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常现象：为啥美国无论多么愤怒，都不联俄制中？不能也不敢

中俄走近固然让美国承压，但即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失去的也只是全球霸权，自身的生存并不会因此受到威胁。如果美国为了对付中国而选择与俄罗斯联手，局面就不同了。

俄罗斯与欧洲会因此深度绑定，西欧逐渐脱离美国的掌控，美国失去的将不止霸权，还会承受真正伤及根本的打击。这层利害关系，美国的战略界几十年来反复推演，早已看得很透。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反常的现象：华盛顿对中国的崛起无论多么愤怒，始终没有把联俄制中当成选项。

这些年中国国力快速上升，对美国头号强国的地位构成了实实在在的挑战。照一般的逻辑推演，美国应当拉上俄罗斯一起遏制中国，可这一幕始终没有出现。

之所以说“照一般的逻辑”，是因为历史上确有先例。1970年代苏联处于鼎盛时期，美国为了制衡苏联，主动向中国靠拢，从乒乓外交到基辛格秘密访华，一步步为尼克松访华铺路。

当时美国手里握着两套方案，一套是与苏联缓和关系，另一套是缓和失败时随时转向联华制苏，两手都提前准备好了。

正因为留了后手，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他卸任后1976年以私人身份再度来华，美方都没有拿出多少实质性的东西，更多是维持接触，同时默许中国引进一些成套设备，“四三方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的。这批项目缓解了国内化肥紧缺的局面，也让普通人穿上了的确良衣服。

其中投资规模达24亿元的辽阳石油化纤总厂，有一位基建工程兵参加了工程建设，他就是后来创办华为的任正非。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美苏缓和受挫之后。1977年美国仍在试探与苏联达成谅解，苏联的强硬回应让华盛顿的耐心逐渐耗尽。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这一次美方带来了真正的诚意，中美建交谈判随即提速。同年12月16日，两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紧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改革开放方针。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美建交之后，企业之间的往来也多了起来。中国向外资和进口商品逐步开放市场，美国企业则有机会进入一个规模很大、需求不断变化的市场。

西方产品进入之后，国内原有工业品难以招架，经济模式不得不推倒重建，随后几十年里出现的国企大面积破产、长三角和珠三角崛起、农民工大规模流动、部分地区治安混乱等问题，都与这一轮重建有关。直到新的产业链搭建起来、就业重新稳定，社会秩序才逐步恢复。

中美当年的联手，改变了美苏竞争的战略环境。苏联最终解体另有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原因。

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美国度过了大约二十年几乎没有对手的时光，想敲打谁就敲打谁。

等到中国追上来，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在不少人看来，收拾这种体量的对手美国并非没有经验，于是各路智库、战略学者乃至网络上的业余评论者纷纷献策，主张赶紧联俄制中。

理由听上去也很充分：中俄两国毗邻，历史恩怨盘根错节，关系好的时候亲密无间，紧张的时候剑拔弩张，想挑起事端并不难；俄罗斯手里又攥着大量战略资源，即便现金流不足，矿产储量也足够丰厚，给些好处让它在北方牵制中国，似乎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国际关系这张大棋盘，从来不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么简单。冷战结束后，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几任总统都尝试过改善对俄关系，奥巴马政府2009年还高调推出“重启”政策，结果都没能走远。

到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全面爆发，美欧对俄实施了规模空前的制裁，金融封锁、技术封锁、能源禁运轮番上阵，美国不但没有拉拢俄罗斯，反而把乌克兰推到了对俄前线。

这种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所谓靠反俄吃饭的庞大势力，具体是哪些机构、有哪些分支、每年从政府拿多少钱、负责人是谁、如何影响国会和白宫，这些问题在公开资料里几乎找不到答案，连模糊的线索都很少。

要看清美国体制对联俄的真实态度，特朗普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早在1987年，经商的特朗普就第一次到访莫斯科，此后多次与俄罗斯商界打交道，生意上的往来不少。

2007年，他曾致信普京，祝贺其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2013年他在莫斯科举办环球小姐选美大赛，原本希望借机拜会普京，会面最终没有成行，普京给他留了一封信和一份礼物。

入主白宫后，特朗普与普京在多个场合见面，2018年赫尔辛基峰会上两人还进行了只有翻译在场的闭门会谈。据美国媒体2019年披露，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普京的部分会面的详细内容没有向美国政府相关人员充分披露。

从他的种种言行来看，与莫斯科修好、借俄罗斯之力牵制中国，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个选项。

可在华盛顿的战略圈看来，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正在触碰整个地缘战略的底线。联俄制中即便奏效，代价却是俄罗斯与欧洲重新走近，这才是美国最承受不起的结局。

联邦调查局对特朗普竞选团队及其相关人员的调查始于2016年，早于他就任总统。2023年5月，特别检察官杜伦发布报告，对联邦调查局启动和推进调查时使用的材料提出批评。

这场争议也增加了特朗普对俄接触的国内政治成本。

一次会晤究竟是为了解决具体分歧，还是意味着改变战略方向，在华盛顿很容易引发截然不同的解读。

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情况同样印证了这一点。2025年8月15日，他与普京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沟通，但会后并未达成实质协议，美国对俄的主要制裁框架依旧保留。

总统个人的意愿可以带来一时的姿态调整，却很难改变整个体制的战略方向。

更现实的问题在于，俄罗斯本身也已经很难被拉走。

2022年以来，西方的围堵把俄罗斯更紧地推向东方，中俄能源合作持续深化，“西伯利亚力量”管道早已稳定供气，途经蒙古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在2025年9月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备忘录，两国贸易中以卢布和人民币结算的比例按俄方官员的说法已超过九成。

美国此时想把俄罗斯拉到自己一边，开出的价码恐怕连对方的门槛都够不着，这就是“不能”的一面。

“不敢”的一面，要从更大的格局去看。美国的地缘战略与当年的英国颇为相似。

世界真正的重心在欧亚大陆，美国是大陆之外的一座巨型岛屿，因此它学习英国的全球战略，尽力操控整块大陆的力量格局，不让任何一股力量把大陆整合起来。

在美国的盘算里，这块大陆上可以出现东亚的中国崛起，也可以出现南亚的印度崛起，这些都不足以对美国造成致命伤害。但如果俄罗斯重新强大并与法国、德国结成同盟，那才是美国真正的灾难，也是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阻止的事情。

欧洲的资本、技术与俄罗斯的资源、军力一旦结合，美国赖以掌控大西洋两岸的同盟体系就会从根基上松动。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18年英国发生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后，美国号召盟友集体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欧洲内部步调明显不一，奥地利等国拒绝跟进，不少国家只是象征性地驱逐一两人。

即便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仍坚持推进“北溪2号”项目，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一直是美国的心病。这正是华盛顿真正害怕的地方，与其冒险联俄抗中，美国更担心的是欧俄走近的局面重现，一旦欧洲被俄罗斯的节奏带动，美国花几十年搭建起来的跨大西洋同盟就可能瓦解。

所以在俄乌冲突与中美竞争交织的背景下，美国一边把俄罗斯牢牢挡在欧洲门外，一边悄然扶持印度。苹果产业链加速向印度转移就是典型例子，印度组装的iPhone占比逐年提高，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2025年5月表示，当季在美国销售的iPhone大多数将来自印度。

如果这一进程顺利推进，印度有望建立起手机领域相对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长期以来大部分军备来自苏联和俄罗斯，与莫斯科的关系同样深厚，未来欧亚大陆的力量格局如何演变，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俄印关系的走向。

把这些线索连起来看，答案就清楚了。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再怎么愤怒，也不肯联俄制中，一方面是俄罗斯已经与中国在能源、金融、贸易上深度捆绑，这张牌美国拿不起来；另一方面是联俄的代价可能是欧洲倒向俄罗斯，跨大西洋同盟一旦松动，美国连守住自身基本盘都成问题。

中国崛起，美国失去的是第一的位置；俄欧合流，美国面对的则是战略根基的动摇。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既是美国的不能，也是它真正的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