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被手机震醒，老周的语音让我一夜没睡好

凌晨四点，手机在枕头底下震了七次。我摸出来一看，是粮站老周发来的语音，58秒，满格的红点。他声音发哑：“咱这儿的小麦，昨天收1.19，今天早上报1.15，有个收粮的老板打电话来，说临省那边一夜掉了四分钱，问咱们跟不跟。”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醒了。门外面天还黑着，院子里的狗叫了两声就停了，整个村子都是暗的，只有我家东屋的灯亮了。我起来穿衣服，媳妇在床上翻了个身，没睁眼，问了一声：“怎么了？”

“麦价。老周说掉了。”

她没再说话。我披着外套走到堂屋，拉开灯，把手机举到眼前，老周的语音又听了一遍。他最后一句话是：“你地里那十二亩半，要是打算卖，赶紧拿个主意。”

十二亩半。这数字我比记我儿子的生日还清楚。去年秋天种的时候，复合肥买了两吨半，一吨2800，麦种一亩地35斤，加上旋耕、播种、农药，开春又浇了两遍水，追了一遍尿素。

零零总总算下来，光本钱就搭进去一万七千多。我原本想着，今年麦子长得不错，穗子沉，灌浆也足，就算卖不上去年的高价，1.22、1.23总能保住。结果现在，老周说，1.15。

我想起昨天下午去镇上，路过村里杨老头的地头，他蹲在田埂上，掐了一穗麦，在手心里搓了搓，吹掉壳，数了数粒。看见我，他把麦粒往嘴里一丢，嚼了嚼，说：“今年这麦，面筋好，就是价不行了。”

当时我没当回事。镇上那些收粮的贩子，三轮车停在街边，喇叭里喊着“高价收麦”，喊得一个比一个响，但真到了过秤的时候，秤杆子往上一抬，钱往你手里一塞，你还没数清楚，人已经上车走了。

早饭我吃得很快，一碗稀饭，两个馒头，掰开夹了点咸菜，蹲在门槛上三两口就咽了。媳妇在厨房里洗碗，儿子在里屋写作业，我吃完站起来，把碗放在桌上，说：“我去老周那儿看看。”

老周的粮站就在镇东头，两间门脸，门口一台地磅，铁皮被车轮压得锃亮。我到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一只手按在柜台上，另一只手夹着烟，烟气顺着窗口往外飘。他看见我，冲我点了下头，又对着电话说：“行，行，我知道了，我跟他说。”

挂了电话，他看着我，烟灰掉在牛仔裤上，他随手拍了拍。“刚才是刘集那个贩子的电话，他说今天他那边收1.16，但是有一个条件——麦子得干净，杂质不能超过1.5%，水分13个以内。超过一斤，一斤扣两分。”

“我这麦子晾了三天了。”我说。

“我知道你晾了三天。但是老张，你不是不知道，这两天有人开始卖麦了，一卖就压价。”他顿了顿，“你后面那块地，我那天路过看了，麦子熟得透，再不收就掉穗了。掉穗的事，你也见过。”

我没说话。我当然见过。去年村东头老孙家就是收晚了，割的时候正好赶上一场风，麦穗掉了一地，他蹲在地里捡了半天，骂了半天，最后算下来一亩地少收了百来斤。

“那你什么意思？卖不卖？”老周问我。

我站在粮站门口，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晒得柏油路发软。路边有两辆收粮的大卡车停着，车斗里已经装了半车麦子，几个年轻人正往车斗上甩编织袋，摔得啪啪响。有一个袋子没扎紧，麦粒从缝里漏出来，洒了一地。

1.15。十二亩半，按一亩900斤算，也就一万一千三百斤。1.15一斤，总共一万三千零几块。刨掉本钱，剩下不到四千块。我在地里忙活了大半年，从翻地到播种，从打药到灌水，光浇地就浇了三遍，每遍得在地头盯半天水。

4000块。我儿子下学期的书费加资料费，一千多，还寻思着给他报个数学补习班，一学期三千。再加上年底老父亲住院欠的医药费，到现在还剩八千多没还上。

老周看我半天不说话，把烟按灭了，说：“要不你再等等？万一后头涨呢。”

后头涨？我盯着地磅边上那块牌子，上面用粉笔写着：今日收购价1.15元/斤。风一吹，粉笔灰掉了一层。

“早卖早省心。”我说，“我就怕等来等去，等到下雨，麦子发了芽，那就不是四分钱的事了。”

老周点点头，没再劝。他进屋拿了一个本子出来，问我：“十二亩半是吧？你打算拉多少过来？”

“先拉一半吧。剩下一半我再等等看。”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其实是虚的。等什么呢？等涨价？这些年等涨价等到最后，多数时候等到的是更多的降价通知。可要是真一下全卖了，万一明天涨了，我那一亩地少卖几十块，十二亩半就是好几百——那钱我能记一整年。

老周没问我为什么留一半，他做这行做得久了，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他跟我约好下午两点之前，把麦子拉过来过秤。

我骑电动车回家的时候，在村口碰见我弟，他正蹲在路口抽烟，手里捏着手机，屏幕亮着，上面好像也是某个粮食群的消息。他看见我，站起来，说：“哥，我那边贩子给到1.14了。你那边呢？”

“1.15。老周说的。”

他骂了一句，把烟丢到地上踩灭。“去年这时候1.3还多，今年这行情，跟闹着玩一样。”他看了看我，“你卖不卖？”

“下午先拉一半过去。”

“我不卖。我再等两天。”他嘴上说得硬，但我看到他说话的时候，喉结动了一下。

中午在家吃饭，媳妇说：“下午卖麦，你找谁帮忙装车？”

“老二不是在吗。”

“他刚才去镇上买化肥了，没跟你说？”

我说不用人帮，我自己一袋一袋装。她还是不放心，进院子看了看那辆三轮车，车斗锈得掉渣，去年收麦子的时候就老掉链子。她没吭声，回屋拿了一把扳手，蹲在车斗边上紧了半天螺丝。

下午两点，太阳正毒。我开着三轮车把麦子拉过去，一车装了二十多袋，车胎都压扁了一截。老周戴着草帽站在地磅旁边，帮我过秤，铲了一小铲麦倒进测水的机器里，转了几下，看了看水分。

他拧着眉头，说：“你这麦子水分13.5，超了0.5个。按规矩一斤扣一分。我算你1.145行吧。”

“我的麦晾了三天了，就没见过这么干的。”我说。

“我知道，但规矩就是这样。你要想按1.16算，就得再晾一晾。要不你今天先卖一部分，余下的等晒两天再来？后头应该能再涨点——说不好。”

我站在地磅旁边，看着车斗里那些装满麦子的口袋。袋口扎得紧紧的，是我上午一个人整的——弯了几十次腰，拽了几十次绳子。下午三点多的太阳把我后背晒得发烫，汗顺着脖子往下淌。

也不知道是在生谁的气，我伸出手，说：“算1.145就1.145。全过吧。”

全部过完，十二亩半我一车没留，最后一共一万一千四百斤，每斤1.145。老周在计算器上按了半天，屏幕上跳出一个数字：13005.3。

他从铁皮柜里拿了一沓现金，一张一张数，数到一百三，又从另一个口袋里翻出五块三毛——那五块钱已经被揉得皱巴巴的了，他把钱递到我手上，说：“你点点。”

我没点。我把钱揣进兜里，兜口太小，塞半天才塞进去。

晚上回家，我把钱放在桌上。媳妇看了一眼，没问多少，只问了一句：“都卖了？”

“都卖了。”

她愣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来数了一遍，数完把钱叠好，放进柜子里。儿子在里屋喊了一声“妈，我明天要交一百二的材料费”，她应了一声，没抬头。

夜里我躺床上睡不着。我媳妇突然翻了个身，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你爷爷那会儿卖麦，一亩地能挣的钱，够一家人过一年。到你这儿，黄汗黑汗流一整季，到头来还不够孩子一学期补课费。”

我没搭话。窗外传来虫叫，声声不绝。我知道，再过半个月，我们村剩下那些没卖麦子的，也会陆陆续续把麦子拉出来，送到老周或者镇上别的粮站去。大家嘴上说着“再等等”，最后等来的，多半还是那个不太好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