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上一份《回避申请》,换来了检方投诉。辩护豁免权被架空?
10月26日,一份《沁源县人民检察院关于石永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违规执业情况的通报函》引发关注。
《通报函》显示,10月15日,由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人民检察院(下称“沁源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牛玉吉涉嫌盗窃罪一案在沁源县人民法院(下称“沁源法院”)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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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申请书)
辩护人石永胜在庭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回避申请书》,提出该案公诉人赵珺隐匿、拒不移送对被告人有利的合法证据;丧失客观公正性;在取证合法性存疑时,公诉人拒不履行举证义务、违背倒置举证责任,严重程序不公;公诉人上述行为属于法定“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回避情形,依法应当回避。
据了解,石永胜提出回避申请后,该案随即休庭。目前,暂未恢复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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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沁源检察院向聊城司法局发函,称经审查认为,辩护人石永胜在执业期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在无任何事实依据、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恶意诽谤检察官,扰乱法庭的正常进行,请求山东省聊城市司法局对其进行核查处理。同时,附《回避申请书》《驳回申请决定书》各一份,驳回了石永胜律师的回避申请。
11月11日下午,“法度Law”致电聊城市司法局询问进展,对方表示,“正在调查中,目前还没有结论”。
同日下午,“法度Law”多次致电沁源县检察院,但未接通。
那么,以公诉人不中立、不移送有利证据为由申请回避,在实务中常见吗?此事中,检察院直接发函给司法局投诉律师,是否合理?
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罗灿律师向“法度Law”分析指出,首先,公诉人是否需要中立?需要;其次,有利证据是否应当随案移送?应当移送。
罗灿表示,《刑诉法》第176条规定,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应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法院。六部委《关于事实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规定,提起公诉时应将案卷材料和全部证据移送法院,包括翻供、改变证言、对嫌疑人有利的材料。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60条,也有同样的规定。因此,从法律规定的层面来看,对被告人有利的材料,是法定应当移送的材料,公诉人不能抱着有利指控犯罪的主观思维,把对被告人有利的材料隐匿起来,不移送给法院,此举明显违法。
一般情况下,辩护人只要提出,公诉人一般都会及时移送;而本案中,辩护人明确提出有证据材料未移送,公诉人拒不移送,这种情况是少见的,辩护人因此申请公诉人回避在情理当中。
另外,此事中,检察院直接发函投诉律师更是没有道理的事。罗灿指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框架就是控辩对抗、法院居中裁判,控辩双方两造对抗的模式。正是由于我国司法制度设计的模式,在实践中,直接由检察院投诉辩护律师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此事件,因辩护律师申请公诉人回避,检察院因此发函投诉律师,极为不当,并且沁源县检察院在投诉律师的函件中所引用的法律依据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罗灿称,其引用的法律依据为《律师法》第37条和第40条。第37条所规定的是律师的阅卷权,第40条规定的是律师执业豁免权。而沁源县检察院的函说律师“恶意诽谤”。诽谤是什么?是无中生有。可律师的申请书写得明明白白:三份讯问笔录,要求随案移送。正是因为律师知晓的笔录不在卷宗当中,律师要求移送。这能叫诽谤吗?显然不能。
检察院的正确做法是依法移送相关材料,翻供、改变证言、对嫌疑人有利的材料。而不是去投诉律师。因此,这种投诉明显没有任何道理。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胡青春律师向“法度Law”表示,实务中辩护律师庭审提出这类回避申请并不罕见,但成功获准的案例却很罕见。本次事件的关键点在于,公诉人在办案中没有移交有利证据、履职不中立,属于公诉人是否依法履行客观义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争议,综合目前媒体报道的信息来看,不属于法定回避事由。公诉人负有客观公正义务,既要收集有罪证据,也要收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如果辩护人认为公诉人隐匿有利证据,正确救济路径不是申请公诉人回避,而是向法庭申请调取证据、申请法庭通知公诉人移交证据;如果认为公诉人阻碍行使辩护权,可以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提出控告。
胡青春表示,检察院对于符合法定情形的律师违法违规线索有权向司法行政机关、律协通报线索,由司法行政机关核查处理,但这只是在律师确有违法违规执业的前提下,检察院将“线索移送、建议核查”,而不应直接认定律师“恶意诽谤”检察官,此举显然不当,更有假公济私、报复律师的嫌疑。况且,《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更多强调的是检察院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行为的监督和纠正。如果辩护人认为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可以向同级或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控告。
此外,胡青春表示,律师法庭辩护言论,享有《律师法》第40条的法庭执业豁免权。仅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三类情形下才不享有豁免权。
具体到本案律师基于案件事实、证据,针对公诉人的履职行为、证据移交问题提出质疑、提出回避申请,属于依法行使辩护权,哪怕这个法律观点不被法庭采纳、回避申请被驳回,也属于正常的庭审对抗,原则上落在辩护豁免保护范围之内;只有脱离案件本身,捏造虚假事实、故意进行人格诋毁、侮辱性攻击,才属于法条所指“恶意诽谤”,丧失豁免保护。
胡青春表示,辩护律师仅仅提交一份回避申请书,主张公诉人未移交有利证据、履职不中立,属于对公诉办案行为的法律层面质疑,不是凭空捏造事实进行人格诽谤,至于该主张在法律上能不能成立,由法庭在诉讼程序内裁判,而不是跳出庭审,由公诉方启动行业惩戒渠道。检察院在通报函中直接定性为“无事实依据恶意诽谤检察官”,是把辩护观点的对抗直接等同于恶意诽谤,在法律定性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否则律师辩护豁免权将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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