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12日,瑞士议会做了一个决定。它要从国库里拿出钱来,雇一群历史学家,调查瑞士自己在二战期间做过的事。预算最初批了五百万瑞郎,后来追加到两千两百万。牵头的是日内瓦大学的历史学家让-弗朗索瓦·贝尔吉耶,九名成员来自瑞士、英国、美国、以色列,清一色的学术背景,没有一个是现任官员。联邦委员会给他们的授权写得很克制:查清那些“有争议且鲜为人知”的领域,尤其是政治与经济领导层“部分放弃了自己责任”的地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委托一群不受它控制的外国人和本国学者,去翻自己半个世纪前的旧账。这件事本身,比它后来查出的任何一条结论都更值得先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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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这次调查的,不是瑞士人某个清晨醒来忽然涌起的良知。1995年,世界犹太人大会就休眠账户向瑞士银行发难;1996年,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把瑞士银行的代表叫到华盛顿的听证席上;同年, Holocaust 幸存者在纽约提起了集体诉讼。瑞士的金融中心地位在最大的海外市场上遭遇了实质性的威胁。贝尔吉耶委员会是伯尔尼在那个关口做出的一个防御性动作:与其让别人来查,不如自己请人来查;与其在法庭上被一页一页地逼出真相,不如在学术的框架里主动交出真相。它的诚实,从一开始就带着一层被围堵出来的紧迫感。
但恰恰是这种紧迫感,让调查没有流于形式。1998年5月,黄金问题的中期报告出炉。数字是硬的:战争期间,德国央行运往瑞士国家银行的黄金,总值在16亿到17亿瑞郎之间;瑞士国行以自己账户名义购入的,约12亿瑞郎,折合当时约2.8亿美元。报告用了一个很轻、却很致命的短语来描述国行的态度:“business as usual”。国行的决策者早在1941年就知道,德国央行处置的黄金中,有一部分是从被占领国央行掠夺来的;他们甚至考虑过重新熔炼这些金条,以模糊其来源。警告来自盟国,但国行与瑞士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一道,坚持接收德国黄金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受害者黄金的数字也浮出来了:党卫队上尉布鲁诺·梅尔默从集中营运出的黄金中,有119.5公斤纯金经由德国央行进入了瑞士国行在伯尔尼的账户。这些数字不是猜测,是从档案里一页一页对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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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报告在一年后公布,语气更重。瑞士在战争期间接收了约五万一千名平民难民,其中两万多人是犹太人。但同时,从1940年1月到1945年5月,有两万四千人在边境被拒绝入境,其中大量是犹太人。委员会没有把这件事归咎于“当时的困难”。它明确指出,瑞士没有像自己后来宣称的那样,在1942年因为粮食短缺或军事压力而关闭边境;关闭边境的真正动力,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反犹主义”,一种在文化、社会和政治层面对犹太人的排斥态度。更冷的一句话在后面:瑞士政府、警察、司法机构和军方高层,在1942年夏天就已经知道,被拒绝入境的难民面临的是被遣送到东欧并确定死亡的命运。委员会成员、瑞士二战史专家齐格勒在报告发布时说得更直白:瑞士政府当时是“种族清洗的帮凶”。
2002年3月22日,五百多页的最终报告在伯尔尼公布。贝尔吉耶在发布会上把结论收拢为三个“严重缺失”的领域:联邦与各州的庇护政策;国家与部分私营经济对轴心国的过度迁就;以及战后的归还工作。报告的措辞没有给瑞士的中立叙事留下多少回旋余地:中立“常常被用作挡箭牌”,与纳粹法西斯的妥协“走得太远”,难民政策“不必要地”严酷,一个中立的瑞士“不仅背离了自己的标准,也违反了基本的人道原则”。与此同时,报告也做了一件平衡的事:它没有找到证据支持“瑞士与纳粹的经济关系延长了战争”这一指控。诚实的调查,连对自己有利的边界也划了出来。
然而,这份“自己出钱查自己”的诚实,有一个清晰的天花板。委员会没有强制取证权,它依赖的是自愿开放的档案;它的授权止于“查清争议领域”,而不是重写整个战时的通史;它的预算两千万出头,而此前由银行出资的沃尔克委员会花费了近八亿瑞郎。它交出的是一份历史学家的报告,不是一份判决书。它没有能力追诉任何人,没有能力没收任何资产,也没有能力强迫任何一家银行改变它的记忆方式。它能做的,是把“business as usual”和“确定死亡”这样的句子,放进一个由联邦政府自己出资、自己委托、自己接收的文本里,让此后任何试图把战时历史擦拭干净的努力,都必须先绕过这一摞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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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自己出钱查自己”这件事的最终含义,落在了一个很瑞士的位置上。它不是一次忏悔,忏悔需要一个人格化的主体,而这个国家连一个总统都没有。它更像一次危机中的自我审计:当外部的压力大到“不查就过不去”的时候,一个由七人集体领导、习惯于缓慢妥协的体制,选择了一个最符合它性格的方案——把问题外包给一群有学术信誉的人,给他们钱、给他们档案、给他们自由,然后接受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无论那东西有多难看。报告发布当天,联邦委员会表示“注意到”了结论,承认瑞士有时未能履行人道责任,但没有使用“道歉”这个词。两千两百万瑞郎买来的,是一份可以被引用、被教授、被后人拿来质问“你们当年为什么没有读”的文件。它没有关闭那段历史,它只是让那段历史从此有了一本官方出资的、无法被否认的底账。一个在列强夹缝里学会了用“不选边”来生存的国家,在面对自己的过去时,最终也选择了一种最不选边的方式:不辩解,不认罪,只是把账本摊开,让数字自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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