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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兴:忆先师商鸿逵教授给我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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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先师商鸿逵教授给我的教诲

张玉兴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目录

有教无类

无门户之见

循循善诱

尊师重道

几点补充

商鸿逵教授是我的授业之师,受业期间先生对我的教诲甚多,令我终身受益。值此先师逝世十周年之际,谨将记忆所及条记于下,以表达我的深切怀念与无限感激之情。

有教无类

我是1979年9月下旬方得入先生门墙受其教诲的。说起来非常惭愧,其时我40周岁已过,学疏才浅,老大无成。此前20余年,即50年代后期,由于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原因,我高中毕业后难以迈进大学之门。求知的渴望只有在中学教书生涯中不断滋长。20年后的1978年我改行置身社会科学研究行列,开始从事清史研究。次年,由于一位热心领导的提议,我获得了进修的机会,因而有9月北京之行。首先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接纳,与该所研究生一起听课学习。数星期后,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时,遇见一位好心的朋友,交谈中他正告我不要错过向明清史专家北京大学商鸿逵教授求教的机会。我担心以我这样的年岁怕被拒绝。朋友说,商先生为人忒好,绝对不会拒绝你。他建议我应亲自去商宅登门求教。其实前一年,即1978年4月,我陪一位老专家赴京访书时,曾陪同其赴北京大学寻访故旧,在所拜访的数位老教授中就有商先生。可是我一回想起这次访问,就有一种畏惧之情。原来我们首先拜访的是一位住在中关园的教授。寒暄中教授得知我是研究人员,便问起我的经历,搞了多少年研究。我答已在中学教了20年书,刚刚步入研究队伍。教授问我在哪个大学毕业,我说没正式上过大学。同来的专家补充说,他很勤奋,自学成才。接着我又回答已39周岁时,教授感到愕然,沉默一会便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才搞科研,太晚了。听到这话,再联想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从其寓所出来便到了商先生家。商先生亲切和蔼、谈笑风生、平易近人。当听说我在治清史时,便热情地鼓励说,“我们是同行。你年轻,将大有作为。欢迎、欢迎!”这给了我极佳的印象。但那只是一般性的拜访。这次要真的向先生求学,他能收下我这个40岁的人为徒吗?再说,如果从师一场,个人学无所成,不堪造就,倒是小事,日后被人议论某某是某某之徒,以我之无能而败坏师门,岂非贻笑学界,我担心要被商先生婉拒。思之再三,求知的渴望还是使我硬着头皮去了。

那是个星期日的上午9点多钟,我叩开了先生的宅门。他迎我进去,我向他鞠躬,他立刻认出了我:“你是辽宁人,满族故乡来的。”让我坐下,给我彻茶,嘘寒问暖。这使我顿时感到全身有股暖流。当我说明这次是来京进修时,先生非常高兴,连说:“很好,很好。人民大学清史所人才济济,实力雄厚。”于是一连说出许多位老师的名字,大加赞扬,分别肯定其治学特点。并说该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并成京师清史研究两大阵地。面对侃侃而谈的先生我深感他与人为善、慈祥厚道、品格高尚,令我肃然起敬。我说,听说先生在为研究生、本科生一起讲授清史专题课,我想前来听课学习,不知可以不?先生说:“欢迎你来。但不要耽误人民大学的听课。如有冲突,我的课你可以不必来,有时间你可以到这里来坐坐,我们叙谈、叙谈。”先生如此热情、诚恳与厚爱令我感动不已。我说这太好了,就怕影响先生的休息,实在于心不安。先生说,“没关系,不要客气。”我又说我担心自己年岁已大,反应迟钝,怕学无所成而辜负了先生的好意。先生说:“你真的不要客气,你还要丢掉年岁大的疑虑,丢掉包袱。你远离家庭进京学习,这是很有毅力的表现。这是治学的最好条件。求学、治学不在年岁大小,就看有没有决心,有没有毅力。早晚是相对而言的。不是有‘大器晚成’这一说吗?这是古往今来客观存在的事实。有志不在年岁高低。其实你来京进修就说明了你很有雄心抱负,但不要犹豫。你定会学有所成。应有这个信心。”先生一针见血的话语,深情的鼓励使我倍受鼓舞。我说,蒙先生不弃我就拜先生为师了,请允许我这个小学生跟随先生从头学习清史吧。先生很高兴地说:“欢迎你。我们治清史的队伍扩大了,是很值得高兴的事。”先生又说,“明天下午一点我有课,如方便你可以去听。有几个研究生,年龄比你小一些,是你的师弟,都很用功,待人热情。到时我介绍给你。”这更令我喜出望外。就这样,没办任何手续、没举行任何仪式,先生便收下了我这个年龄老大、学历资历都很差的人为弟子。

第二天,我虽然动身很早,却因对北大校园路径不熟,上课几分钟后才找到教室。先生早已开课,我悄悄从后边进去找空位坐下。不一会儿,先生发现了我,便微笑着向我点了一下头。课结束时先生对全体同学说:“今天来听课的有一位辽宁社会科学院的张玉兴老师。”他平伸手掌指向我这里,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先生说:“这位就是张老师。”我忙说,我跟大家一样,是商先生的学生。下课后,先生招呼我上前边去,把我介绍给几位研究生,说:“他就是我向你们说过的那个张老师。”我又忙说我是先生的学生,如蒙不弃我是各位的同学,按理说各位都是我的师兄呢。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你是我们的大师兄。先生说:“那你们就以兄弟相称吧。玉兴同志是你们的师兄,以后你们多联系,互相帮助。”先生离开教室之后,这几位研究生关切地同我交谈起来。他们是李广廉、王天有、李世愉、史志宏,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李尚英,以及北大在职教师陈长年、徐凯等。他们对我这个刚刚起步的后学者十分诚挚、热情,没有丝毫的鄙薄与歧视,都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

他们非常关心我在京的学习与生活,在各个方面给予我无私的友谊与关照,切实为我解决了许多困难,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在京进修的学业。此后我们成为同一师门下亲密无间的至友,经常联系,友谊与日俱增。我深感这是先生为我们创造了条件。先生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成全了我,也成全了我与在京诸学兄之友谊。我真可谓学业与友谊双丰收。这是我永远感念不忘的。

无门户之见

其实,有教无类是商先生坚奉不移的教育原则。据我所知,像关心我一样,先生向一切求学者都无保留地热忱施教,不论其身份地位、年龄大小、学历深浅。先生对一切前来求教者都热情接待,有求必应,问一答十。得其助者有大学教授、政府部长、演员、店员,乃至一般工农兵,都同他谈得来、受其益。求教者无不欣然而来,满载而归。而更反映出先生高尚道德的是他豁达的胸怀。对此我深有体会。

我被商先生收为学生后,便向在沈阳的单位领导写信汇报了这一情况。10月中旬,我接到领导的回信,对我能进入北大在著名清史专家商先生门下进修,表示祝贺和支持。信中告诉我说下月要召开辽宁省历史学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大会,拟特别邀请数位国内知名专家、教授萍沈与会做学术报告。因辽宁所处的地理历史条件,治清史为一重点。大会筹委会经研究决定,由我邀请清史专家商先生到沈讲学。在我的恳切请求下,先生接受了邀请。11月上旬我陪先生到了沈阳。先生受到了辽宁省委领导及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学人的欢迎。他在大会、小会做了多次学术报告。其中在沈阳市文化宫大剧场内做《论康熙》的学术报告时,前来听讲者多达2000人。大剧场座无虚席,过道上还站了不少人。而事先,沈阳广播电台还为此做了广告宜传,做为学术报告来说,这些举动与场面,在沈阳可谓盛况空前。在这次会上,最使我终生不忘的是,大会筹委会组织的专题讨论。其中两大议题之一是有关清初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根据对与会各位学者所持观点的了解,会议对主要发言人事先做了安排。其中持民族矛盾为主说,请商先生讲;而持阶级矛盾为主说,会议根据此前我在参加《清史简编》的写作,及不久前所写的一篇论文中所持的观点,要我发言。这样,将形成我同商先生即学生与老师对垒的局面。我对此很为难。安排发言人时,先生在场,他鼓励我发言。说学术观点不可苟同,坚持真理不可动摇,应当仁不让。我很不安地接受了。

讨论会在辽宁大厦一个大型会议室举行,参加者近百人。首先由先生发言,他有理有据地综论清初大势,讲清了民族矛盾的发生、发展与表现,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紧接着,辽宁大学历史系许晓秋老师发言,她对先生的发言做了极高的评价。她说,商先生极为精采的发言,是她有生以来听到的最好的报告,报告把清初形势讲得最全面、最清楚不过了。她说,商先生的观点她完全拥护、坚决支持,无比佩服!仰慕商先生已久,恨无由受教,现在能亲聆其讲学,真是荣幸万分,今后要好好向先生学习。与会者对许老师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接着,发言的是我。我罗列了资料,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然是力主阶级矛盾为主说。我注意到,在我发言时先生一直在认真地倾听。这样,事实上形成了我与先生在学术观点上的鲜明对立。散会之后,我很不自在地走近先生,先生却很兴奋地对我说:“你读了不少书,读书很用功,记得很扎实,很好。”我说,我同先生持不同观点,真不好意思。先生说:“这并不是坏事。治学、搞研究,就是探索、追求真理。你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轻易改变,不盲从他人。有股执著的精神,这是治学必备的。很好。我赞同你这种精神。”

先生并未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更没有因我未接受甚至反对其观点而与我疏远,相反,对我更加关照了。先生从沈阳回到北京后,便去看我在中关村的赁居之处。他见到这是一个潮湿阴冷的简易房,立即说:“这里哪能住人,要得病的,得马上搬出来换个地方住。”当他得知租到合适的房子很困难,这间房也是好不容易才租到的时候,便说:“看来你对居住条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一时找不着房子,可搬到我家去住,这里不行。我的空房条件要比这里好,你可以长住。”我说,这里条件是差一点,但问题不大,可以克服。先生说:“你必须赶快换地方。”这之后先生和师母又一再要我不要客气,欢迎住在先生家。先生还说:“我有一句常话叫读书是乐、健康是福。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做保证,读再多书也乐不起来。健康是第一位的。你不注意身体健康,在京期间如因居住条件不好患上了病,那就得不偿失了。不仅搞不好学问,你的爱人也会伤心的。”师母也说:“玉兴你不要客气,我们全家都欢迎你。”商传、商全两位热情的师兄弟也都表示了同样的态度。先生见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他,便要李世愉等师兄弟们想办法帮我解决这一问题,由于世愉等兄弟们的积极努力,我的住处终于得以圆满解决,从此再无后顾之忧,可以安居学习。

众师兄弟们告诉我说,先生生活很有规律,除教学之外,一般上午在校图书馆看书,下午和晚上写作(几乎不看电视)。每星期二、五两天下午接待研究生答疑,要我在这个时间一同去先生处。但先生对我说,“我是有这样一个安排,但你可以除外,只要我在家,什么时间都欢迎你来。”这种格外关照使我非常感动。从此,我们师生感情日益深厚。我读书、写文章或偶有心得,或遇到问题,总是情不自禁地走进先生住处汇报、请益。这时,先生不论多忙总是放下手中的工作,给我泡上一杯绿茶(后来这件事由我来做),同我畅谈起来。每次我都获得不少新知、解决许多疑惑。我深知自己这样做对先生干扰太多,实在不忍多占先生的宝贵时间。因为先生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上得到彻底解放,多年被压抑的治学精力和热情犹如火山爆发一般地迸发出来。教学、科研、写作进入前所未有的极盛状态。大块文章连续写出问世。先生正以百倍的热情,夜以继日地抓紧工作。当此时刻,时间对他来说,该是多么宝贵啊!可是竟能为我慷慨地让出时间,这是一种巨大的牺牲,极深的厚爱!想起来我真是不安之至!所以,我又努力约束自己。有一段时间,我除每星期二、五两下午同研究生一起前往外,其它时间就尽量不去打扰。先生发觉后便对我说:“你很有治学的毅力,老大求学,倍加刻苦。时间对你说来尤其宝贵,而来京时间毕竟有限,应很好珍惜和利用。师生以诚心相交,老师尤应尽责,有问题尽管前来,不要客气。客气就不对了。”有时先生见我未到,特意传话要我去,专门解答我提出的问题,或者听我谈心得,或者谈论我写的文章。其中我在北大学报上发表的那篇有关萨尔浒战役性质的文章,先生曾多次找我谈论,予以肯定,帮我斟酌。先生这种格外的厚爱,使我获益良深。我自觉学思有进。我学业上的每一点进步都倾注有先生的心血,这是我永远感念的。而这一切都是在我同先生于沈阳学术讨论会上公开“唱对台戏”之后发生的。每逢联想起这些我都激动不已。中国有“党同伐异”、“道不同不相为谋”之说,学术见解不同虽不能说如此严重,但观点上缺少共同语言,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却是人之常情。但先生却非如此。他不仅不嫌弃我,而且以更高的责任感、更高的热情,在学习与生活上一如既往地予以无微不至地关怀。这是十分难得、感人而又令人敬佩的行动。先生不以个人的好恶为好恶,不以己私为私,绝无门户之见。他说他希望并要求学生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盲从师傅,真是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我对先生这种对学术真诚而神圣的感情,我对先生坦荡的胸怀、高尚的品德和传道授业的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

循循善诱

商先生对学生不仅一片热诚、关怀备至,更有高超的教导艺术,他很讲究教学方法、循循善诱,使受教者乐于接受而达到施教目的。他对我这个年过40的老学生也是如此。他教学方法灵活,很有风趣,多用譬喻、实例,甚至现身说法,以启发、开导,让人接受。至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有一次我从琉璃厂回到北大,下车后径至先生家。先生见我买了不少书,其中有几册《清史稿》。便问道,这部书你没买齐吗?(原来中华书局出标点本二十四史是整套出售,唯有外加的《清史稿》是分期出版、分册零售。)我说早都买齐了。这是沈阳一位搞清史的同志要我代买的。他认为其它部分用处不大,所以只买传的部分。先生对此很有感触,立即指出,读史可不能这么读法。他说:“读书先读序,读史先读志。不读志可要出问题。”几天后,他又向我重复了这句话。他说,“读序可以了解作者著书的用意、全书的宗旨,以便抓住要领。史是独特之书。任何一朝一代都有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而同一朝代的典章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其因革变化关系着许多问题。如果这些历史的基本知识不了解、不清楚,则无从治史。要读二十四史、读《清史稿》必须先读好其中的志,须知这是基本功、入门之功。”先生的谆谆教导,更使我清楚了治史的门径。正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我重视了读志,读《十通》,特别是认真研读清四通、《清会典》等书,使治史的工作深入下去。当然在我的解释下,那位求我购书的同志也有所悟而补齐了《清史稿》。

还有一次先生对研究生和我说,把最近写的东西拿出一篇来品评、品评。当时我手中虽有两篇文稿,但觉得分量不重,于是赶写了《论多尔衮》,一气写了3万多字,仍未收笔。因提交时间已到不能再写,于是拿了出来。商先生和许大龄先生看过之后,除了不乏鼓励的话语外,都要求我在写文章时注意精练。许先生还说要注意结论的稳妥性。商先生也说,以偏概全可要不得。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文章中的问题。在评论完各位师兄弟的文章之后,先生又像往常一样地畅谈起来。他说:“搞学问一定要扎实,不可草率从事。读书要读进去,不可浅尝辄止,遇硬就回。一定要读懂弄清,更不要耍小聪明。”先生说:“做学问是很严肃的事,不能露怯。怯应读成‘切’,这是北京土话,出丑、丢脸的意思。我就丢了一次大脸。记得读研究生时写一篇文章,大概是《清代著述年表》。写完后交给胡适之先生,他认为不错。没想到我把乾隆的纪年干支写成嘉庆的,当时没注意,胡先生也未细看。被毛凖(此人是学问家,后来死在台湾)看出,指给胡先生。一天胡先生正要乘汽车外出,忽然从车里出来叫住我说:‘商鸿逵,这篇文章的年代你是怎么写的,不成熟、不认真就往出拿!能这么做学问吗?’我是露了大怯,丢了大脸。当然后来订正了,发表在中法大学的刊物上。”商先生说的这些话很有针对性,对我教育很深。“不成熟、不认真”的东西不能随便往出拿,这不是对我严肃的批评、严肃的忠告吗?先生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研究历史要扎扎实实,力戒空泛,力戒牵强附会。但又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总应给人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十年来我虽然记住了先生的教诲努力注意了,但仍然露怯,不时拿出一些贻笑大方的东西。我还要好好牢记先生的话,扎实再扎实、严谨再严谨。

一次先生谈起了清代史料问题。先生说,“清代笔记不下千种之多,其中不少是由当时人、当事人所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通读、全读不易。应加摘抄,分类汇编成书以供利用。”我说,《清稗类钞》收集了不少史料,但不敢用,因为不少内容不知是从哪里抄来的。引用怕出差错。先生说:“正是这样,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治史离不开史料。引用史料却很有讲究。一般说一定要第一手的、要用最早的。不要放弃最早的用上晚出的。当然这也要有分析,但一定要用有用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史料。”先生说出了他好多年前就打算编一部《清代笔记类钞》的大书之事。在每一条史料下都注明出处。最后将所引用的每一部书及作者加以介绍,让读者知道史料的来龙去脉,以便知人论世,这就克服了《清稗类钞》存在的问题,其容量要比它大得多。后来先生组织我们开始了这一工作。因先生逝世,这一有意义的工作迄今未完成,深以为憾。

先生还说:“做学问、搜集资料不能完全依靠他人所编的史料,许多时候还需要自己动手。做学问要勤、要吃苦、要多读书。少读不行,必须多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多读书,读进去。要有自己的见解,要发自己的议论。读书做学问要有兴趣、有感情。要坐下不动,做到欲罢不能,老一辈都是这么做学问的。”

先生又说:“学问都得自己做,没有别人代劳的。让别人代劳是投机取巧的行为,严肃的学者所不为。向达先生(原北大教授)曾说,他在图书馆,一次开来一个小汽车,下来一个大人物。见人便寒暄道:同志们辛苦啦!你们工作很忙啊!看看有没有某某方面的新材料,你们分头查查书,给我查几条,找到了送给我,我准备写一篇文章。云云。向先生说,你看,他哪儿是在搞学问!让别人去发现新材料,由他作文章,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别人找到了也不会给他。不自己钻进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不下苦功夫做学问,想巧取豪夺,那不是搞学问,就是搞了也站不住脚。”

在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做学问的问题上,先生还向我们讲了学者成功的例子。一次,他说:“看书要看出门道来。要善于发现问题,要深入下去。邓广铭先生是搞辛弃疾起家的。当年庚子赔款有一笔钱做为学术基金。当时北大文科有一个名额,月薪为120大洋。历史系助教郑骞(比我大六七岁,该人解放前离大陆去台湾)想争取这笔钱,搞了一个研究项目:《辛弃疾年谱征引书目》交给胡适之先生。胡先生看后交给当时专修宋史的研究生邓广铭,叫他核对一下引书。邓先生不仅认真加以核对,又详细做了批注,并且更进一步列举了郑文所未列举的大量书目。所补充的书目远远超过了郑文。胡先生看过之后,很高兴,对邓先生很赏识。他当即把邓先生的文章推荐给负责处理庚子赔款的学术主任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对此事也很重视,于是便把这笔学术基金批给了邓先生。”

尊师重道

在从师先生的过程中,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先生的尊崇孔子、尊师重道之情极为强烈。他常常直言不讳地对我们说他最钦佩孔夫子,并一再说他是孔门弟子。他说他不仅有名,也有字:名即鸿逵,字乃子上。子上本是《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载孔子七十二弟子中第七十一、七十二两个重字弟子之字。先生说,他取用此字表示以能当孔门最末之弟子为荣。这反映了先生的思想与志趣。师法孔子,献身教育事业,以全部心血培养造就一批学人为己志。先生真是身体力行,全心全意地关心爱护学生。对此我有切身体会,前已述及。我投先生门下为时甚晚,而先生年事已高,但言谈话语之间我也发现,先生不仅爱生而且还尊师。两者都堪称表率。他对培养教育过他的老师怀有深情。

先生原籍为河北清苑。他曾风趣地说:“我与莺莺是同乡。”还自刻有这样一方石印。原来崔莺莺这个中国古典名著《西厢记》中冲破礼教束缚的勇敢女性的家乡博陵郡,即今定县与清苑为邻县。先生自幼于家乡,这个人杰地灵之地就学于法国牧师办的教会学校,而熟谙法文。

后考入北京中法大学文学系。系主任由北京大学刘半农(复)教授兼任。1929年毕业,留校任助教。旋即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部文学系为研究生,从刘半农先生学,专攻姜白石(姜夔)词谱,并研究法国文学。先生说,30年代初,即考上北大研究生之前,他曾应赴法留学生的考试,考得第六名。结果前五名被录取送法国留学,先生仅以一名之差落选。在心灰意冷之际,是刘半农先生鼓励先生于国内就学,因而考入北大。刘先生为北大研究部主任、研究教授(当时北大全校研究教授共20几位)。1934年,刘半农先生赴蒙古访问归来后,突患猩红热病,高烧不退。商先生立即报告胡适之先生并请其关照。在胡先生协助下,先生送刘先生入协和医院,停在医院走廊上,不幸医治无效病逝。刘先生逝世后,先生即转入北大史学部,从胡适、孟森先生治明清史。在刘先生逝世的前一年即1933年,刘先生曾与北京星云书局签订合同,撰写《赛金花传》并预领了稿费。但未及撰成而逝。先生便赓续其事,继续走访传主,搜集整理资料,代为撰写完成,并以“刘半农、商鸿逵著”的名义问世,出版发行,书名为《赛金花本事》。不久,北大校方见到了此书大为恼火:“商鸿逵不务正业,写这类文章太不像样子,应取消他的研究生资格。”先生说,多亏胡适之先生、孟心史先生代为解释。他们说,商是代其先师完成已约之稿,事先已向我们请示过,是我们应允之后他才动笔的。此事这才平息。其实这一事态远未结束,二三十年后竟成了先生的罪证。“黄色文人”、“反动文人”、“不务正业”的帽子一戴再戴,而且一戴就达20余年,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与认识,严重干扰了先生。多少年后先生仍然心有余悸。记得大约是1980年左右,一天晚上先生对我说,“下午有人持介绍信来,说夏衍《赛金花》剧本拟加修改再搬上舞台,想了解一下当年赛金花本人的情况,并与我探讨一些问题。”先生幽默而又坚定地说:“别说夏‘演’,冬演我也无可奉告,被我拒绝了。”刻在心灵上的创伤一时怎能平复!关于赛金花的事迹,我与先生曾有过下面一段对话:我问:您见过赛金花吗?先生说:“不仅见过面,也太熟了。1933年和1934年多次接触、访问。我爱人同她更熟。”我问,先生写出的《赛金花本事》,她看过吗?先生说:“看过。她不同意是不能写的。不了解她也不能写。”问:她对本书有什么意见?先生说:“没意见。书出版后给了她三百元稿费。后来她还想多要一点,因当时书局不太景气,再也没印第二版,所以没再给她钱。”问:她活了多大年纪?先生说:“66岁,是1936年去世的。”问:当年访问赛金花时所了解的事情是否都写进了《本事》这本书?先生说:“由于体裁布局的限制并未都写入。其中还有不为外界所知的内容。如赛金花曾对我说慈禧太后曾请她帮忙同外国人打交道。这个情形外人并不了解。最近《故宫博物院院刊》约我写‘清宫典故’的文章,我因时间太紧,一时不能写很多,想先写几题,其中就有《慈禧与赛金花》这一题目。我想写写这些事,公开这段史料。不过还未抽出时间,现在尚未动笔。”可惜的是,这已经成为永久的遗憾了。

先生一再谈到他的导师之一胡适之(适)先生。每逢他向我们谈及读书治学等问题时,往往一再提及胡适之先生是如何如何说的,如何如何做的。如谓“胡先生要求我们安心治学,不许分散精力、马马虎虎。”“胡适之先生读书、做学问是很认真的,他不苟且。”“文章的标题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胡适之先生说得反复思考,得多修改。有的文章标题改了十几次,这要推敲。”“胡适之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生活却很关心。甚至每个研究生的家庭情况他都了解。有一次他对我说:商鸿逵,你妻子的病得抓紧治,坐我车去医院吧。这我才清楚我爱人患病的事胡先生也知道了。我说不要紧了,谢谢先生。”言谈话语之间对胡适之先生充满了敬仰与怀念之情。

先生对其授业之师孟心史(森)先生之深情尤为感人。先生在《述孟森先生》一文中说“我从先生受学甚晚”。但先生对心史先生的感情却极为深厚,甚至可以传为佳话。

58261763484当年,先生在料理心史先生后事时的表现十分突出。心史先生是江苏武进人,逝世于1938年1月14日。当时先生在其身边,正值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七七事变”之后,形势极为严重。为心史先生归葬故乡,先生冒着危险于次年夏扶心史先生灵柩南下。不料战事发展,黄河决堤,洪水泛滥,道路不通。起运的灵柩只好返程,而暂厝于天津。但南去道路迄未开通,且天气炎热,遗体不能久停。最后先生当机立断,将灵柩运回北京于西郊万安公墓安葬。此事全部是由先生一手操办的。中国传统是极其重视后事处理的。当时在上海的孟心史先生至交刘厚生、陈叔通先生等特地发来信函,对先生之举极为感动并深表谢忱。他们说,此事理应由我们来做,无奈无法抽身北上,竟至完全由你一人承担,且办得如此妥贴周全,令我们惭愧,孟门有幸,得此良徒,令人欣慰。你尊师的深情高义我等钦佩之至。解放后,在先生遭不公正待遇、身处逆境之时,仍然不忘先师。1958年,特为修葺先师之墓,并立墓碑。碑石上所镌“孟心史先生之墓”七个大字及落款均系先生书写。先生对心史先生的事业更是忠心耿耿。

先生是孟心史先生的关门弟子。孟先生是建树卓著的明清史大家,是当时明清史学界的泰斗。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孟先生的许多著述未及出版问世或未能整理再版。先生当孟心史先生病逝后,一直把整理出版先师的著述为己志,40多年间未尝稍懈。其中不少工作是先生在遭到不公正待遇时进行的。他精心整理并组织学生认真进行这一工作,终于使孟先生遗著得以大量出版。孟先生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和发挥作用,应推功于先生的努力。先生的工作不止是对孟门的大贡献也是对学术界的大贡献。我在先生的信任与指导下与诸位学兄一起参与了这有意义的工作,效了一点微劳,至今忆起倍感荣幸。

几点补充

我在写了上面从先生受业诸端之后,仍觉将先生教诲遗漏不少,言犹未尽,谨再就先生的言行、情操摘记数条以为补充。

坚定的政治态度与爱国情操。先生教学治史有着明确的政治态度,即坚持爱国主义、坚持国家的统一、坚持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他说:“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这是我们搞中国史研究必须注意的两个实在的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有责任感。”他躬行实践。他谈北元、谈噶尔丹、谈满族崛起、谈明清对峙等诸问题,都贯穿着这一红线。我在另一篇纪念先生的小文中(《有关清朝开国史的三个题词》)已约略谈及,不再赘述。这里要说的是,先生一贯政治立场坚定、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憎爱分明。他的经历与态度是感人的。

先生说:“我年轻求学时关心国家大事,是热血青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当时爱国青年组成了总理灵榇护送队,我参加了。由医院护送孙中山先生遗体至西山碧云寺安厝。护送队负责人是陈毅同志,他当时是中法大学学生会主席、四年级学生,我是一年级。当时我们对孙先生为国尽瘁都十分激昂、崇敬。”说着,先生出示了保存了50多年的一张照片:护送队全体成员留影。先生说:“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学生为抗议段祺瑞执政府屈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力举行了爱国示威游行,我也参加了。当时中法大学队伍居后,对惨案的发生,大家都很义愤。那时是希望国家强大。可是这以后,我却未能走进革命阵营,走了一条弯路。”其实,先生从未放弃过对于真理的追求。先生虽曾于40年代后期出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宣传科长,一度走过弯路,但一旦认清形势后,便毅然与旧我分手。先生是1948年1月即北平解放前一年脱离国民党加入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他以实际行动站在人民一边,转向革命阵营,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先生说:“那时心情特别振奋,因为看到了国家的希望。”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先生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政治上遭到歧视,正常的教学、科研也难得开展,不仅由教授降为副教授,且长期被打入另册,不能向学生讲授他心爱的明清史课程,只能讲被认为是次要的课程——历史文选。而一有政治运动,先生便首当其冲,受到多方责难、批判。十年浩劫期间先生是最早被打入“牛棚”的一批人之一。但“虽九死其未悔”,先生对国家仍满怀希望,被解放后,他并不斤斤计较个人的遭遇,而是泰然处之。当时,他对毛泽东、邓小平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

先生说:“毛主席有伟大的功绩,他领导人民奋斗,中国得解放,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澄清了,这是很了不得的。除台湾外,中国得统一。他的功绩不可磨灭。这是历史性的功绩。蒋介石没统一中国,他也统一不了。1927年以后,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等都各有势力,他统一不了。国民党腐朽不堪,内部很黑暗,解放前我对此有亲身体会。现在台湾情况如何我不清楚。解放前国民党一团糟,它治不了中国。毛主席使中国统一了、民族团结了。国家的统一强大,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有自豪感。毛主席是伟大的。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搞糟了。而解放后二十多年间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是有责任的。这是他的过。可是平心而论,他还是功绩伟大。”

商先生说:“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我喊过一个口号:伟大的邓小平。邓小平伟大。他拨乱反正,使国家走上振兴,这有非凡的气魄,这是大智大勇。由于他的努力,知识分子得以解放,这了不得。人民和历史会永远记住他的。”

要做硬学问。先生说:“要做硬学问,要有科学性,经得起推敲,不要一推就倒。做学问不扎实不行。当然做学问也不要怕被推倒,倒了再起来,总结经验继续干,就不会倒了,要有这个精神准备。但学问做扎实了,推不倒不很好吗?‘我是胜利者,站得住’,应有这个勇气。”先生说:“不要怕别人讥笑,不要怕别人排挤,不要怕别人说三道四。埋下头自己认真做学问,搞出了东西,打下了基础,谁也反对不倒。”先生还说:“硬学问、硬本领是自己做出来的、不要靠拉关系,不要依靠别人,要切切实实地自己奋斗,拿出自己的本领来。”为此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介绍一些北大的知名教授,称赞他们的治学特点与杰出成就。先生提到的教授、专家不下数十名之多,像朱光潜、陈岱孙、向达、张岱年、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阴法鲁等,称颂他们是靠自己的真本事做出了真学问,是有真本领、有极高造诣,最过硬的学问大家。而张广达、田余庆、祝总斌,还有北大培养的高才生在学界有影响的宁可、马雍、杨讷、何龄修、陈高华、郭松义、李鸿彬、刘凤翥、陈智超、王曾瑜等,称赞其潜心治学根基雄厚,成为过硬专家而独树一帜。要我向他们学习。先生这种充分看到他人优长,不掩人德的气度,我无比敬佩。古语说“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先生赞许的不论是前辈专家还是当代名流,除已故者外,有几位我曾亲聆过其讲论,令人倾服,而既师且友的几位同我情谊甚笃,更对我多所指教,实在获益匪浅。但大多数却迄未谋面,无由受教,实为憾事。然心仪久之,先生教导的话语我则时时牢记,默默学习以勉励自己。

史学工作者的三个条件。商先生说:“成为史学工作者需有三个条件:一毅力。要坚持不懈地学习,坚持不懈地研究。掌握全部史料,要融会贯通,要下一番苦功夫、硬功夫。二史才。有驾驭史料的本领。对众多的史料能理出头绪来,看出问题来。能综合归纳出道理,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讲明道理。不然仅仅是个资料员。三文字才能。能把道理、想法表达出来、阐发出来。”

关于读书、治学的毅力问题,先生还说过,“要战斗,要自强不息。”“要会读书,要坐得住,一坐就是半天、一天不动!眼而观、心而维。光眼观不行,一定要心而维。要看出问题、想出问题来。”

先生还说:“写论文要简练、有力气。不要多写,不求华丽,不求词藻丰赡。关键是要有条理。当然有条理不等于枯燥。内容的深刻,不排斥鲜明、生动。”

后辈与前辈。先生对我的治学总是抱着热情鼓励的态度。他一直鼓励我要敢于发现真理,要敢于创新。对我实在是关照多、教诲深、鼓励大而希望殷。我对从师一开始时就出现的那一次学术交锋总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先生却了不为意,并一再开导我,还风趣地说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他不止一次地说:“治学要严肃认真,要坚定。没有坚定的精神不行。不要怕与导师、与亲近者意见相左。只要是经过认真研究、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结论,就要去坚持,不要轻易否定。要敢于坚持真理,坚持真理要坚定。当然也要有修正错误的气度,不可固执己见。一旦发现有错误,就要坦诚直率地修正。但绝不可不假思索地肯定和否定,不可随大流。”“不人云亦云,不二三其德,这很好。”先生的话真是语重心长。

当我学习有心得时,先生总予热情鼓励。在一次问学时,我汇报说:不少人都认为清朝开国重臣范文程是努尔哈赤攻下抚顺后主动投奔的,但细检史料疑点太多,我发现不但清朝官书、实录中没有记载,而有关范文程的大量传记文也彼此多有矛盾,很值得探讨。我说,我初步的想法是他并非主动投奔,我想就此研究一下。先生听后很高兴,鼓励我说:“你读书很仔细,这很好。心有所会,触类旁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应当这样去研究、去搞学问。我乐意看到你的成就。”先生说:“常常有人对我说,‘我读书也不算少,可就是找不到写文章的题目,想动笔却没什么可写的。’这是苦于没问题。这是读书没读进去,抓不住要领,停留在这种状态上哪能谈得上研究!书是靠自己读的,问题是在认真读书(包括调查研究)中自己发现的。能发现问题,才能进一步去分析问题、研究问题,最后解决问题。这是研究的过程。当然也可以别人出题由我来写,但做学问,问题主要还是靠自己去发现。”

1983年夏,我进京访书,再次赴北大燕东园28号先生住处趋前问学。当时我正在研究清代东北流人问题,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其中可以订正谢国桢先生《东北流人考》中的一些失误。先生又是鼓励我说:“你是读书读出滋味来了,可以写出来。”我说:还没考虑写东西。谢老刚刚辞世,我做为他的私淑弟子,曾数次前往登门请益,他都对我热诚赐教,纠正尊者的笔误真还有点犹豫。先生说:“你怎么又畏首畏尾了。你不知道当仁不让于师吗!学习老师、反驳老师,这是正常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后辈尊重前辈,这是为人的道德。但尊重不等于唯唯诺诺。后辈学者总是在前辈学者治学成就的基础上起步和发展的。也就是有人所说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意思。对前人所贡献的成就一要学习,二要创新。这两条都应做到,做到了就是对前辈的最好尊敬、最好怀念。人们不是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如果青不能胜于蓝,徒弟不能超过师傅,真理就无法进展,科学也就无所谓进步了。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些道理你都清楚,但遇事不要糊涂才好。”先生又给我上了一堂大课,这是他逝世前在北京给我上的最后一课。

这年秋,先生再蔽沈阳参加全国第二次清史学术讨论会。先生在沈的数日间我又得以朝夕趋前请益,受教良多。其间最使我难忘的是先生在为大会书写题辞时,特为我写了一个条幅:“坐稳十年冷板凳,写出一手好文章。玉兴勉之。商鸿逵,一九八三年秋于沈阳。”这是先生生前对我最后的教导、勉励与期望。先生的教导言犹在耳。十年来冷板凳我是坐稳了,甘守清贫,苦心治学。但遗憾的是文章却没有写好,依然吴下阿蒙,实有愧于师门。这里我只有向先生的在天之灵再表决心:您的教诲我永生牢记,素志不移,争取写出好的文章来奉献祖国,以不辜负您的竭诚厚爱与谆谆教诲之恩。

本文原载《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78—396页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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