权力”关系。重农抑商以“抑商是手段,重农是目的”为逻辑,将商业置于政治权力的系统性控制之下;士农工商则以“士”为四民之首,将商人的社会位置锚定于“末”,使商业的社会评价从属于政治与道德等级。二者叠加,生成了一种“责任的政治嵌入性”传统:商人的社会责任不被理解为经营活动的内在治理要求,而是以“义举”“报效”“善行”的形态,向权力秩序与宗族地缘网络寻求合法性。这一传统并未随帝制终结而消失,它以政商关系、工具性慈善和CSR脱耦的形式在当代延续。西方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三重底线模型根植于市场—国家—社会相对分离的制度假设,难以单独解释中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的“责任的政治嵌入”。可持续的本土范式,不在于简单移植西方模型,也不在于复归“义利之辨”的德性理想,而在于完成一次关键转换:将“义利统一”从人格化的道德实践,转化为嵌入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化责任机制,使企业社会责任从“对权力的回应”转变为“对多边责任契约的治理”。
关键词:重农抑商;士农工商;企业社会责任;政治嵌入性;义利统一;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一个被忽略的历史制度根源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长期在两个参照系之间摆动:一个是西方CSR理论的移植与调适,从卡罗尔金字塔到利益相关者模型,再到ESG框架;另一个是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从“义利之辨”到儒商伦理。前者提供了规范性的分析工具,却常常悬浮于中国政商关系的经验现实之上;后者提供了伦理亲和性的论证,却容易滑入“古已有之”的文化本质主义,回避了传统商业伦理得以生成的那个制度结构本身。
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形”可以迅速与世界接轨,但其“神”——责任何以被理解、何以被实践、何以被评价——仍然深嵌于一个远比市场制度更为古老的结构之中。这个结构就是重农抑商与士农工商所共同界定的商业位置。
重农抑商并非一项孤立的政策偏好。它的实质,是以政治权力对商业资本的流动、积累与组织方式进行系统性节制。管仲“抑商贾以益农民”,商鞅“禁农经商、盐铁专营”,秦汉以降的专卖制度与禁榷体系,共同构成了一套持续两千余年的制度安排。与之相表里的士农工商,则是一套社会分类与评价秩序:士居首位,农次之,工再次,商居末。士农工商的功能性分工——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在观念上并不否定商业的必要性,但在等级上明确否定了商业的自主性与至上性。商业被允许存在,但不被允许成为社会价值的组织中心。
这一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层塑造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取消了商业活动内生出独立责任伦理的制度空间。在一个商业从属于权力、商人从属于等级秩序的结构中,商人的“责任”不可能首先指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性义务,而必然首先指向权力秩序的认可与容纳。商人的善行,与其说是经营活动内在的伦理要求,不如说是一种位置性的生存策略——通过“义举”换取在“末”位上的安全与体面。
当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的种种张力——慈善捐赠的工具性动机、CSR报告的选择性披露、政治关联对责任行为的系统性扭曲——并非单纯的“转型期不规范”,而是这一古老结构在現代制度形式下的延续与变形。本文的任务,是从重农抑商与士农工商的制度逻辑出发,解构企业社会责任“真正的定义”何以在中国语境中被长期遮蔽,进而探索一条从“政治嵌入的责任”走向“制度嵌入的治理”的可持续路径。
二、重农抑商与士农工商:商业位置的制度性界定
(一)“抑商”的实质不是否定商业,而是否定商业的自主性
对重农抑商最常见的误读,是将其理解为对商业功能的否定。李伯重已指出,“重农是目的,抑商是手段”,国家抑制的是民间商业的过度扩张与商人势力的坐大,而非商业交换本身。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唐代的禁榷制度,明清的牙行与海禁政策,其共同指向不是消灭商业,而是将商业置于政治权力的掌控之下,使之成为“政府控制的商业”。
这意味着,商业在中国传统治理模型中始终面临一个结构性处境:它的经济必要性被承认,但它的社会自主性被否认。商业可以创造财富,但不能自主地定义财富的社会用途;商人可以积累资本,但不能以资本为基础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发言权。布罗代尔传统中关于中国帝制时期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关系的讨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展开的:商业资本缺乏与国家进行制度化议价的结构性条件,其命运取决于权力的容纳或剥夺,而非市场自身的逻辑。
这一结构对“责任”的含义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当商业的活动空间由权力界定,商业的责任也必然首先被理解为对权力秩序的回应。商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不是源自交易关系、雇佣关系或社区关系的内在要求,而是源自一个外在于商业的政治—道德秩序对“末业”的期待:安分、输纳、行善、不僭越。责任的主体性被抽离了:商人不是责任的立法者,而是责任的承受者与执行者。
(二)士农工商:社会评价的轴心不在“功能”而在“位置”
士农工商的秩序,常被理解为一种职业分工的描述,但其真正的力量在于评价轴心的设定。从“出作入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的宋代表述看,四者在“治生”功能上已被视为不同策略而非优劣等级。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的主张,更是在哲学层面消解了职业分工与道德境界之间的固定对应。
然而,观念史上的“松动”并不等于制度结构的改变。余英时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关键现象:16至18世纪,商人的社会地位确有上升,“四民观”从“士农工商”变为“士商农工”,商人自觉到“贾道”也是“道”的一部分。但这一变化“并没有最终突破正统的价值观”,它“依然用‘义’作为‘利’的合法性来源”。换言之,商人地位的上升,是通过向“士”的价值系统靠拢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确立商业自身的独立价值标准来实现的。商人可以“贾而好儒”,可以培养子弟科举入仕,可以以“义行”获得士大夫的认可,但“商”本身始终未能成为社会评价的轴心。
这一评价结构的责任论后果是深远的。在一个以“士”为价值轴心的社会中,商人的社会责任天然地倾向于“向上”表演:通过符合士大夫伦理标准的善举、义庄、赈济、兴学来证明自己“虽为末业,不害为义”。晋商“商捐官用、宗亲慈恤、乡友济困”的公益伦理,徽商“贾而好儒”的宗族慈善,其共同特征在于:责任的指向是宗族、地缘与权力秩序,而非企业内部治理或市场交易关系的规范化。商人的善行可以很慷慨,但慷慨的对象与方式,由其在士农工商秩序中的位置所规定,而非由经营活动的内在伦理要求所规定。
三、责任的政治嵌入性:传统商人“社会责任”的结构特征
将上述分析推进一步,可以提出一个核心概念:责任的政治嵌入性。它指的是,商人的社会责任行为在动机、对象与评价标准上,系统性地嵌入于政治权力结构与身份等级秩序之中,而非嵌入于经营活动自身所生成的契约关系与治理需求之中。
这一概念可以通过三个特征来把握。
第一,责任的发生逻辑是“位置性”的,而非“关系性”的。 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框架中,企业社会责任源于企业与多元主体之间实际存在的利益关联与相互依赖。而在重农抑商与士农工商的结构中,商人首先是一个“位置”上的存在——“四民之末”。他的责任首先是对这个位置所带来的期待的回应:不僭越、不张扬、以善行换取容纳。晋商公益伦理中“商捐官用”的维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位置性逻辑:商人的财富向社会上层流动,既是“义举”,也是位置的维系。
第二,责任的合法性来源是“上行”的,而非“多边”的。 西方CSR的合法性建立在股东、员工、消费者、社区、环境等多边关系的平衡之上。传统中国商人的责任合法性,则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是权力的认可(官府旌表、顶戴荣身),二是儒家道德话语的认可(“义商”“儒商”)。这两个方向本质上是同源的:道德话语的制定权掌握在“士”阶层手中,而“士”与权力秩序互为表里。商人的善行是否“有意义”,取决于它能否被这套上行的话语体系所识别和承认。
第三,责任的内容偏重于“溢出性善举”,而轻于“结构性治理”。 商帮的慈善实践在济贫恤穷、养老慈幼、助济婚丧、推产让财等方面投入甚巨,甚至涉及地方公共工程与教化。这些都是真实的、有意义的社会贡献。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溢出性”的:发生在经营活动之外,以财富的再分配为手段,而不触及经营活动中权力关系、劳动条件、交易公平等结构性问题的治理。责任被理解为“赚钱之后做什么”,而不是“赚钱的方式本身是否正当”。
这三个特征共同构成了一个责任范式:商人以“善行”回应其在权力—身份秩序中的位置,以“向上”的合法性换取生存与体面,以“溢出性”的慷慨替代“结构性”的问责。这一范式在帝制中国具有深刻的适应性,因为它在一个不允许商业自主的社会中,为商人提供了一条可辨识的、可操作的道德出路。但它也埋下了一个持久的困境:当商业获得法律上的自主地位、当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之后,这种“位置性—上行性—溢出性”的责任惯习并不会自动消失,它会以新的制度形式延续下来。
四、当代的延续:政治嵌入性如何塑造中国企业CSR
当代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在形式层面已经深度融入全球CSR/ESG的话语体系。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战略、ESG评级、公益基金会,这些制度装置一应俱全。但在实质层面,责任的政治嵌入性以更为复杂的方式延续着。
首先,CSR的驱动结构仍然是“国家主导”的。 多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中央政府,而非消费者运动或公民社会压力。这意味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第一听众”仍然是政治权力,而非利益相关者社会。国有企业以“合法性”和“政治目的”为CSR的主要逻辑,民营企业则更多地将CSR——尤其是慈善捐赠——作为获取政治资源与市场优势的工具。慈善捐赠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表现出显著的“政企纽带效应”,而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承担社会责任则被视为“乃其天职”。
第二,“脱耦”成为CSR实践的突出特征。 制度理论中的“脱耦”概念,指的是组织在形式上采纳制度化的责任规范,但在实际运作中将其与核心经营活动相分离。在中国企业中,CSR脱耦表现为:社会责任报告的系统性披露与实际责任行为的碎片化之间的张力;象征性合规与实质性治理之间的落差;对外可见的慈善行为与对内劳动条件、环境管理、供应链责任之间的不对称。这种脱耦并非单纯的“道德虚伪”,而是在多重制度逻辑——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全球规范逻辑——之间进行策略性调适的结果。它的深层根源,恰恰在于责任范式仍然以“可见的、可被权力识别的善行”为中心,而非以“不可见的、内嵌于经营活动的治理改进”为中心。
第三,“义利之辨”的文化资源在当代的调用,仍然面临被“再嵌入”的风险。 近年来,“儒商”话语的复兴、义利统一理念的重新阐释,确实为本土CSR提供了重要的伦理资源。老字号企业的研究表明,义利统一原则可以被整合进日常经营并驱动CSR类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义利统一”仅仅被理解为“以义制利”的道德约束,或者“义以生利”的长期功利计算,而没有转化为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制衡、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可问责的决策程序,那么它仍然停留在人格化伦理的层面,无法回应政治嵌入性所带来的结构性困境。
五、西方CSR理论的解释力边界与中国语境的不匹配
利益相关者理论、三重底线模型与卡罗尔金字塔,构成了现代CSR理论的核心谱系。它们的共同制度前提是: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相对清晰的边界;企业拥有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空间;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可以通过组织化的渠道——工会、消费者运动、NGO、媒体——传导至企业;法律框架提供了底线性的责任约束,CSR则是在此之上的自愿性超越。
这一前提在中国语境中并不充分成立。当国家既是CSR的推动者又是企业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时,“自愿性”便具有了不同于西方语境的含义:它可能不是对市场压力的自愿回应,而是对政治期待的主动对接。当政治关联成为企业获取资源的关键渠道时,“利益相关者”的权重分布便不是由市场关系决定的,而是由权力距离决定的。当“脱耦”成为一种系统性的调适策略时,形式化的CSR制度装置所传递的“责任信号”,其接收者与解释框架都不同于西方模型所预设的那样。
这并不是说西方CSR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它在提供规范性参照、测量工具和比较框架方面仍然不可或缺。问题在于,它无法单独解释一个核心现象:为什么中国企业CSR的“形式化程度”与“实质性治理效果”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结构性的落差。这个落差不能仅用“发展阶段”或“制度不完善”来解释,它根植于一个更深的传统:责任从来首先是对权力秩序的回应的,而不是对多边契约的治理。
六、可持续范式的重构:从“政治嵌入”到“制度嵌入”
如果上述诊断成立,那么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就不能被简化为“加强监管”“提高披露质量”或“培育消费者压力”。这些措施固然重要,但它们仍然在“让责任更好地回应外部期待”的框架内打转。真正的范式转换,需要将责任从“对权力秩序的回应”重构为“嵌入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性契约”。
这一转换可以从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将“义利统一”从道德命题转化为治理命题。 儒家义利观的精髓不在于“重义轻利”的禁欲取向,也不在于“义以生利”的工具性智慧,而在于它拒绝将义与利视为外在的对立关系,主张二者在实践中的统一。这一洞见对CSR的启示在于:社会责任不应被定位为利润的“约束条件”或利润的“产出后果”,而应被定位为组织决策的内在构成维度。在治理层面,这意味着将利益相关者的实质性参与嵌入董事会决策程序、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的评估嵌入投资与供应链管理、将责任的“不可见治理”而非“可见善行”作为评价的核心对象。晋商以“身股制”“公议制”等机制将共同体伦理嵌入治理的历史经验,提示了“义利统一”制度化的可能路径,尽管其具体形式需要在现代公司治理的框架中重新设计。
第二,以“多边责任契约”替代“上行合法性获取”。 政治嵌入性责任范式的核心,是合法性来源的单向性:向上获取。制度嵌入的责任范式,要求合法性来源的多边化:企业不仅需要对权力秩序负责,更需要对那些在权力距离中被系统性遮蔽的主体负责——劳动者、供应链上游的中小企业、受影响社区、生态环境中的非人主体。这不是要否认政治权力在CSR中的正当角色,而是要将政治权力从“CSR的终极裁判者”转变为“多边责任契约的保障者之一”。只有当责任的对象结构从“向上”扩展为“多边”,CSR才能从工具性的政治信号转变为实质性的治理实践。
第三,承认“脱耦”的诊断功能,并将治理改进的焦点从“可见性”转向“可问责性”。 当前的CSR评价体系高度依赖可见的、可量化的、可传播的指标:捐赠金额、公益项目数量、报告页数、ESG评分。这些指标并非无意义,但它们系统性地偏向“溢出性善举”而忽略“结构性治理”。可持续的范式需要将评价重心转向可问责性:企业的决策程序是否对受影响主体开放?责任承诺是否具有可检验的约束力?当经营目标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是否存在制度化的优先规则和纠错机制?这些问题指向的不是“企业做了多少好事”,而是“企业的权力是否受到了与其社会影响相匹配的责任约束”。
七、结语
从重农抑商到士农工商,中国传统治理模型留给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不是一套可以直接移植的“伦理智慧”,而是一个需要被自觉反思和超越的结构性遗产。这个遗产的核心,是商业长期被置于政治权力与身份等级的从属位置,从而使“责任”的系统性含义被遮蔽:责任首先被理解为对位置的回应的,而非对关系的治理;首先向上获取合法性,而非在多边契约中生成义务;首先表现为溢出性的善举,而非结构性的问责。
当代中国企业CSR的种种张力——工具性动机、选择性参与、形式化脱耦——不是对这一遗产的简单“继承”,而是这一遗产在現代制度形式下的结构性重演。可持续的方向,不是用西方的利益相关者模型“覆盖”这一遗产,也不是用儒家的义利话语“美化”这一遗产,而是完成一次治理层面的转换:将“义利统一”从人格伦理提升为制度逻辑,将责任从政治嵌入性中解放出来,使之嵌入企业决策的权力结构与问责机制之中。
这一转换的困难在于,它同时要求两件相互关联的事情:企业治理的民主化,以及政商关系的制度化。没有前者,责任仍然是对权力的回应;没有后者,责任仍然缺乏可预期的制度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可持续发展,不只是一个管理技术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权力如何被责任所约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农抑商的历史遗产提醒我们,只要商业的社会位置仍然首先由权力来界定,责任就永远无法真正成为企业“自己的”事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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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升,研究员,长期深耕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社会责任(CSR)与ESG治理的标准化、评测与产业实践,现任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部部长,同时兼任全球电子协会亚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金融专委会创始委员兼副秘书长、北京ESG研究院专家等职。他是工信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建设工作的一线支撑者,自2019年进入工业和信息化系统以来,连续多年服务于工信部内相关专项与课题,是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从起步走向深化的主要亲历者与执行者之一。是工业和信息化社会责任领域兼具标准构建能力、产业穿透意识与国际对话经验的一位实践型专家。王连升在工业和信息化社会责任领域的工作建设是以标准为轴心、以评测为杠杆、以智库为底座、以国际对话为延伸的一套系统性实践。他并非纯粹的学院派研究者,而是一个在标准条文与企业现场之间反复穿梭的“实践型构建者”,其工作轨迹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让社会责任从“纸面合规”真正穿透到供应链深处。他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新概念“企业社会责任(CSR) 是明确企业作为社会建构产物凭什么拥有法人主体地位、产权结构、劳动关系、市场准入资格等权力合法性的可持续商业行为。 包括员工责任、产品/服务责任、国家责任。其中,员工责任问的是:企业凭什么决定员工的工资、工时、工作方式?产品/服务责任问的是:企业凭什么让消费者相信它的产品安全、品质可靠、权益有保障?国家责任问的是:企业凭什么嵌入国家的产业链布局、数据治理结构、安全架构?这三个问题都是权力合法性问题,不是道德问题。”
王连升是一位在标准化研究与古典词创作之间保持内在张力的跨界实践者。作为ESG与CSR领域的研究员,他的底色并非合规专家,而是从内部拆解形式主义的批判者。作为当代词人,其创作核心始终围绕独立人格的建构与对宿命剧本的清醒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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