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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年终总结会。
于宏盛站在台上,举着那份奖金分配表,红光满面。
大屏幕投影上列着“骨干员工”的奖金数:7.2万、7万、7.1万……台下掌声噼里啪啦地响。
我坐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盯着自己手机屏幕上的绩效评分——0.78,奖金:687.5元。
手指头有点僵,我把它按在裤腿上,手机屏幕的光灭了。
旁边郭泰凑过来,压低声音问:“老沈,你那多少?”我笑了笑:“没多少。”散会后我走进卫生间,反锁了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眼眶有点红,我低下头,拧开水龙头,冷水冲在脸上,凉得厉害。
01
十二年前我刚进这家公司的时候,它还没这么大。
老板刘永宁那时候还在自己跑业务,公司就二十来个人,挤在一间租来的办公室里。
我在信息部,说白了就是管电脑、做系统维护、偶尔帮着改改软件代码。
后来公司一点一点做大,人员从二十变成五十,又变成一百多。去年年底,公司搬进了新盖的办公楼,三层,落地玻璃窗,看着挺气派。
可那些年我一直在老位置上待着。技术员,高级技术员,信息部主管助理。工资从三千涨到五千,再到八千。不多不少,够用。
老婆杨菁在超市当收银员,站一天,腿肿得跟萝卜似的。儿子去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费一年两万三,加上生活费,一个月得花三千多。
我有老母亲要养,每个月寄一千回去。
日子紧巴巴,但还能过得去。
前提是,别出什么岔子。
于宏盛是三年前调来的。他原来是另一家公司的项目总监,不知道怎么跟刘永宁搭上了线,来我们公司当项目部总监。
他一来就不一样。
开会说话嗓门大,走路带风,见谁都是一副“哥们我罩着你”的样子。
但他手底下那几个人——郭泰、小刘、老马——都跟着他混得风生水起。
每年评优,每年的绩效奖金,都是他们几个拿大头。
我以前没在意过这个。
我不争,也争不动。
我这个人,嘴笨,不会来事,跟领导坐一桌吃饭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杨菁老骂我:“你那张嘴是干什么用的?不会说两句好听的?”我说:“我干活就行了呗。”她就叹气。
今年年初,公司接了一个大项目,开发区那边一个企业的系统集成。
于宏盛安排我全程做技术支持。
我加班加点干了八个多月,通宵了好几次,项目上线那天我回到家,倒在床上就睡,醒来发现自己在沙发上躺了一夜。
我以为这活儿干完了,多少该有点说法。
结果年终总结会上,我那张绩效评定表上,评分写着:0.78。
备注栏里有一行小字:本年工作表现中下,多次出现系统维护不及时、操作失误等不良记录。
我盯着那行字,想了半天。
操作失误?什么操作失误?
我翻到六月份那条记录,上面写着“操作不当导致系统停机半天”。
我记起来了,那是郭泰干的。
他那天在系统后台乱点,把一个配置文件删了,整个系统瘫了。
我去修的时候于宏盛说,你写个报告吧,就说是你操作失误。
我说明明是郭泰,他说没事,你帮他扛一次,下次评优我照顾你。
我信了。
我写了那份报告。
结果下一次评优,郭泰拿了优秀,我没拿到。
这些事我都没跟杨菁说过。
那天年会结束,我走出会议厅,郭泰跟上来,拍着我肩膀说:“老沈,你这回怎么这么少?是不是哪里得罪于总了?”我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可能是我绩效不行吧。”他没再说别的,快步走了。
走廊里就剩我一个人,空调开得很大,走道里的灯白得刺眼。
我想起三年前被辞退的IT主管赵景铄。
他走的那天也是这样,一个人从办公室里收拾了东西,拎着个纸箱子走出去。
电梯门关上前,他回头看了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回到工位上,坐了一会儿。桌上的茶已经凉了,我端起来喝了一口,凉得舌头发麻。
手机响了。杨菁发来一条微信:“年会结束没?晚上吃什么?”
我回:“结束了。你买点菜,我回去做。”
她又发了一条:“对了,奖金下来没?儿子下学期的学费该交了。”
我盯着屏幕上那行字,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删掉又打上去,最后发了两个字:“下来。”
“多少?”
我放下手机,没回。
过了一会儿,她又发了一条,问号。
我把手机声音关了,翻扣在桌上。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头上的灯还亮着。
投影仪的风扇还在嗡嗡地转,墙上映着那个奖金分配表的光,7.2万、7万、7.1万……我脑子里一直转着那些数字。
687.5元。
我站起身,把灯关了,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才走。
那天我回到家已经快九点了。
杨菁穿着围裙从厨房里探出头,看了我一眼说:“怎么这么晚?”我说:“年会嘛,开了个会,又吃了顿饭。”她问:“奖金到底多少?我在微信上问你半天也不回。”我没说话,把外套脱了挂好,走到厨房门口,看着她炒菜。
“你倒是说话呀。”她拿锅铲敲了敲锅沿。
我说:“687.5块。”
她愣了一下,锅铲停在半空中,油花溅到她手上她也没躲。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再说一遍?”我又说了一遍。
她把锅铲往水池里一扔,转身看着我:“沈全,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没跟我说?”我说:“有什么好说的,年终绩效没评上优秀,就这么多。”她说:“你干了年把的活,天天加班,通宵,就去拿六百多块钱?”她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儿子学费还差两万呢,我每个月工资就那么点,你让我去哪儿弄?”
我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背过身去,把火关了,站了一会儿。
锅里的菜还冒着热气,油烟味在厨房里转来转去。
她说:“先吃饭吧。”她把菜端到桌上,盛了两碗饭。
我坐在饭桌前,看着那碗白饭,一口也吃不下。
她也没怎么吃,扒了两口就把筷子放下了,说:“我累了,先去睡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杨菁在隔壁房间睡,门关着。
我听见她翻来覆去的声音,后来又听见很低很低的一声哭。
我爬起来,走到客厅坐下。
窗外路灯的光照进来,照在茶几上,亮一块暗一块的。
我坐了很久,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02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没去公司。
我去了一趟银行,查了查卡上的余额,还剩下四万多块。
转了两万到杨菁账上,给她发微信说:“学费你先交,其他的我再想办法。”她没回。
我坐在银行外面的台阶上,抽了根烟。
我已经好几年不抽烟了,那天不知道怎么就买了一包。
烟呛得嗓子难受,但我还是把它抽完了。
旁边有个清洁工在扫落叶,扫帚在地面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一下一下的。
中午我回了公司。
工位上放着几张快递单,我坐下来一件一件处理。
郭泰从旁边经过,跟我打了个招呼:“老沈,昨天没事吧?我看你走得挺早。”我说没事。
他笑了笑,拍着我肩说:“有什么困难跟我说。”我说好。
下午于宏盛开了一个部门会议,安排下个季度的任务。
他坐在大班椅上,白衬衫袖口挽得高高的,讲话还是那样中气十足。
他看了一眼名单说:“沈全,你这边还是负责系统维护和日常支持,另外这个新项目的技术方案你来写一下。”我说好。
他又加了一句:“要尽快,这个项目利润大,不能拖。”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工位,开始写方案。
写到一半,有人敲了敲我桌子。
我抬头一看,是财务主管贾玉珺。
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西装外套,手里拿着一沓文件,站在我桌前说:“沈师傅,你上个月报的差旅费单子有点问题,你到财务室来一下。”我说好,跟着她走了。
财务室在二楼拐角,门半掩着。
她推门进去,我跟在后面。
她关上门,坐回自己的位子上,翻了一下那沓文件,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有点奇怪,像是在打量我,又像是有什么话要说。
我坐在她对面,等着她开口。
她把一张报销单推到我面前:“你看这个,填的出差天数跟你打卡记录对不上。”我接过来看了看,确实是我填错了,少写了一天。
我说回去改一下。
她说行。
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她忽然说了一句:“沈师傅,你在公司干了多久了?”我说十二年。
她点点头,低头看了看那张单子,又抬起头说:“十二年,不容易。”我没接话,不知道她想说什么。
她笑了一下,把那沓文件拢了拢,说:“你去忙吧。”
我走出财务室的时候,总觉得她话里有话。
周六上午,韩铁柱打电话来问我去不去他面馆吃面。他老婆回娘家了,他一个人看店。我说去。
韩铁柱是仓库的老员工,认识十几年了。
他这个人,嘴糙、脾气大,但心眼实在。
以前我在技术部,帮他修过好几次电脑,一来二去就熟了。
他开了一家面馆,下了班就在那边忙活。
我到的时候他正在后厨下面条。
店不大,四五张桌子,墙上贴着手写的菜单。
他端出两碗牛肉面,一碟花生米,两瓶啤酒,坐到我面前说:“先吃,吃完再说。”
我扒了两口面,没什么胃口。
他喝着啤酒看着我:“怎么了?看你一脸官司。”我说没事。
他说你拉倒吧,你那点事全写脸上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把年会上发生的事说了。
他听完把啤酒杯往桌上一磕:“我就知道是于宏盛那小子搞的鬼。他来了这几年,就没干过什么人事。”我说:“我干了那么多活,就这些。我心里堵得慌。”他夹了一粒花生米嚼着,半晌没说话。
然后他把啤酒杯放下,压低声音说:“老沈,有件事我跟你说说,但你得答应我,不能往外传。”
我看着他,等着他说下去。
他往后看了一眼,确定店里没有别的人,才凑过来,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见:“你还记得赵景铄吗?三年前被辞退那个IT主管。”我说记得。
他说:“他走之后,我们有些老朋友还偶尔有联系。他跟我说,他走之前,在公司系统里面留了一点东西。”
“什么东西?”我问。
“绩效系统后台的部分日志截图,还有于宏盛这几年的一些报销单扫描件。”韩铁柱说,“他说他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但没来得及深究,就被辞了。那些东西他存着,谁也没给。”
我手里的筷子停了下来。
韩铁柱看着我,说:“你要是想要,我可以帮你联系他。”我没说话,心跳得厉害,手里的啤酒瓶冰得指头发凉。
他见我不吭声,又补了一句:“当然,你可以考虑一下。我只是觉得,你这十几年,不能就这么白白算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杨菁已经睡下了。
我坐在沙发上,心里一直翻腾着韩铁柱的话。
我想着赵景铄当年走时的眼神,想着贾玉珺在财务室那句“十二年不容易”,想着那笔687.5元和7万块的差距。
我不知道自己这是在想什么。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慢慢发芽,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
我翻了个身,看着窗外,又到了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
接下来的一周,我一如往常上班、下班。
给于宏盛的方案我按时交了,该干的活一样没落下。
我甚至比以前更安静,不跟任何人多说话。
于宏盛开会的时候,我该点头点头,该记录记录。
他看我的眼神没变过,好像我就是一个该用的工具。
有天我加班到晚上八点多,走出办公楼时,看见于宏盛的车还停在地库里。
他正从后座搬出一个箱子,看包装像是年货什么的。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说沈全还没走啊,辛苦了。
我说嗯,就走了。
经过他车旁边的时候,我余光看见一个文件袋落在后座上,袋口敞着,露出一截红章文件的边。
我没停下,直接走了过去。
03
第三天的下午,我在工位上处理一份系统维护报告,被杨菁一个电话打断了。
她说话的声音有点急:“沈全,老家的妈打电话来了,说爸的身体检查结果出来了。血糖又高了,医生说要住院调一阵子。妈问我有没有办法。”我的心一沉。
老母亲已经七十三了,身体一直不算好,高血压、糖尿病都有。
去年年底摔过一次,住了半个月的院,那次就花了一万多。
我捏着手机,说:“我这边还有点钱,你先给她打过去,要多少打多少。”她说:“你卡上就剩两万多了,你自己怎么办?”我说没事,我还能再挣。
挂了电话我坐在位子上好一会儿没动。
屏幕上的报告一个字都没再看进去。
旁边的郭泰接了个电话,打着哈哈说“行行行,于总你说了算”,一脸堆笑。
那笑声在我耳朵里格外刺耳。
我关掉电脑屏幕,站起来去接水。
走到走廊拐角,正碰见贾玉珺拿着一个文件夹下楼。
她看见我,脚步停了一下,点了一下头,就继续往下走了。
回到工位上,我翻出手机里韩铁柱的电话,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拨了过去。
他那边很吵,估摸着是在面馆后厨,锅碗瓢勺的声音混在一起。
他喂了一声,我说铁柱,上次你说的事,我考虑好了。
他说你等一下,我这边有点乱。
过了一会儿,那边安静了,他说行了,你说。
我沉默了几秒,说:“你帮我联系一下赵景铄吧,我跟他见个面。”
他说行。
挂了电话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心里全是汗。
星期六中午,韩铁柱让我去城东一条老街上的一家小馆子,说赵景铄会到。
我到的时候赵景铄已经坐在角落里,面前放着一杯茶。
三年没见,他老了不少,头顶的头发稀了,眼角多了一堆纹路。
他看见我进来,站起来伸出手,我握了一下。
他的手很瘦,骨节突出着。
我们坐下后,他直接从包里掏出一个黄色的牛皮纸信封,推到桌子中间。
“都在这里头了。”他说,声音有点沙,“一个U盘,里面有绩效系统的部分后台日志截图,还有于宏盛报销单的扫描件。是他当上项目总监以后,这三年的。不全,我走之前能拿到手的,就这些。”
我伸手拿起信封,感觉很轻,但拿在手里又觉得沉得厉害。我打开看了看,一个小U盘,几页打印出来的纸质表格。我没细看,收起来放进口袋里。
“你是怎么拿到的?”我问。
赵景铄自嘲地笑了一下:“那段时间系统在升级,权限管理有漏洞,我悄悄做了个备份。本来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结果还没来得及用就被辞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静得不像在说自己的事。
他低头喝了一口茶,又说:“你知道于宏盛跟我说的辞退理由是什么吗?说我管理失职,导致硬盘里系统测试数据丢失。但其实是他自己删的,想裁我,就找了个借口。”
他看着窗外,阳光打在他脸上,他眯起眼睛:“我这些年一直憋着一口气,但我知道,我一个人掀不起什么浪来。所以那些东西,我存着,谁也没给。直到韩铁柱来找我,说你的事,说你想看看。”
我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他喝完最后一口茶,站起来说:“东西你拿着,要不要用是你的事。我只是觉得,人不该被这样欺负。”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
我坐在位子上,把信封里那几页纸抽出来看了一遍。
有几张是于宏盛亲笔签过的报销单扫描复印件,金额从五万到十二万不等,报销名目写着“项目管理费”。
我看了好一会儿,才把东西装回去,结了账,走出了饭馆。
外面太阳很大,晒得我眼睛发胀。
我站在路边,口袋里的那个信封硬邦邦地顶着我大腿,像一个还没点燃的炸药包。
回到家,我把信封锁在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锁了两道锁。
杨菁在厨房做饭,没注意到我。
我坐在书桌前,发了很久的呆。
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是韩铁柱发来的微信:“到了吗?东西拿到了?”
我回:“拿到了。”
他回:“你自己小心。”
我看了那行字很久,最后把手机翻了过去,关掉了页面,没再回。
周二下午,于宏盛开了一个全部门会议,宣布新一年的绩效方案。
他站在白板前面,拿笔写写画画,说今年要“优胜劣汰”,鼓励“能者上、庸者下”。
他讲得眉飞色舞,白板上的粉笔字写得又大又潦草。
我坐在第三排,一个字没听进去。
他在最后说了一句:“去年的项目奖金大家都很满意。只要跟着公司走,公司不会亏待大家。”说这话的时候他看了大家一圈,目光扫过我这里的时候,停了一秒。
然后他笑着转开了。
散会后我收拾东西准备走,郭泰走过来,看着我笑了一下:“老沈,今年的通宵活儿,可能还要辛苦你。”我说:“没事。”他说:“那就好,我就知道你是靠谱的。”他走了几步,又回头说:“对了,于总让我跟你说一声,下个月的考勤表你提前填一下,别像上回那样漏了。”我笑了笑说:“好。”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书桌抽屉打开,拿出了那个信封。
我坐在桌前,把U盘插进电脑,一个一个文件夹点开。
里面是一些我从没见过的系统截图,有绩效评分记录的修改日志、时间节点、修改前后的分数。
我一个个往下翻,翻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心跳顿了一下。
的确被改过。8次。
每一次都准确卡在评优线的下面0.2分左右。
时间点全部是在年终评分公布前的一周内。
我盯着那些数字和时间,手指头攥紧了鼠标。
屏幕的光照在我脸上,惨白一片。
我关掉了文件夹,拔出U盘,放回信封,重新锁好抽屉。
我坐在椅子上,窗外的风从窗缝钻进来,带着秋天的凉意。
我打了一个寒颤,脑子里乱糟糟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撞来撞去。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浅。
半夜醒了两次,一次是听见杨菁在隔壁说梦话,一次是被楼下路过的车声惊醒。
每次醒来脑子里都是那些数字和日期,翻来覆去,怎么都停不下来。
04
又过了一周。我上班的正常节奏没变,但心里那份东西一直在转。
我趁着下班后的时间,把赵景铄U盘里的内容反复看了好几遍。
除了绩效系统的日志截图,还有几张报销单的扫描件。
五万、八万、十二万,“项目管理费”这几个字在好几张单子上反复出现。
我留意到一个细节,收款方那一栏全部被涂掉了,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和印章的半个角。
这让我觉得不对劲,报销单上的收款方通常都要填银行账户或者公司名称,被涂掉只有一个解释:有人不想让别人看见钱去了哪里。
我犹豫了几天,然后做了件事。
有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借着去送材料的由头,去了一趟财务室。
贾玉珺正在整理凭证,桌上摊着一摞账本。
她看见我进来,站起来说:“沈师傅,来送材料?”我说是,把一份报销单放在她桌上。
她看了一眼,放进文件夹里,抬起头看着我,好像在等我再说点什么。
我站在她桌前,手指敲了两下桌沿,压低声音说:“贾主管,有个事想请教你一下。”她看了看周围,说:“你说。”我说:“公司这几年做的那个大项目,项目管理费是怎么算的,是不是有什么固定的比例?”她的表情变了。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慢慢坐了下去,靠在高背椅上,两只手交叉放在桌面上,沉默了一会儿。
“你为什么问这个?”她说。
我说:“就是好奇。”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打量,有一种说不清的意味。她微微点了点头,说:“这个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改天吧,有空我跟你聊聊。”
她说完就不再说话了,低头继续翻那摞凭证。
我知道该走了。
我退出门去的时候,余光看见她右手边的抽屉半开着,里面露出一个牛皮纸的本子边角。
我回到工位上,心跳快得不像话。
之前我对于宏盛的账只知道个大概,但贾玉珺那个反应,比任何话都说明问题。
接下来的两天,我一直在想贾玉珺那些年的处境。
她是快四十岁才来的公司,老公开了个小建材店,三年前跟于宏盛闹过矛盾,起因是于宏盛暗示他拿土方的回扣,他不干,后来店就被公司停了一个重要订单,之后全垮了。
老公一蹶不振,现在已经回老家种地。
而贾玉珺继续在公司上班,对于宏盛做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她不是不知道。她是在等。
这些事是韩铁柱后来喝酒时跟我说的。
他说完这些,手里的啤酒杯放下,“咚”的一声:“贾玉珺这个人,比你我想的都有心计。她忍耐了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账本。”
那天晚上我回想过往的很多细节。
贾玉珺确实和于宏盛表面上很客气。
但记忆里,有那么两三次,我在走廊上看到她盯着于宏盛的背影,眼神冷得吓人。
只是我以前从没在意过。
我终于决定再往前走一步。
我让韩铁柱帮我传了一句话给贾玉珺,大意是:我手上有一些于宏盛的东西,如果你想一起聊聊,我什么时候都行。
韩铁柱第二天回话:她说她知道了,还回了一句话,“我会给你一份复印件,但时间你自己看着办。”
我看着那行字,明白她说的“时间”是什么意思。
是要我决定什么时候收网。
我沉默了很久。
韩铁柱又发来一条消息:“老沈,你要想清楚,这一步迈出去就没回头路了。”
我看着那条消息,没有回。我坐在沙发上,把手机关了,屋里只剩下空调的嗡嗡声,一下一下,像是某个倒计时的指针在慢慢转动。
那一周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里,就坐在书桌前看那些截图和复印件。
杨菁觉得我怪怪的,有一天晚上终于忍不住问我:“你最近怎么了?老是魂不守舍的。”我说:“没事,就是新项目的事多。”
她没再问,把洗好的碗放进碗柜里,擦了擦手说:“要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你跟我说。”我说好。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转身去晾衣服了。
我坐在书桌前,手指一直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那些日期、数字、修改记录。
我想到家里老母亲的医药费、儿子的学费、那687.5元的奖金,又想到于宏盛那张笑眯眯的脸。
我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有愤怒,有恐惧,还有一点点自己都不确定的东西——也许,是某种决定。
星期五的晚上,我终于想清楚了。
我拨了韩铁柱的电话,响了两声他接了。
我说:“铁柱,我决定好了。你帮我带话给贾玉珺,说就定在我辞职那天。合同到期的最后一天,我走人的那个下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你确定?”
我说:“确定。”
他那边传来打火机“咔哒”一声,他说:“那就干吧。”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
秋天的风已经有些凉了,吹在脸上有点冷,但也让人清醒。
远处的高楼上亮着一排排的灯,不知道是哪家公司还在加班。
我看着那些光,心里反而比这一周任何一刻都平静。
05
合同还有十四天到期。
这段时间我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正常。
项目该跟进的跟进,系统该维护的维护,于宏盛交代的事我也一件没落下。
开会时我还是坐在第三排那个老位置上,该记录记录,该点头点头。
但每天下班后,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那个信封,把所有东西从头到尾再过一遍。
我把赵景铄给我的那些截图打印出来,分门别类夹在不同的文件夹里,又去复印店复印了四份,一份放在家里,一份放在办公室抽屉最底层,一份夹在旧工具箱里,另一份贴身带着。
我还做了一件以前从没做过的事:开始写日记。
记录下每天于宏盛在会上的发言、他说过的一些话、他安排的一些任务、系统维护记录里不正常的地方。
我不确定这些能不能用上,但我觉得应该留着。
有天下午,于宏盛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我敲门进去,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冲我笑了笑:“沈全,过来坐。”
我坐到他桌对面。
他敲了敲那份文件:“下个月的新项目,技术方面还是你来牵头。这是合作方发来的需求初稿,你先看看。这段时间辛苦一点,加班费不会少你的。”
他说得很随意,脸上挂着笑,眼神也是友好的。
但我注意到他说话时手里的笔一直在敲桌面,节奏很快。
一个人要是心里没鬼,轻轻敲桌面是放松,但于宏盛敲的节奏快得像在催命。
我接过文件,说:“好的,于总,我会尽快看。”
他点了点头,又说:“对了,你上回提交的那份系统维护报告,我看过了。写得不错。今年的绩效评定我到时候会重点考虑你,放心。”
我笑了笑说:“谢谢于总。”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手心里的文件边角已经被我攥出褶皱来了。
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把那份文件翻开来看了几行。
上面写着项目预估利润率、时间节点、技术要求。
我合上文件,心想,这就是你做下一次大手脚的机会吧。
合同还有九天到期的那天,我去了一趟人事部,明确告知我合同期满后不续签。
人事部的那个姑娘愣了一愣,说:“沈师傅,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公司待遇其实还可以。”我说:“不用了,家里有事,得回去处理。”
这件事当天下午就在部门里传开了。
郭泰第一个跑过来,“老沈,听说你不续签了?”我说是。
他摇头:“可惜了,干得好好的。”我没接话。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要是有什么难处,你说话。”我说好。
吃晚饭的时候,杨菁看出了我和平时不一样。她没马上问,等我放下筷子了才开口:“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没说?”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合同到期我不续签了。”
她愣了一下,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什么?你辞职了?都没跟我商量?”
“商量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儿子学费怎么办?妈那边吃药的钱怎么办?你让我一个人扛?”
“我出去找工作。会有办法的。”
“你能找到什么工作?沈全,你今年四十七了,你就是个搞技术的,你以为外面好找工作?”她说这些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尖,眼圈泛红,手指攥紧了筷子,指关节发白。
我没吭声。
她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发出很大一声响:“你一辈子就是这样,什么都闷在心里,一个人做决定。你什么时候想过家里想过我?”
然后她转身进了卧室,门“砰”的一声关上。
我一个人坐在饭桌前,碗里的菜已经凉了,上面凝了一层薄薄的油。
我盯着那层油发呆,耳边是杨菁隔着门传出来的哭泣声。
我没有去敲门,只是坐在那,把凉了的饭菜一口一口吃完,然后把碗筷洗了,把桌子抹干净。
关灯前我朝卧室门看了一眼,门缝里透出一线微弱的光,门内已经没有声音了。
第二天上班,我把辞职手续需要的表格填了,交到人事部。那个姑娘接过去的时候,又说了一句:“沈师傅,真的不再考虑一下?”我说不用了。
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于宏盛居然端着餐盘坐到我旁边的空位上。
他一边夹菜一边笑着说:“老沈,听说你要走?公司最近正好有意向提拔一批老员工,你再考虑考虑?”我说家里确实有事,必须得走。
他夹了一筷子菜吃了一口,看着我说:“可惜了,你是个好手。”
我没再接他的话,低头把剩下的饭吃完,端着空盘子走了。
晚上回到家里,杨菁已经到家了。
她在厨房切菜,菜刀落在砧板上有节奏地响着。
我站在厨房门口,她头也不回,像是知道我在那里。
她说:“今天超市发了上个月的工资,三千二。”我没说话。
她又说:“够交这个月的电费。”她说话的语气很平淡,不冷不热,继续切菜,切好之后把菜拨进盘子里。
我站在门口,想跟她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那天晚上睡觉前,我从书桌底层抽屉里拿出那个信封,放在枕头底下压了一夜。
合同到期的倒数第二天上午,我收拾了工位上大部分私人物品。
用一个纸箱子装好,放在座位底下。
郭泰看到我搬东西,走过来说:“老沈,挺快的。”我说嗯。
他站在我桌边没走,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咽了回去,说了句“晚上一起喝一杯?”我说不了。
下午于宏盛开了一个短会,布置这个季度的最后一些工作。
他讲话手舞足蹈,照例说了不少“再接再厉”之类的话。
我看了他一眼,他正站在投影布前面,背挺得很直,袖子挽得高高的,很干练的派头。
那个形象,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收回了目光,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最后一行笔记。
06
合同到期的最后一天。
天亮得很早,秋天的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卧室地板上洒下一道亮光。
我五点就醒了,没有马上起来,就那样躺着,听着隔壁房间杨菁起床的动静,听着楼下早起买菜的说话声。
六点,我起来洗了把脸,把昨天晚上就整理好的衣服穿上。
杨菁已经出门上班去了,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一碗粥,上面盖了个碟子,旁边搁了两个包子。
我坐下来,把那碗粥喝完了,包子拿在手里掰开吃了。
出门前我检查了包里全部的东西。U盘、打印件、几页笔记、辞职表、身份证。东西都在。
到了公司,我把辞职表交到人事部,那个姑娘接过去盖了章,撕了一张回执给我:“沈师傅,你的离职手续办好了。这个月的工资会在下个月五号打到卡上。”
我说了句谢谢,回到了工位上,把桌下那个纸箱子搬上来,又往里面放了一个水杯、一本工作笔记、两管笔。
我环顾了一圈这张用了十二年的办公桌,桌角被磨得发亮,键盘的缝隙里塞满了灰和碎屑。
我拿起抹布,把桌面擦了一遍,然后搬着箱子走出了办公室。
电梯门关上之前,走廊尽头一个身影闪了一下。
是贾玉珺。
她站在财务室门口,手里捧着一杯水,和我隔着一道走廊对望了一眼。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她也微微停了一下。
然后她转身走进了财务室,门在身后关上。
我进了电梯,按下一楼。
电梯朝下走的时候,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下一下撞着胸腔。
到了一楼,我走出公司大门。
秋风吹过来,吹得我头皮发凉。
我找到马路对面一家便利店,买了瓶水,然后站在路边的树荫下,点开手机上的公司大群。
那个群有四百多个人。
平时没人说话,偶尔有人发发通知、转转发文章。
我从包里拿出U盘,插在手机转接器上,一件一件地把文件传到了自己手机里。
文件太多了,传了好几分钟。
我点进群聊,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很久。
风吹过来,手里的水瓶晃了晃,水溅了几滴在手背上。
路边的车流来来往往,没有人注意到我站在这里。
我用拇指点了一下“发送”键。
文件开始一张张往外传输。我把之前写好的那段说明文字复制粘贴,附在最前面:“各位同事,我是信息部的沈全,已经离职。下面是我在公司这十三年间,绩效评分被系统后台恶意修改的全部证据。附带的还有部分项目经费报销单扫描件。这些东西的真假,大家自行判断。”
点到发送的时候,我的手指抖了一下。然后我迅速退出了群聊,把手机翻扣在口袋里,关机。
我站在那棵树下,看着马路上的车来车往,脑子一片空白。
我搬着箱子回了家,把箱子放在客厅角落,坐在沙发上,把鞋脱了,脚搁在茶几边沿上,看着天花板发呆。
时间过得很慢,每一分钟都像被拉长了。
我坐了很久,直到阳光从客厅的窗户斜到右边的墙上,又慢慢斜到另一边。
我的手机一直关机,但我知道,那个群里应该已经开始炸锅了。
两个小时后,我终于把手机开了机。
消息提示音像倒豆子一样响了起来,滴滴嘟嘟响个不停,持续了将近一分钟才停。
我看着屏幕上跳出的未读消息数字:167条。
我点开微信,工作小群、私聊、各个部门群,全部都在给我发消息。
我只点开了那个公司大群。
四百多人的群,从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信息条数已经有五百多条。我翻到最上面自己发的那条消息,下面紧跟着的回复就有几十条。
最初几分钟,只有几个人发了个问号。然后有人问了一句“真的假的”。接着就有人开始质疑,说是P图吧。
但紧接着有人说话了。
“那个截图是真的,我在系统里见过那个界面。只有后台管理员才有权限。”
“签字那个单子我见过。于宏盛签的。”
“卧槽,这真的是这些年的绩效评分记录吗?改了好多次啊?”
喧哗的声音像被点燃的干柴,迅速扩散。
有人开始刷自己的截图:“你们看,我后台的记录,我的也被改过,改高过,但改低……”
“我操,我被改过两次,评分直接从9.4改到8.7。”
“于总这是自己改的吧?问问他不就知道了?”
有人在群里@了于宏盛。
于宏盛没有马上回复。
直到二十分钟后,他的头像终于在群里亮了起来。
他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大意是“这件事有误会,是系统问题,不是人为”。
但这条消息发完,立刻有人晒出了他自己系统后台账号的操作日志截图——上面清楚显示,在几个关键时间点,操作账号就是于宏盛的。
群里更乱了。
有人开始骂街,有人喊他去财务室对账,有人发了个“哈哈哈”的表情包,说这下精彩了。
还有人贴出了当年赵景铄被辞退的那封通知。
有人在下面评论了一句:“你们品,你们细品。”
消息继续往上翻,我看得眼花。
郭泰突然冒出来了。
他发了一个“……”纯表情包,什么都没说。
但紧接着,他发了一句话:“于总,我也是被逼的。你让我改老沈评分的事,我有聊天记录。”
这条消息出来后,群里安静了大概半分钟。然后于宏盛发了一条语音条,我没点开。但有人转成了文字,内容是:“郭泰,你他妈说什么?”
我没继续看下去。
我关掉了聊天页面,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天已经有些发暗,路灯还没亮,远处的楼宇轮廓模糊成一团灰色。
我双手撑在窗台上,低下头,深深的呼出一口气。
风从窗外灌进来,凉飕飕地撞在我的脸上,撞得眼睛发酸。
就在这时,手机又震了一下。
我低头一看,是韩铁柱发来的微信:“老王,群里太炸了。老板亲自打电话来了,说马上就回公司。老于的电话打不通了。”我没回他。
我站了一会儿,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放在书桌上,然后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
杯子里的水微微发着抖,我把它凑到嘴边喝了一口,水有点凉。
晚上七点多的时候,杨菁回来了。
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已经把晚饭做好了,简简单单两个菜。
她看见我系着围裙站在厨房里,愣了一下,然后看见了客厅角落那只纸箱子。
她把钥匙放在门口的鞋柜上,换好拖鞋,走到我面前来,看着我。
我平静的说:“我辞职了。今天走的。”
她没接话,就那样看着我。沉默了很久,她才开口说了一句:“所以呢?”
我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走到沙发前坐下来,把手机上的公司群聊天记录往上翻了翻,递给了她。
她接过去,紧皱眉看着屏幕。
她的神情在一点点变化,眉头从拧着到松开,嘴微微张开,然后又闭上了。
她把手机还给我,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伸出手来,轻轻拍了一下我的手背,说了句:“先吃饭吧。”
那一晚,我们谁也没再聊那个群。但饭吃到一半,杨菁忽然停下来看着我,说了一句:“你做都做了,就别再想了。”
我低头扒了口饭,没说话。
07
第二天早上我被院子里的鸟叫声吵醒。睁开眼的时候,窗帘缝里已经透进来大片的阳光,亮得有些晃眼。
我拿起枕边的手机看了一下时间,已经快八点了,这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睡这么晚。但我划开屏幕的时候,手又不由自主地点开了微信。
公司大群的新消息数已经跳到了一千八百多条,我往上翻了一下,几乎一整夜都有人在说话。
最新的几百条里,已经看不到于宏盛的发言了,取而代之的是刘永宁的账号出现频率越来越高。
他的消息从“这件事我亲自查”到“所有人都别乱动”,再到“我已经派人调取系统后台所有操作日志”,再到“财务室今天下午暂停对外办公”。
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说话的口气从稳重变成了严厉。而于宏盛的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前一天晚上七点二十分,内容是四个字:“我明天说。”
群里依然有人在刷各种截图、分析图、推测,甚至有已经离职的前同事冒出来说:“这公司烂透了,我当年走也是因为……”然后被人举报撤回。
有人开始计算自己这些年被克扣的奖金,有人贴出当年报销单和自己实际到账金额的对比,热闹得像菜市场。
我翻了十几分钟,没有再往下看,关掉了微信。
起床洗漱完,我走到阳台,发现天气很好,秋天的天空很高很蓝,云彩一丝一丝的,像是被谁用手撕开了一样。
九点零三分,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电话那头传出来的声音,是刘永宁的。
他说:“沈全,我是刘永宁。”
我沉默着没开口。
他说:“昨天的事我已经大概了解了。你现在有空吗?我想跟你当面聊聊。”
我说:“老板,我不在公司了。”
他说:“我知道。你告诉我你在哪,我过去找你,或者你到我这边来一趟。”
我站在阳台边上,风把电话里的声音吹得隐隐约约。我说:“你把你想说的在电话里说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公司这边我已经在查了。于宏盛那边,我昨天连夜让财务和IT盘点了一下账目,确实有出入。如果你愿意回来,我可以升你做技术主管,待遇翻倍。”
我握紧手机没说话。
他继续说:“另外,之前被克扣的奖金,公司会补给你,按正常的评级算,加上加班补贴,该多少就多少。你回来,咱们把这事翻篇成吗?”
我说:“老板,我不是冲着钱去的。”
他那边停了一下:“那你想要什么?”
我说:“公道。我只想要一个公道。至于回公司,我不会再回去了。”
我说完这句话,把电话挂了。
挂掉后手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心跳有点快,但脑子比任何时候都清楚。
我回到了屋子里,把手机放在茶几上,这时候一条微信蹦了进来。
是韩铁柱发的:“老沈,刚才贾玉珺联系我,说她今天会行动。你那边稳住了。”我回了一个字:“好。”
下午三点,我正蹲在阳台上给花浇水,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
我拿起一看:公司大群里,贾玉珺的头像亮了起来。
她发了一个文件,题头写着:《关于项目部近三年项目管理费账目异常情况的内部报告》。
报告是一份PDF文件,我点开翻了几页。
里面是一份完整的账目记录,用表格列着三年里每一笔“项目管理费”的时间、金额、审批人、收款方信息。
收款方一栏不再是模糊的轮廓,而是清清楚楚写着几个公司的名字。
其中有一家公司,是于宏盛的小舅子注册的。
还有一笔十万块,收款方名字和郭泰那辆车去年年底上的牌照登记人一模一样。
这条消息一出来,群里直接像是被扔了一颗炸弹,滚动的速度快得我根本来不及看。
郭泰的微信头像先是在群里闪了一下,然后消失了,没过几分钟又跳了出来。他说:“贾主管,你这是什么意思?”
贾玉珺没回复他。
又过了十分钟,刘永宁的账号在群里发了一段话:“我已经通知公司法务部,今天下午四点前把所有相关凭证封存。同时我已经联系公安机关,请他们介入调查。在此之间,涉事人员暂停一切职务。”
群里彻底安静了。
我放下手机,靠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天空。
夕阳已经压得很低了,把半边天空染成了橘红色。
我已经达到了目的,心里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喜悦。
我只是觉得那些压在心口的石头,终于被人一块一块搬走了。
晚上八点多,我收到了刘永宁发来的一条微信,是语音消息。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开听了。
他的声音比白天接电话时低了很多,带着疲惫,说的也很简单:“沈全,你放心,公司不会让你白受委屈。你该得的钱,一分不会少。如果你改变主意想回来,我办公室的门,随时给你开着。”
我没有回复,把那条语音消息删除了。窗外的晚风轻轻吹进来,吹在脸上,带着点凉意。我坐在沙发上,把头靠在沙发背上,闭上眼睛。
08
又过了两天。
于宏盛被警察带走的消息,我是从韩铁柱嘴里听说的。
他打电话来说的时候语气里带着难得的痛快:“姓于的昨天晚上在家里被带走的,据说搜出了一堆资料。贾玉珺那份报告,直接把锅掀了。”我没多问,只是嗯了一声。
他又说:“老板倒是给全公司发了通知,说以后绩效评定公开透明,还要成立监督小组。”我说:“做了就好。”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客厅,觉得屋子里有点空。杨菁还没下班,钥匙留在鞋柜上,窗帘被风吹起来一角,外面的光忽明忽暗。
又过了一天,我的银行账户上多了一笔钱。
十七万三千六百块。
备注写着:补发绩效奖金及项目补贴。
我看着那个数字,感觉不真实,又觉得理所当然。
傍晚杨菁回家,我告诉她:“到账了。”她问:“多少?”我说十七万多。
她顿了一下,把菜放下来,慢慢坐到沙发上,低头沉默了很久。
过了好一会儿,她说:“行吧,那儿子下学期的学费不愁了。妈那边也能寄点回去。”我没回答,坐到了她旁边去。
晚饭时我们谁也没再提那笔钱,但杨菁炒的菜比平时多了两个,还多盛了一碗饭给我,推到我跟前没说话。
周末我去了一趟韩铁柱的面馆。
他到后厨忙活了一通,端出两碗面,又开了一瓶啤酒坐下。
我接过酒瓶喝了一口,冰得嗓子一缩。
他一边剥着花生米一边问我:“老沈,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拨着面条说:“先歇一段再说。”
“老板不是让你回去吗?待遇翻倍。”他喝了一口啤酒。
“不想回了。那地方待了十二年,实在待够了。”我说着用筷子搅动碗里的汤,“再说,回去天天对着那些熟悉的人,也不自在。”
他点点头,夹了一粒花生米放进嘴里嚼着:“也是。那你打算干点什么?”
“想过开个小店。”我说,“修修电脑,做点小维修什么的,不求发财,够用就行。”
“那挺好啊。”他用啤酒杯碰了碰我的,“到时候开业我给你放挂鞭炮。”
我笑了一下,低头吃面。热气扑在脸上,我低下头,把面和汤全部吃得干干净净。
之后的一周,我一直在忙活开店的准备。
我在自家胡同口的街角租了个十平米不到的小铺面,以前是家卖五金工具的,门口挂着个生锈的牌子。
租金不贵,一个月两千。
我跟房东签了一年的合同,自己动手刷了墙漆,换了灯,又从二手市场淘了一套柜台和货架。
杨菁下班了来帮我打扫卫生,把地上的积灰扫了又扫,边擦柜子边说:“你这家伙,折腾半辈子,到头来还是当个体户的命。”我笑着说是,递给她一块抹布。
开业那天是周六。
韩铁柱果然送来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放了一阵,炸出一地的红纸屑。
门口摆了两个花篮,一个是韩铁柱送的,一个是贾玉珺让人送来的。
花篮的卡片上没写名字,只写了一句话。
我认得出是贾玉珺的字迹,那上面只有两个字:“谢谢。”
我站在店门前面,把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弯腰把花篮摆在了门口最显眼的位置。
下午,韩铁柱又跑来了,手里提着两瓶啤酒,跟我在店门口的折叠桌旁坐下来。
他把瓶盖咬开递给我一瓶,说:“来,庆祝你开业大吉。”我接过来和他碰了一下,喝了一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去。
阳光从树缝里漏下来,在桌面上投下斑斑驳驳的光点,风吹过,晃来晃去的。
他说:“对了,你有没有听说?郭泰也被开了。”
我转过头:“嗯。他在群里认了那些东西。”
“开了是活该。”韩铁柱喝了一口啤酒,“他跟着于宏盛干了多少缺德事,也该还了。”
我看着他:“贾玉珺呢?”
“她没事。”韩铁柱放下瓶子,“听说老板跟她说,让她重新整理财务制度。她现在是公司财务副总监了。”我端起酒瓶喝了一口,想了一会儿,说:“那也好。她等这口气等了三年,也该出头了。”韩铁柱笑了一声,把酒瓶举起来:“来,碰一个。”
两个酒瓶在空中轻轻碰到了一起,发出一声脆响。
阳光斜斜地照在胡同的青砖墙上。
我靠在椅背上,仰起头,秋天午后的天空很蓝,没有一丝云。
远处传来几声鸟叫,然后是一阵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这种感觉,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了。
09
日子过得不算快,但还算平静。
店里生意刚开始冷清,一天也来不了几个人。
偶尔有人抱来一台开不了机的旧电脑,或者是摔了屏的手机,我拿螺丝刀拆开,鼓捣一阵,大部分能修好。
我不收高价,几十块钱的活也干,慢慢地,附近街坊有些知道了,偶尔会主动上门。
杨菁有时候下班过来,帮我理理线、擦擦柜子。
她会说:“你这店要是再没人来,怕是连房租都交不上了。”我说:“慢慢来,急什么。”她说:“谁急了?是你急了。”嘴上这么说,但每天晚上她都做了饭带过来,跟我一起在店门口的小桌子上吃完,再把饭盒收走。
那段时间她说我瘦了,但我觉得自己精神好多了。
大约是在我开业之后的第三个星期,我一个下午正在店里修一台老式笔记本,门口的风铃响了。
我抬头一看,进来的是贾玉珺。
她穿着便装,一件灰蓝色的针织衫,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看着比在公司的时候年轻了好几岁。
她站在门口,打量了一圈我的小店面,笑了一下:“你这店收拾得还挺像样的。”
我放下螺丝刀站起来:“你怎么来了?”
“路过,顺道来看看。”她走到柜台前,把一个牛皮纸的信封放在台面上,“这是你之前给我的那几份复印件,我给公司那边备过案了,你这边留着也没用了。不过还是还给你,你自己处理。”
我拿起那个信封掂了掂,说:“好。”
她站在那儿没急着走,看着我用螺丝刀撬笔记本外壳的动作,说:“你手艺不错。”我说瞎糊口。
她笑了一声:“你要是叫我一声师傅,说不定我还真能教你两招。”我们都笑了。
她临走的时候站在门口,背对着外面明晃晃的天光,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沈全,那件事谢谢你。”我说:“也谢谢你。没有你那份账本,事情也不会这么快解决。”她没接这个话,只是说“走了”,然后推开门走了出去,门上的风铃又响了两声。
我站在柜台后面,看着她沿着胡同远去的背影,直到她拐过街角消失不见,才重新坐下来,拿起螺丝刀继续拆那台笔记本。
又过了几天,我收到一封信,寄件人写着“刘永宁”,是公司寄来的。
信封不厚,里面是一张公司内部的表彰文件,还有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支票。
支票的金额是三万元,落款处写着刘永宁的签名。
文件上写的是:感谢沈全同志对公司管理规范化的贡献,特此奖励。
我把那张支票看了很久,没有去银行。最后把它连同那个信封一起锁进了屋里柜子的最底层,和之前那些U盘、打印件放在了一起。
晚上睡觉前,杨菁问我:“听说公司给你寄了张支票?多少?”我说:“三万。”她愣了一下:“那你怎么不取?”我说:“不想取了。那笔钱我拿了心里不踏实。”她看了我好一会儿,最后说了一句:“行吧,随你。”
我翻身关了灯,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感觉心里的那个东西,终于慢慢落下来了。
又到了月底,韩铁柱约我去他店里吃面。
那天他又开了一瓶啤酒,和我碰了一下杯,说:“听说了吗?于宏盛那边案子转正式立案了,听说金额不止账上查出来的那四十多万,还有其他的。”我说:“四十多万还不够他喝一壶的?”他喝了一口啤酒说:“法院那边估计要判,至少两年。”
我夹了块牛肉放进嘴里,没说话。
“你不说点什么?”他用筷子敲了敲碗沿。
我想了想,说:“他该。”
“就两个字?”他笑了。
“你想听我说什么?”我放下筷子看着他,“说他罪有应得?说我们替天行道?那些词儿太文绉绉了。我就是不想当傻子了。该争的时候争一下,该走的时候走。仅此而已。”
他看着我,没再说话,端起了酒杯。
我们轻轻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口。
窗外夜色已经黑透了。
面馆里只剩下我们这一桌的灯光,暖黄暖黄的,在秋夜里显得格外安静。
10
十二月了。天气冷下来,胡同里刮的风像是刀片一样往领口里钻。
我的小店慢慢有了点回头客。
胡同口卖菜的王婶来修过两次电饭煲,对面五金店的张叔让我给他重装过系统,隔壁楼里有个大学生抱着摔裂了屏的iPad来找我,问我能不能修。
我试了一下,居然修好了,他高兴得不行,后来还带了好几个同学过来。
生意谈不上多好,但至少够交房租和水电,还能剩点吃饭的钱。我已经很满意了。
杨菁有时候下班了会过来,带一份热汤,或者买两个肉夹馍。
她坐在店里的折叠椅上,一边看我干活一边跟我说话。
有时候聊聊儿子的学习,有时候说说超市里的事。
我听着,偶尔接两句,时不时抬眼看看窗外,胡同里的阳光一天比一天短,墙根的野草枯黄了大半,但我觉得日子比以前在公司那会儿有底多了。
有一天傍晚,我正准备关门,手机震了一下。我拿起来一看,是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前同事发来的消息:“老沈,公司今天在整顿呢,新来的绩效小组把全公司所有人的历史评分都重新过了一遍,有问题的全改了。贾主管升副总了,老板今天在会上还说,以后谁要再搞小动作,绝不轻饶。”
我没有回复那条消息,把手机揣回兜里,锁上了店门。
那天晚上韩铁柱又来了一趟,带了一碟卤好的猪耳朵和两瓶啤酒。
他往店门口的台阶上一坐,拍了拍旁边的位置,示意我也坐下来。
我锁好店门,坐到了他旁边,接过他递来的啤酒。
“听说那公司最近整改得挺认真。”他说。
“嗯。”我喝了一口酒。
“你说你要是还在那,说不定也能当个部门主管什么的。”
我摇了摇头:“我不想在那待了。那个地方,不管怎么改,都变不成我想待的样子。我有这个小店就够了。”
他没再说什么,仰头灌了一口酒。
远处有个小孩在胡同里骑自行车,车铃按得叮铃铃响,声音在狭窄的巷子里拉得很长。
我们就这样并排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各自喝着酒,谁也没再多说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韩铁柱忽然说:“你知道吗,老沈,我一直觉得你不一样。”
我转过头看他:“什么不一样?”
“以前你在公司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太老实,太好欺负。”他用指甲弹了弹啤酒瓶盖子,“但后来我发现,你不是没脾气,你只是不轻易发火。你忍了十二年,最后那一下子,比谁都狠。”
我没接话,低头看着手里啤酒瓶上凝结的水珠,在路灯下微微反着光。
“挺好的。”他说,“人这一辈子,能挺起一回腰杆子,就值了。”
我举起啤酒瓶,和他的碰了一下:“说得好。”
那天晚上,月亮很圆,挂在胡同尽头那棵老槐树的枝丫中间,安安静静地亮着。
十二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店里捣鼓一台老旧的台式机,杨菁突然敲门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封信和一个包裹。
她把东西往柜台上一放,说:“儿子从学校寄回来的。”我放下螺丝刀,拿起来拆开。
信是儿子写的,工工整整的几页纸,开头说最近学习还挺忙,期末考要到了。
翻了一页,我看到了几行字:“爸,妈打电话跟我说了。我觉得你很了不起。不是因为你拿到了多少钱,是因为你敢站出来。我同学说他爸的公司也有这种事,但他爸什么都没说就忍了。你给我做了一个榜样。”
我盯着那几行字,眼睛有点发酸。
我把信折好,重新装回信封里,放进柜台的内格里。
杨菁站在门口,没看我的表情,只是说:“他长大了。”我说:“嗯,长大了。”她又站了一会儿,然后推开门先走了。
韩铁柱说的没错。
我忍了十二年,最后那一下,挺直了腰杆子。
但那一次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官,只是不想再当傻子了。
至于公道这种东西,能要到一点是一点。
到了就是值了。
我站在店门口,看着胡同尽头那棵老槐树,冬天的风把它的枝条吹得乱晃,已经没有一片叶子了。但我总觉得,等来年春天,它还会再绿回来的。
我把卷帘门拉了下来,锁好,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月亮已经挂得老高,清冷的光照在地上,像落了一层薄霜。
我裹了裹外套的领子,沿着胡同往回走。
走着走着,我忽然发现嘴角是弯着的。
店门口那个“沈师傅维修”的小招牌,夜里看不清字,但我认得它的形状。
风一吹,铁皮做的招牌轻轻晃了晃,发出哐当一声轻响。
那声音顺着胡同传出去,像一个微弱的回答。
远处谁家窗户里透出暖黄的灯光,和电视的声音混在一起,被夜风送到这边来。
我继续走着,手插在口袋里,脚底下踩着一小段碎月光,一步,两步,三步。
那点光亮一路跟着我,像是一个无声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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