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佛学作为支撑，从诗词走进诗圣杜甫的精神世界

引言

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作为李唐时期影响力最深远的诗人之一，被后人尊称为“诗圣”。其流传诗作有一千四百余首，反映了那个时代百姓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杜甫，诗词中最明显的感情就是“忠君爱人”。即使杜甫本人曾数次自嘲“腐儒”，也无损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其实杜甫中晚期创作的诗词中，他的情感倾向有些许转变。相对于儒家教义的表现，佛禅思想在他的文字中反而流露的更为明显。

长久的动乱生活，与部分友人的密切往来，都为杜甫选择佛家思想聊作慰藉提供了机会。不过无论以何种思想作为支撑，杜甫毕生所求以及坚持的道义都不曾发生改变。

盛唐禅意流动，人间诗歌繁盛

唐朝时期的开放性和接纳度是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开元盛世时期尤甚。此时多种文化在唐朝境内自由发展，佛、道、儒三家思想形成三教合一的局面。

三教之中，又以佛教尤为兴盛。隋唐时期，佛教基本完成了本土化，且得到李唐王朝多位皇帝的认可。皇城之中，佛教的道场占据着一席之地，佛教徒可以合法进入皇家。

因为统治阶级的推崇，民间自然也出现了一大批信奉佛教的人。从长安至洛阳都有大批佛家寺庙建立起来，官府还会派人专门进行管理。佛教发展声势之浩大，以至于在当时几乎找不出一位对佛教一无所知的士大夫。

社会风气的开放，很大程度上能够推动文学创新。唐朝的诗人们因个人出身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抱负追求不同，各自选择了自己更倾向的思想流派。

例如“欲上青天揽明月”的千古诗仙李白，就是道家思想的著名代表人；而被称为“诗佛”的王维，则屡屡沉浸于只有深林明月为伴，无人前来打扰的世外之地。

但要提及杜甫，多数人脑海中第一浮现出的，就是一个忧国忧民、饱经风霜的中年男子形象。

他仿佛一直郁郁不得志，漂泊在人间多年看遍世态炎凉，想要做些什么却无能为力。最后只得把所见所感凝于笔尖，希望留下几篇醒世文章。

但杜甫并非一直如此。他年少时期如自己仰慕的李太白一样，也曾轻裘纵马、怀抱理想、看遍长安风光。

杜甫家中世代为官，年少时家境优越，因此能够接触到多种文化艺术。公孙大娘的剑舞、李龟年的歌声都是他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

杜甫青年时期游历甚广，即使于仕途一路并不顺畅，也得以结交多位志趣相投的大家。而杜甫与佛门的缘分，就在此时早早结下。

年少时，杜甫曾在自己姑母家借住了一段时间。杜甫姑母是虔诚的佛教徒，吃穿用度、言行举止无一不按照佛门要求而行。耳濡目染之下，佛教早已在杜甫心中埋下种子。

杜甫二十余岁时，在吴越一代游历了几年。彼时唐朝有很多香火旺盛的寺庙都是旅游胜地，许多文人雅士也会在寺庙内与僧人攀谈。

“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杜甫从吴越回洛阳的途中，曾借宿在奉先寺中，次日留下了这首《游龙门奉先寺》。其中末尾两句，写的就是杜甫一早醒来，听寺中钟声心有所感。

此后，杜甫与佛门中人的往来愈发频繁。开元二十九年，杜甫去往齐赵之地漫游，拜访居住在此地的佛门隐士巳上人，并写下《巳上人茅斋》一诗。

开篇两句杜甫直接点出所在，说自己身处巳上人所居住屋下，赋诗之情便油然而发。颔联和颈联则着重于刻画巳上人居所环境的清幽，以及巳上人待客热情。

“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末尾两句，杜甫将巳上人比作东晋佛学家支遁，以示其佛法造诣的高深。却自愧于自己不像名士许询那般，能够对巳上人的问题对答如流。

后来杜甫又赴江西，游玩之余专程去往庐山寻找高僧兰若，可惜最终未能如愿。杜甫心中满是遗憾，提笔留下了《大觉高僧兰若》一篇。

其中末尾“许门徒”二句是杜甫说自己愿作佛门信徒，向高僧兰若献花，却不知何时才能够实现。

此时杜甫与佛门中人往来已有数年，如有去外地漫游的机会，就会顺路拜访自己仰慕已久的佛学大师。交谈过程中虽有不足之处，但也能够看出杜甫对佛门颇有钻研、心存虔诚。

后来杜甫生活窘迫时，多次曾接受过佛门大师的接济。例如乾元二年杜甫流落至秦州一带，与佛门高僧赞公重逢，赞公收留了杜甫及家眷三四月余。为表心中感激，杜甫曾写下《宿赞公房》《别赞上人》等诗作。

除去杜甫自身对佛法的兴趣，杜甫与友人的往来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与佛门的缘分，例如王维、崔兴宗都与杜甫交情匪浅。

放归田园仍积极入世，佛学智慧融入诗词

杜甫仕途坎坷，年少时在长安旅居十年有余，却始终未得一官半职。虽然后来做了个小官，没几年便发生了安史之乱，杜甫携家眷弃官去往西南避祸。

虽然离开了长安，但杜甫在成都几年的生活是相对稳定的。他此时创作了许多山水田园诗，诗风与我们惯知的那种沉郁顿挫的风格不同，其间能体现出诗人安静平和的心境。

“啭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杜甫悠然自得地居住在草堂中，看着窗外叽喳不停的黄鸟白鸥，村落中春天已然来到，小路两旁开满野花。他依随时节做着农家最平常的事情，幽居草堂里只与友人往来。

诗词中描绘的农家日常，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如果只看此诗，很难想象出诗人是能写下“三吏三别”的人。

那种“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的凄凉沉痛，好像都被乡野田园的流水一洗而尽。

多年的奔波劳累终于在此处得到慰藉，杜甫的诗词不再只为百姓哀鸣，而是生出了一种“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的淡然豁达。

相对轻松的生活环境，将杜甫心中对禅意的向往激发了许多，他试图在山水之间找到能够安抚自己那颗饱经风霜的心的力量。

我国古代诗人写山水，从来都不是只写山水。山水作为诗人诗词中的载体，主要作用在于表达诗人的主观意念及感情，隐藏着诗人真正的人生态度。

无论是晨钟暮鼓、还是喧嚣市井，无论置身山野草堂、还是被人山人海所裹挟，都不妨碍诗人从中感受到禅境。

佛家讲究修正，信奉佛门的人大多想要寻求一种心灵上的解脱。因为人生的苦难太过沉重，修禅的过程中，人们可以观照自身佛性，拯救自己于困顿和迷惘之中。

修禅对身处环境没有要求，但杜甫居住在蜀中的这段时间内，因为外界的压力骤减，所以更有时间好好地审视自己、感受外物。

浣花草堂刚建成不久的时候，当地一位姓崔的县令仰慕杜甫才学，前来拜访。杜甫此时居有定所、生活稳定，对于崔县令的来访格外欣喜。二人小聚分别后，杜甫留下了一首《客至》。

虽然杜甫不是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但这首《客至》在田园诗代表作中绝对占据一席之地，其中颔联“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两句更是广为人知。

前两句以杜甫所居的草堂风景为引，春水环绕茅舍，白鸥每日飞来相会，虽然是平淡的日常但是却能看出诗人兴致很不错。

颔联自然引出今日有客人到访，从来不曾打扫过的小路被落花铺满，久无人叩的柴门也为今天的客人打开。

诗人与客人对酌时心生歉意，因为茅舍远离市井，不方便购买食材所以菜品有限；又因家中贫穷无钱打酒，只好用自己酿的酒来招待。但这显然对二人情致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后来宴至酣处，它们甚至想隔着篱笆邀隔壁老翁一同对饮。

全诗流畅纯朴，没有多余的修饰词，只有村落中最自然清新的景色与情谊。置身这样的环境里，杜甫的生命也接近于一种满足的状态。于平常生活中生出的深情雅韵，便是佛家所言的“悟”。

居住在浣花草堂的这几年，对杜甫心境上的改变非常明显。

杜甫的佛心与禅境都在这段时间里到达了一个新的层次，其创作的诗词中处处可见佛家智慧。

虽然杜甫从佛学当中吸收了许多营养，但佛学并没有对杜甫济世救人的心产生任何消极影响。与王维避世的态度截然相反，杜甫是一方面借助佛学追求内心的平静，一方面仍希望能对世道有所作为。

苦难不移其志，贫穷不改其心

杜甫能在蜀中度过那段恬静的时光，与严武离不开关系。严武父亲是中唐名相严挺之，严武亦是中唐名将，且颇通诗文。

严武与杜甫往来非常密切，两人之间有多首诗词相和。严武镇军四川时，杜甫才能拥有自己的浣花草堂，后来杜甫在外漂泊两年，直到严武回蜀杜甫才再次回到草堂。

后来严武数次邀请杜甫到自己身边任职，杜甫拒绝了几次后实在不忍辜负严武好意，遂做了严武的参谋，这也是杜甫“杜工部”名号的由来。

次年严武过世，杜甫带家眷离开了蜀中，途经多处后定居在夔州。到达夔州前后几年中，杜甫创作了四百多首诗篇，是其文学产出最多的一段时间。

如果说杜甫所作山水田园诗中体现的佛家理念是“静”，那么那些忧国忧民的词作中则充满了佛家思想中的“慈悲”。

佛家说众生平等，也希望修行者能尽力普济众生，这种对于世间众生的爱是相等的。儒家思想中的仁爱世人和佛家有着本质不同，因为儒家的“爱”有阶级之分。

杜甫青年时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但其诗作中体现出来对众生的爱更倾向于佛家。这种感情超出了儒家思想的阶级性，而是无差别无条件的悲悯。

离开草堂在外面漂泊的两年里，杜甫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道出了所有仕途不顺、又忠君爱国的仁人志士之心。

若能民生稳定，若所有人都有家可归，那么即使自己冻死在茅屋中也觉得满足。

杜甫的诗中从来不只写自己的困苦，而是将最底层人们的普遍痛苦记录下来。“慈念众生，犹如赤子”，杜甫一颗怜悯之心始终如一的牵挂着黎民百姓。

杜甫诗词中的平等思想不仅体现在能体察普通百姓，他对自己身边的仆从也十分友爱。杜甫在夔州时，身边照顾他衣食的人叫做信行。

一日杜甫睡到正午突然惊醒，自己还没吃饭，而信行已经等待许久。杜甫惭愧起身后，拿出瓜果粗饼与信行一同分食，并将此事写入《信行远修水筒》。

虽然信行是杜甫的仆从，但杜甫对信行的态度与普通朋友没什么差别，还会将二人日常相处当中的小事记录下来。在封建社会时期，这种平等思想的流露极其难得。

夔州时期，杜甫已是知天命之年。受到夔州都督的照拂，杜甫在夔州管理政府田产一百顷上下，又自己额外租了四十亩果园打理。这是杜甫晚年资产最丰厚、经济状况也最良好的一段时间。

生活条件的好转，并没有让杜甫忘记自己逃亡路途中的所见所感，而是对劳苦大众的生活状态更加关心。

“终然添旅食，作苦期壮观。遗穗及众多，我仓戒滋漫。”到了收获农作物的时节，杜甫由衷为粮食丰产而喜悦。他第一时间叮嘱其他跟随自己的官员，要记得把粮食分给有需要的贫农。

杜甫对生灵万物同等慈爱不仅体现在咏人诗词，有许多吟咏飞禽走兽的诗词同样反映出了作者心态上的变化。杜甫青年时期所作诗词中频繁出现的动物意向大多是骏马、雄鹰等，中晚年则转变为飞鸟游鱼。

“春色岂相访，众雏还识机。故巢傥未毁，会傍主人飞。”如若巢穴仍在，幼鸟便可以依偎的主人的身边，杜甫写弱小的飞鸟亦是写自身。

动乱中杜甫不止一次感受到自己的微小，只能被时代洪流不断驱逐。他年少时那些策马逐鹰的理想在时间中被渐渐磨损，但却能更贴近社会底层，更愿意用一颗慈悲之心去感受普罗大众的痛苦。

因此，后来杜甫的诗中还有一个佛家特点就是“不杀生”。即便是微末如蝼蚁，杜甫也会对它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希望所有生命都有存活下去的权利。佛教的精神不仅被杜甫接纳，还被杜甫回向到日常生活之中。

结语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少时背诵杜甫诗词，或许不解其意，或许嫌弃冗长。等到略有些人生阅历之后，也许才能对杜甫诗中那些厚重沉痛的心情理解一二。

只是太过博爱、太过忠诚，给杜甫心理上带来了非比寻常的压力。他需要一种能开解自己，继续面对人生挫折的办法。

因此杜甫接受佛学、深入了解佛学，将佛学思想融汇进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也只有佛学的慈悲与包容，才能为杜甫心中带来慰藉。

参考文献

《诗概》

《旧唐书》

《大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