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屯田用官牛要交六成租，到后期涨到八成，屯田客成批往外逃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许县一带推行屯田。建议的人是枣祗，执行的人是任峻，第一年就得到粮食一百万斛。朝堂上反对的声音不小，理由很实在：把流民组织起来种地，万一跑了，官牛官种全赔进去，不如照旧向自耕农征粮。

枣祗坚持，曹操拍板，先在许下试一年。这套办法的骨架不是分田，是分成：国家出地、出牛、出种，农民出力气，收下来的粮食按事先写定的比例劈开。比例写在政令里，不是写在契约里，种地的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最初的章程有两档。用官牛的，官得六成，民得四成；用自家牛的，官民对半。一亩地收三石，用官牛的交一石八斗，自己剩一石二斗；用私牛的交一石五斗，自己留一石五斗。三石是汉代中等年成的亩产，好地能到五石，薄地只有两石，收成越差，那六成越压人。一头牛顶两成租，这是曹魏屯田最直白的一条算式。

屯田客不是自耕农，也不是一般佃户。他们是国家的佃户，户籍单列，归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管，不归郡县。这个单列两个字的含义很实在：不服郡县的徭役，也不受郡县的保护；不许随意迁徙，子孙继续种这块地。

单列户籍还意味着一件事：屯田客不被算进郡县的编户，地方官考核户口、征发徭役，都动不到他们头上。国家用一道户籍的墙，把这一批人圈在国有土地上，既保证军粮，也保证劳动力不流失。墙里的人是资源，不是百姓，朝廷要的是每年秋收后那笔固定的粮。

乱世里，这套条件不算最坏。无地的流民能领到牛和种，第一年就有粮下锅，比跟着军阀跑、比在路边饿死强。建安初年的中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郡县的户籍册上，一个大县往往只剩几百户，人少地多，谁手里有人，谁就能种出粮。屯田客是用自由换了一口饭，换得憋屈，换得活命。

可负担到底有多重，要跟自耕农比。建安九年，曹操平定河北，下令田租每亩四升，户调每户绢二匹、绵二斤。这是当时对编户齐民的正式税率。同样一亩收三石，自耕农交四升，屯田客用官牛交一石八斗，相差四十多倍。四十多倍这个数字，比任何一句评价都清楚。

四十多倍不是笔误。一石是十斗，一石八斗是十八斗，四升是零点四斗，十八除以零点四，正好四十五。史书讲屯田，多讲解决了军粮，少讲这四十五倍的差额从谁身上出。官牛、官种、官地的成本全折进那六成里，折完之后还要剩出国家的军粮。一个亩产三石的农户，一年少收的粮食以十石计，这不是租，是战争税。

那为什么还有人去？因为选择不在屯田和自耕之间，在屯田和饿死之间。建安年间的北方，豪强荫庇、军阀征发、瘟疫流行，一个没有宗族撑腰的流民，能找到一个给牛给种的去处，已经是运气。制度的苛刻，被乱世的更苛刻盖住了。等到天下稍微安定，这笔账就要重算。

逃亡从一开始就有。《三国志·袁涣传》写得很直：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曹操想用强制手段把人扣住，袁涣劝他，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曹操听了，百姓大悦。这条记载说明，屯田在最初几年就留不住人，招募改自愿之后，报名的人反而多了。

留不住人的原因不只是租重。屯田客被固定在土地上，身份世袭，子弟不能转业，不能应举，不能随便迁走。他们的名字记在另一本册子上，郡县的户籍簿里查不到，跑了也难追，追回来又跑。太平年月还能忍，一旦水旱、疫病、加派一起来，唯一的路就是跑。跑出去，哪怕做流民，也比世世代代替人种地强。

国家对付逃亡的手段是连坐。军士逃亡，罪及妻子，这条士亡法在曹魏执行得很严；屯田客逃亡，抓回来加等治罪，邻里、伍保一并追究。株连的范围包括妻子、子女，有的连父母也不放过，一人逃，一家完。高柔做廷尉时曾上言，逃亡的人里有很多是被逼得没法活，株连太广只会逼出更多逃亡。朝廷没有全听。

到了魏末，分成又往上抬了一档。傅玄在泰始四年上疏，说旧制是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已久，众心安之；后来改成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泰始四年是公元268年，距离罢屯田官已经四年，他说的是旧事，也是眼前的事。

从六四到八二，从对半到七三，同一块地，同一个劳力，交出去的比例涨了两成到三成。涨幅不是一次到位，是一次次加派累积出来的。战争没停，财政缺口没补上，加码的手就一次次伸向最没有议价权的那一层。八二这个比例，在后世的租佃关系里一直是个顶，超过它，佃户就活不下去。

加码的结果是反的。傅玄又说，分成提高之后，人失其所，必不欢乐，屯田的产量没有跟着涨，逃亡的却更多。国家拿走的比例越高，农民投入的力气越少，撂荒、瞒报、私卖，样样都来。这是一种很朴素的算法：种得多，交得更多，不如少种，不如不种。

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马昭下令罢屯田官。典农中郎将改任太守，典农都尉改任县令，屯田客转成郡县编户。这道命令把运行了六十八年的系统整个拆掉，人、地、账一起并回地方。那两年司马昭正忙着灭蜀之后的善后，钟会之乱刚平，益州新附，他需要的是一个能直接控制人口、直接征调赋役的郡县系统。

罢屯田常被说成与民休息。放在账本上看，更像一次止损：屯田客跑得太多，官牛死得太多，账面上的军粮一年比一年少，继续维持这套机构的成本已经高过收益。把屯田客转成编户，至少能把人重新登记在册，按户调收绢绵。一户绢二匹、绵二斤，比一年几十石的屯田租看上去轻，收起来却更稳。税收的名目换了，收税的手没松。这套办法后世又用过很多次，制度收不上东西的时候先改名目，农民的负担一分没少。

屯田制撑起了曹操最难的十几年。许下屯田第一年得谷一百万斛，官渡之战前后，曹操的军粮主要靠这套系统。它的寿命只有六十八年，从196年到264年。后世的均田、卫所屯田，都能看到它的影子，也都在后期撞上同一个问题：分成越来越高，人越来越少。一个能救命的制度，最后死在自己定下的比例上。

如果分成比例一直停在六四，屯田客会不会留下来？如果他们留下来了，曹魏的军粮会不会更足，三国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一道写在政令里的百分比，究竟能决定多少人的去留？

参考文献：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