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正在恢复，澳学者放狠话：美国无权决定中澳关系

中澳关系正在发生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两国并没有因为战略分歧而放弃经贸合作，反而开始重新建立高层沟通、投资协调和国防交流机制。澳大利亚国内也出现了越来越明确的声音，认为对华政策不能由美国代替澳大利亚作决定。这不是简单的外交姿态变化，而是澳大利亚重新计算国家利益之后作出的现实选择。

过去几年，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经历了明显起伏。2017年以后，双方在外国投资审查、通信设备、外交安全等领域的分歧逐渐扩大。2020年，澳大利亚政府推动对新冠疫情起源开展独立调查，双边关系进一步紧张。随后，澳大利亚大麦、葡萄酒等商品出口接连遭遇贸易障碍，双方高层沟通也受到影响。

这段经历给澳大利亚经济带来的教训相当直接。一个国家即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缺少稳定的大型出口市场，企业就必须承担更高的库存、运输和销售成本。尤其是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产品不能无限期储存，失去重要市场后，寻找替代买家并不是简单更换一个贸易伙伴那么容易。

澳大利亚矿业受到的影响则更为复杂。铁矿石是澳大利亚出口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中国又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之一。双方长期形成的贸易联系，不仅涉及矿山企业，还牵涉铁路运输、港口运营、设备供应和地方就业。中澳关系出现波动，澳大利亚矿业企业就必须重新评估市场风险。

2022年5月，澳大利亚工党赢得联邦大选，阿尔巴尼斯出任总理。新政府没有退出美国主导的安全合作，也没有放弃既有外交安排，但开始调整此前过于紧张的对华沟通方式。这个变化为两国关系恢复提供了政治条件。

2023年11月，阿尔巴尼斯访华，成为2016年以来首位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双方围绕经贸、人员往来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这次访问之后，两国逐渐恢复高级别接触，过去一些难以推进的贸易问题也开始得到处理。

2024年，中澳大麦贸易恢复正常，澳大利亚葡萄酒所面临的中国反倾销措施也在当年3月取消。中国市场重新向相关澳大利亚产品开放，说明双方能够通过协商解决具体经贸争端。需要注意的是，贸易恢复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企业仍然需要面对市场竞争和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

2025年7月，阿尔巴尼斯再次访华。双方同意继续推进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全面审议，并围绕贸易、投资、气候变化和人员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这一安排比单纯恢复商品出口更有意义，因为自由贸易协定涉及关税安排、市场准入和制度规则，能够为企业提供更长期的经营预期。

进入2026年，双方的沟通已经逐渐形成多个层次。7月，中澳投资工作组在中断十年后重新举行会议；9月17日，两国国防部门在北京恢复国防协调对话；10月9日，双方又举行高级别官员会谈，讨论贸易投资、领事事务、外国干涉以及地区安全等问题。

这些会议有一个共同特点：中澳并没有刻意回避分歧，而是尝试把不同问题放进相应的沟通渠道。经济问题交由经贸机制处理，军事安全问题通过国防交流讨论，外交争议则由高级别官员进行沟通。这样做可以避免某个领域出现摩擦，就导致整个双边关系陷入停顿。

11月5日举行的第六次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更是当前关系恢复的重要节点。澳大利亚财长查默斯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共同主持会议。这也是该对话机制连续第三年举行，说明双方已经不满足于偶尔进行一次高层接触，而是希望形成稳定的政策沟通节奏。

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相当具体，包括铁矿石、成品燃料、能源安全、投资政策和大宗商品市场。双方还欢迎7月恢复举行的中澳投资工作组继续发挥作用。对于澳大利亚而言，能源安全尤其重要，因为该国虽然拥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却仍然需要考虑成品燃料供应、炼化能力和国际能源价格波动。

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中澳贸易并不是简单的中国购买资源、澳大利亚获得收入，而是两国在不同产业链环节存在相互需求。中国需要稳定的资源供应，澳大利亚需要稳定的工业品、能源产品和消费品贸易渠道。双方的经济联系已经深入到企业投资和基础设施运行层面，很难通过简单的政治表态切断。

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重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就是替代市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寻找。澳大利亚可以增加对印度、东南亚、日本和欧洲的出口，但这些市场的消费规模、产业需求、运输距离和商品价格各不相同。特别是铁矿石这样的大宗商品，买家不仅需要有足够的钢铁生产能力，还要有稳定的长期采购需求。

不过，中国也并不是只能被动接受澳大利亚的资源供应。中国一直在推进铁矿石供应渠道多元化，增加海外矿产资源布局，并完善国内铁矿石资源开发和废钢利用体系。2025年以来，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在铁矿石采购协调方面的作用受到更多关注。这意味着澳大利亚虽然仍然拥有重要的资源优势，却不能认为中国市场会永远按照过去的采购模式运行。

2026年10月底出现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这种变化。澳大利亚矿业企业福特斯克与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在部分铁矿石采购问题上出现分歧。澳大利亚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11月5日发布的周报指出，福特斯克警告，如果相关争议到年底仍未解决，可能被迫削减皮尔巴拉地区的生产。该企业一个季度的销售量比发货量少了390万吨，10月份还预计增加400万至500万吨库存。

这件事值得深入分析。它说明中澳贸易关系恢复，不等于澳大利亚企业在中国市场拥有不受竞争影响的特殊地位。中国采购方也会根据产品质量、价格、供应稳定性和谈判条件作出选择。澳大利亚企业如果希望继续保持市场份额，就需要适应中国市场采购体系的变化，而不是把过去的合作规模当成未来的保证。

对澳大利亚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现实压力。过去，铁矿石需求旺盛，澳大利亚矿业企业能够从中国钢铁工业发展中获得大量收益。现在，中国经济结构正在调整，房地产行业和传统钢铁需求的变化，也会影响铁矿石市场。澳大利亚必须考虑如何减少对单一商品出口模式的依赖。

中国方面同样需要考虑供应安全。铁矿石涉及钢铁、机械、造船、基础设施和装备制造等多个行业，供应稳定关系到工业体系运行。推动资源来源多元化，是正常的经济安全安排，并不意味着要人为中断与澳大利亚的贸易。真正成熟的合作，应该建立在市场竞争和互利基础上，而不是依赖某一方的单方面让步。

除了铁矿石，天然气和成品燃料也成为中澳经济对话的重点。澳大利亚拥有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能力，中国则是全球主要能源消费市场之一。澳大利亚自身的成品燃料供应也受到国际运输、炼化能力和全球能源价格影响。双方讨论能源安全，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传统商品买卖的范围。

农业出口则关系到澳大利亚更多中小企业。葡萄酒、大麦、牛肉和乳制品等商品，背后是农场、加工厂、冷链运输和地方销售网络。中国市场能够提供较大的消费容量，但澳大利亚也必须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市场开放只是第一步，产品能否保持竞争力，还要看价格、品质和供应能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澳大利亚政府愿意继续推动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全面审议。2015年生效的中澳自贸协定，已经为双方贸易提供了重要制度基础。随着两国经济结构变化，原有规则需要适应新的贸易形势，包括数字贸易、服务业、投资便利化和绿色产业合作。假如双方能够在这些领域形成新的共识，未来合作就不必只依靠铁矿石和天然气。

值得关注的还有澳大利亚社会态度的变化。洛伊研究所2026年6月公布的年度民调显示，61%的受访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更应被视为经济伙伴，而不是安全威胁，比2025年提高11个百分点。这个变化说明，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认识正在发生调整，经济合作的现实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社会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华疑虑。安全问题、地区军事竞争以及部分政治人物的对华强硬言论依然存在。但从社会利益来看，普通消费者、农产品出口商、矿业从业者和高校都需要稳定的对华交往环境。把所有中澳关系都放进安全竞争的框架中，显然无法满足澳大利亚社会的多样化需求。

更有说服力的一组数据来自2025年澳大利亚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与相关机构的联合民调。调查显示，77%的受访者支持澳大利亚独立制定对华政策，即使有关决定与美国偏好不同，也应该根据澳大利亚自身利益作出选择。认为美国可能迫使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的比例，已经从2021年的39%升至2025年的57%。

这才是澳大利亚学界强调外交自主权的社会基础。澳大利亚民众并不是要求政府放弃美国盟友关系，而是不希望国家政策被其他国家牵着走。一个国家可以与美国保持军事合作，也可以与中国开展经贸往来，两者并没有必然冲突。真正需要避免的是把盟友关系变成外交政策的唯一标准。

美国的压力确实存在。近年来，美国持续推动印太地区安全合作，并通过AUKUS加强与澳大利亚、英国之间的军事技术联系。澳大利亚参与核潜艇合作，意味着其国防体系未来将与美国和英国保持更深的技术联系。这种合作有长期战略安排，也会影响澳大利亚未来的国防预算、装备采购和军事部署。

从军事角度看，AUKUS并不是一项普通的装备采购计划。核潜艇涉及核动力技术、人员培训、维护体系、基地设施和长期供应保障。澳大利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才能逐步建立相应能力。澳大利亚还必须面对如何保持国防自主性的问题。如果关键装备和技术高度依赖盟友，未来的军事决策空间也可能受到影响。

美国要求澳大利亚加强安全合作，可以理解为盟友之间的战略协调。但澳大利亚也必须认真评估自身是否承担得起相关成本。军事合作需要服务于本国安全，不能因为美国的战略安排，就把自身经济发展和地区外交空间全部压缩。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政治变化也会给澳大利亚带来不确定性。2026年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出现国会控制权变化。澳大利亚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11月5日的周报指出，民主党赢得参众两院控制权，可能增加国会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和国防预算的审查力度。特朗普政府在关税和外交领域仍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力，但其对外政策也将面临更多国内政治约束。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不能把自己的长期战略完全寄托在美国某一届政府的承诺上。美国政府更替可能改变关税政策、贸易安排和地区战略重点，澳大利亚却必须长期面对亚太地缘环境。地理位置不会改变，主要贸易伙伴不会轻易更换，国内产业也不能跟着华盛顿的政策节奏反复调整。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最理性的选择应该是保持多层次外交关系。与美国维持安全合作，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与东南亚国家扩大地区合作，同时积极参与多边机制。这样的外交方式并不是左右摇摆，而是一个中等国家根据自身实力和地理条件作出的战略安排。

澳大利亚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不只是停留在贸易层面。2026年8月9日，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刊登前驻华大使格雷厄姆弗莱彻的长篇分析。他认为，中澳关系已经走出此前的严重低谷，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更加务实的新常态，但这种稳定仍然脆弱，特别容易受到中美竞争加剧的冲击。

这番分析值得注意，因为弗莱彻并没有把中澳关系的恢复理解为战略立场已经趋同。他看到的是另一种现实：澳大利亚需要中国带来的经济机会，同时又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安全联系。这两种需求长期并存，决定了澳大利亚必须拥有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

这实际上触及了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如果澳大利亚连正常研究中国、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能力都受到过多限制，又如何制定准确的对华政策？一个国家要维护自身利益，首先需要了解合作对象，也需要准确判断外部环境。缺少这种能力，政策就容易受到片面信息和外部舆论影响。

因此，标题中澳学者关于美国无权决定中澳关系的观点，值得放到澳大利亚国家自主性这个更大的背景下理解。它不是要求澳大利亚与美国决裂，而是要求澳大利亚保留独立判断的权利。即便与美国有长期同盟关系，也不能把对华政策的决定权交给华盛顿。

接下来，11月18日至19日将在深圳举行的APEC领导人会议，将成为中澳关系的重要观察节点。香港《南华早报》10月30日报道，阿尔巴尼斯预计参加深圳会议后前往北京访问，但截至11月9日，不能把这一行程报道写成已经得到双方正式确认的访问成果。

如果相关访问按预期推进，双方就有机会在11月5日战略经济对话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贸易、投资和地区合作问题。特别是中澳投资工作组恢复运作后，双方能否在投资规则、市场准入和企业待遇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将比单纯的外交表态更值得关注。

中澳关系接下来还要面对三个现实考验：第一，澳大利亚能否避免把正常经贸活动过度安全化；第二，中国市场与澳大利亚企业之间能否建立更加稳定、透明的商业规则；第三，澳大利亚能否在参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同时，避免让中美战略竞争损害自身经济利益。

对中国而言，中澳关系的恢复当然是积极变化，但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中国市场有自己的规则，中国企业也有自己的合法权益。澳大利亚希望中国保持市场开放，就应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稳定、可预期的经营环境，而不是一边要求扩大合作，一边在正常商业活动中设置不合理障碍。

对澳大利亚而言，中国不是可以随时替换的普通贸易伙伴，美国也不是可以替它承担所有经济成本的保护伞。一个拥有丰富资源、发达农业和重要地理位置的国家，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外交选择局限在单一方向。

中澳关系正在恢复，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澳大利亚会不会因为中国而疏远美国，而是它能否形成一套更加成熟的对华政策。美国可以表达意见，也可以维护自身利益，但无权替澳大利亚决定与中国如何交往。对于中国来说，愿意合作的大门始终敞开，前提是双方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以实际行动维护互利共赢。只有摆脱外部战略竞争的过度干扰，中澳关系才能走得更加稳健，也才能为亚太地区带来更多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