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内需如何长短结合？CF40报告：澄清7个认知困境

2026年渐近尾声，如何扩大内需仍受关注。从三季度经济数据来看，总体保持供给强、出口强、内需偏弱局面，前期政策效果仍有待释放。

“需求不足的本质是市场失灵，是陷入了支出、收入与信贷之间自我放大的负向循环。”日前，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第三季度宏观政策报告发布会上，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张斌表示，个体缩减开支的理性选择可能加剧整体困境，扩大内需的切入点是纠正市场失灵，以及时、足量的逆周期政策打破负向循环。

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则从长短结合的政策效应角度建议，补消费短板需着手于“投资于人”，其中重点关注收入分配和户籍制度改革。

打破7个认知困境

今年三季度，我国宏观经济实际增速有所放缓，名义增速加快。从结构特点来看，三季度出口在全球AI产业链景气的带动下保持强劲增长。同期，工业生产保持相对平稳；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放缓；随着以旧换新刺激退坡，消费增长仍显乏力，房地产市场延续收缩。

CF40报告提出，为确保顺利实现全年增长目标，宏观政策还需要明显加码。报告提出几方面建议。第一，用好用足追加的5500亿元地方债额度，资金投向可聚焦于“六张网”建设，其中算力网和地下管网可以是短期内的主要发力方向。第二，货币政策通过明确表态提升市场通胀预期、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发挥撬动自发性内需增长的作用。第三，适度扩大专项债资金使用范围，改建投资争取全面纳入，维护性支出考虑部分纳入。第四，稳定房地产市场，平稳推进新政过渡，加快存量出清与企业现金流修复。

张斌表示，三季度经济增长减速背后，一方面是因为广义财政支出负增长，远低于私人部门支出增速；另一方面，企业和居民收入（盈利）增速放缓，且当前利率和价格预期组合下，居民购房和企业投资“算不过来账”。他认为，扩大内需政策见效的关键是“准、快、强、破”，当前有多个认知困境亟需澄清。

所谓“准”，即不求解决各种结构性深层次矛盾，重在打破负向传递链条，纠正市场失灵；“快”则是越早动手越好，瞄准快变量（如投资、信贷）以达事半功倍的效果；“强”是指政策力度要足够扭转市场自发的下行力量，实际利率不高于自然利率，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破”是不求面面俱到，集中力量优先破局需求不足局面。

报告指出，当前扩大内需亟待澄清七个认知困境：一是逆周期政策效果不明显；二是扩内需应瞄准消费而非投资；三是居民有钱不敢花；四是债务率太高不能举债；五是政府债务太多且投资收益下降；六是降低利率对扩大内需作用不显著且有副作用；七是必须靠深层次改革才能真正扩大内需。

其中，一个常被讨论的问题是：近年来相关部门已推出较多增量财政及货币政策，为何依然没有走出需求不足局面？张斌表示，逆周期政策需要达到一定的阈值才能发挥作用，需重点关注广义财政支出与实际利率的变化。

第二个问题也一直存在争议。张斌指出，投资是快变量，先有投资扩张后有消费增长，二者相互成就，传导次序是：公共投资➔总支出/总收入➔消费/市场自发投资➔总支出/总收入。他强调，单独依靠家庭消费增长远不足以弥补当前的GDP缺口，扩大消费一方面要通过再分配手段帮助中低收入群体提高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市场手段，即逆周期政策恢复市场功能，从而改善居民就业和收入。

他进一步表示，我国居民的银行存款规模虽大，但国际对比显示，我国人均家庭金融资产并不高。近年来，居民消费放缓主要是名义 GDP 和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所致。

促消费政策需长短结合

对于报告中提到的第七点争议，张斌从“与时间赛跑”的角度分析说，帮助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福利与保障改革，在长期固然有助于扩大内需，但不能作为短期周期性调节需求的主导政策。

事实上，我国消费率偏低、需要补消费短板这类话题由来已久。蔡昉从“三驾马车”的维度表示，当前我国经济驱动因素中最薄弱的环节仍是居民消费，且这属于结构性现象，是长期问题。他强调，过去十多年中，无论纵向还是横向对比，我国的消费率都有改善，但接下来这个“推动器”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越是长期的（问题）就越应该早一点着手解决，而且相较于周期现象，长期结构性问题的政策工具箱更多元，也更需要打通和协调。”他表示，从补消费短板出发，着眼长期平衡目标、打通政策工具箱，可以达到更可持续的增长和民生效果。

关于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他重点提到了几点，包括城镇化率、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

“城镇人口越来越成为消费的主力军，现在我国城镇化已经接近68%，但近些年来，城镇消费总额是农村居民消费总额的4倍，当然这其中有城乡收入水平差异、生活方式不同等因素影响，但更根本的是，我们应该从中看到，城镇消费是决定我们消费（在宏观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关键。”他认为，我国城镇人口还在迅速增长并将至少持续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居民消费升级换代前沿在城镇，堵点、短板以及潜力也在城镇。

“重点放在城市，并不是轻视农村，而是城市应该放在主导的位置。”他列举数据指出，当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情况都有相对不足，这导致近年来城市和农村消费支出增速存在差距。

而值得关注的是，包括就业在内，当下一些结构性矛盾还会因为AI渗透而增强，从而可能加剧消费不足。

为此，蔡昉从几个方面提出建议。首先，“投资于人”应纳入提高消费率的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他结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经验表示，对我国来说，改善收入分配的终极手段是靠再分配，但在初次分配领域仍有空间；再分配的主要手段是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

其次，据其推算，未来我国生产率提升速度可以跑赢赡养比，所以养老金制度是分享AI生产率红利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要坚持第一支柱主导地位和现收现付性质，另一方面则要推动居民养老保险向职工养老保险趋同，这可以使5.29亿参保人、1.88亿领取人（均涉及很大规模城镇居民）显著缓解后顾之忧，增加城乡居民转移性纯收入。

最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比较显著地增加消费。蔡昉强调，户籍制度改革涉及的不仅仅是1亿多进城务工却无法在工作地安家的农民工，还包括复转军人、大学毕业生，以及很多流动人口，这部分人是提升消费的重要贡献者。而调查显示，“人户分离”不利于提高就业质量，会从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显著抑制消费能力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