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捐出田黄三链章：一件藏在棉衣里的旧物，如何回到故宫

1950年秋，刚被引渡回国不久的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此时，他交出了一套长期缝藏在棉衣夹层中的田黄三链章。后来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他听闻抗美援朝、全国掀起捐献热潮后，拆开棉衣，将这件珍藏多年的文物主动上交。

该段内容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并非由于印章价值高，而是因为它曾经伴随溥仪走过出宫、天津寓所、伪满洲国、苏联监禁等人生转折点。但是要搞清楚这次捐赠的原因，并不是只把目光投向某个瞬间的突然感动上。目前所掌握的信息表明，这既和当时的社会发展环境有关，又是在他进入战犯管理所之后才逐渐发生变化的境遇之下更容易被理解。

一套由整块田黄雕出的御用印

田黄三链章制作于乾隆晚年做太上皇的时期。乾隆在嘉庆元年禅位，至1799年去世前仍掌握实际权力。这组印章以一整块寿山田黄石雕成，三方印彼此由活动石链相连，链环与印章没有拼接、黏合的痕迹。

田黄产自福建寿山溪畔的田地底层，产区很小，历来稀少。做成整块田黄完成链雕，除了构思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难题就是下刀：石料要被镂空刻出互相配合活动的链环，一不小心就会把整个作品毁掉。具体的雕刻者名字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是这类宫廷精工一般都会由清宫造办处来完成。

三方印中，“乾隆宸翰”、“乐天”、“惟精惟一”等印文。“乐天”可以联系到《周易》中的“乐天知命”，“惟精惟一”则出自《尚书·大禹谟》中的十六字箴言。《大禹谟》的真实性在清代考据中已经引起了质疑，在现代学术界一般把它看作是伪古文；但是在乾隆的时代里，它仍然被当作一本经书来使用。印文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乾隆为自己所选择的一套帝王修辞，并不能等同于他真正的政治心境。

从紫禁城带出的文物，为何一直没有变卖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点查材料显示，他离宫时带出了不少珍宝和古籍，田黄三链章也在其后续携带的文物之列。有关记述称，这套印章被缝入棉衣夹层，成为他随身保存的物件。

此后溥仪在天津静园居住期间，确实曾出售或者抵押过很多从皇宫里带出来的文物。据当时的报刊以及档案资料可知，其中一部分文物流入了市场，另一部分则被日本收藏家所获取。而三链章则从来没有被当做筹款物品来对待，由此可以推测出它在溥仪心目中的地位不同于一般的可以买卖的东西。

但是“不同”到底意味着什么，材料却无法给出唯一的答案。它或者是和清朝皇帝留下的痕迹有关，也可能是出于对稀世之宝的一种敬重之情，还可能是长久以来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所养成的一种占有与保存的习惯。把所有的答案都归结为“最后一个皇帝的尊严”，是合理的文学性的解释，但是并不能代替当事人没有完全表达出内心的感受。

逃亡、羁押与一件棉衣

伪满洲国时期，溥仪带着一些珍贵的文物来到了长春。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溥仪在逃亡的过程中，在沈阳东塔机场被苏联军队抓获，并且被押送到苏联，在赤塔、伯力等地被关押。据有关档案及回忆录记载，苏联方面曾经搜查过他所携带的物品，但是三链章却未被发现。

这段经历使三链章的故事更加精彩纷呈。但是关于棉衣是何时由谁来制作的、搜查的过程又是怎样进行的等问题，在目前所保存下来的资料中还不能够做出任何推测。可以肯定的是，印章并没有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丢失掉，在溥仪逃离时把它带到了中国。

捐献不是孤立的一刻

1950年8月溥仪被引渡到中国，并被安置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该所之后就开展了学习与劳动等活动，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又开展了捐款活动。在这种集体氛围下，战犯们可以用现金或者实物来表示自己的捐赠意愿，溥仪交出三链章就是发生在1950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之间。

抗美援朝时期的社会捐献运动规模很大，社会动员是溥仪做出决定的重要背景。但是“受到消息触动，当天晚上就拆开了棉被”的说法具有很强的故事性。相关的证据更能支持的说法是：他在管理所里生活、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经过思考之后交出了包括三链章在内的物品。

故宫档案显示，田黄三链章于1950年11月正式入藏。此后，溥仪还陆续捐出清代服饰、书画、珠宝等文物。三链章的归还因而不是一件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其后续多次捐献中的重要一环。

文物回归，留下的是一段可辨认的历史轨迹

田黄三链章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并且是重要的文物被保存并展出。它价值的第一点就是由于乾隆年间宫廷工艺的精致，另外一点则是它所经历的特殊的流传过程：由清宫内府传至溥仪随身携带，最后又送入故宫库房，而整个过程都贯穿着近代中国剧烈变化的过程。

对于溥仪来说，这套印章是他在失去皇位之后仍然坚持要保留下来的旧物；而对于后来收藏这套印章的故宫来说，则不是私人收藏品了，而是可以供人研究、展览，并且大家一起观赏的历史遗物。可以确定的是，上述的变化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