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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院一纸判令,把黄有龙这笔7.32亿港元的债务敲定,叠加多年前澳洲赌场六天输掉2.83亿的旧闻,再加上他长期定居法国、庭审席位空悬的现状,再次勾起大众的讨论。
一纸担保,从四亿多本金滚到如今的巨额欠款,赌债本金虽已结清,纠葛却没有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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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追债本就阻碍重重,当债务人远居海外,判决要如何落地生效?那些曾经风光的商业布局,又是怎样一步步滑入债务泥潭?
黄有龙本人签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押上的资产当时估值合计超过10亿港元,包括上市和非上市股权、可换股债券以及一艘游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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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的想法,这套结构在纸面上是有保护层的,有抵押、有个人兜底,债权人该铺的防线基本都铺了。
变化出在到期之后,票据原定一年到期,后来三次展期,最终到期日推到2021年4月23日,钱没有回来。
2020年3月,债权从华融旗下原平台转到同属华融系的智择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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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物进入处置程序,质押股份和可换股债券变现后只收回约9251万港元,相对4.5亿本金连零头都算不上。
本金悬着,利息、罚息和复利一层层往上叠,九年之后滚成7.317亿港元,其中约3.716亿港元还要按判决利率继续计息。
黄有龙上诉时提出,当年债权人曾口头答应,个人担保只是走形式,追索应先走完抵押物处置,不足部分才轮到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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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4日,上诉被驳回,原判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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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值得琢磨的是那种把签字当成过场的心态,在关系网络里或许行得通,进入合同和法庭语境,口头和书面之间隔着一整套证据规则。
但赢了判决不等于赢了钱,智择创投拿到的是香港判令,黄有龙长期定居法国,名下已无存续企业,早年起家的深圳市东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早已不在他名下,目前仅关联的深圳市环日投资有限公司也已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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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判决在内地执行需要另行申请认可,在法国执行则面临另一套程序,而香港与法国之间并没有类似内地与香港的判决互认安排。
债权人可以申请资产调查,可以处置已知抵押物,但一个长期不在境内、名下没有活跃实体、资产分布不透明的人,会让每道程序都走得格外漫长。
从我自身来讲,跨境追债最致命的就是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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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写明付清日期,债务人在此之前让资产进入另一个司法辖区,或者以合法但不可执行的形态存在,判令的威慑力就会被稀释。
依我看,这不是黄有龙一个人的难题,而是跨境债务结构性的难处。
只是放在他身上,这种难处被放大了,因为他的财务轨迹从一开始就不是围绕一个固定、可追踪的经营实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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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的纸面逻辑讲完了,另一本账在赌桌上。
2015年2月黄有龙飞到澳大利亚珀斯,目的地是皇冠赌场,而他进场的路径比普通人绕。
皇冠赌场风控当时拒绝直接向他发放大额信贷,理由很直白,他在多家赌场已有存量赌债,赌场不愿再承担风险,于是中间通道被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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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一凤当时在皇冠赌场担任市场营销副总裁,负责贵宾业务和博彩信贷安排,她引入太阳城博彩推广有限公司,实控人即后来被称为“亚洲新赌王”的周焯华。
蔡一凤的母亲和表哥作为担保方向太阳城负责,太阳城从皇冠拿到筹码,再转交黄有龙。
2015年2月25日,第一笔4000万澳元筹码入场,两天归零;追加的2000万澳元推上牌桌,几天后同样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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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下来,6000万澳元全部输光,按当时汇率折合约2.83亿元人民币。
这笔本金后来在2016年到2019年间通过支票、转账和房产抵债等方式陆续还清,太阳城在2019年9月签署解除契约,确认博彩信贷债务已清偿。
本金这关过了,利息那关没有跟着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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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一凤后来以个人名义起诉,主张黄有龙还款超过约定期限,按她所说的口头协议应支付年化24%的逾期利息。
香港高等法院认定,涉案博彩信贷合同关系发生在太阳城与黄有龙之间,蔡一凤的角色是业务中介,不是合同债权人,无权以个人名义单独主张这笔利息。
全部诉讼请求被驳回,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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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一凤方面表示上诉,后来排期上诉并聘请处理过周星驰相关诉讼的大律师团队,但她本人对上诉前景的信心并不算高。
个人觉得,这场赌债官司的结果比很多人预想的更有意思。
经手安排筹码的人在赌局结束多年后追索利息,法院用合同相对性把她挡在门外,逻辑是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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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和前面7.32亿的债务放在一起,会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对称。
赌桌上六天输掉的本金,四年之内还上了;写字楼里签下的一纸担保,九年之后还挂在半空中。
赌债偿还需要现金和资产,他拿得出来;担保债务偿还需要一个可被追索的资产池,而这个池子在判决到达之前已经所剩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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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赌桌考验短时间内的决断,担保考验漫长时间里的责任感,六天输掉两亿八是冲动,九年还不上一笔有抵押的债更像一种选择,选择让追索变得尽可能困难。
这两件事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却共享同一种处理后果的方式。
事情发生那一刻,总有一个“以后再说”的默认选项,而那个以后,最终落在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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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4日庭审,被告席从头到尾空着,律师转述黄有龙长期定居法国,身体不好,不适合长途飞行。
此前他曾以心脏不适申请视频出庭,因未能提供具备法律效力的医疗证明,申请没有被接受。
香港民事诉讼允许当事人全程由律师代理,缺席不影响判决作出,但缺席和缺席之间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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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选择不回来,如果回来面对的不仅是法庭,还有围绕名下的处置程序和追索动作,缺席就不再只是程序选择,而带有资产保全的意味。
黄有龙公开可查的存续企业已经清零,东润达、环日投资都不再是他可调动的实体。
他曾持有的顺龙控股67.5%股权在2017年全部质押,2020年质押权益转入中国华融名下,2024年1月华融旗下公司委任接管人,拿走55.01%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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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最值钱的筹码,在法律意义上早已不属于他。
公开可查的追债记录也不止华融这一笔,2021年两笔合计1.5亿港元贷款违约,本息滚到近3亿;2023年荃湾豪宅欠租超过280万港元被业主告上法庭。
把这些线索拢在一起,公开可查债务总额已经越过10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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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恕我直言,名字一旦在公众记忆里绑在一起过,想靠一纸声明彻底摘干净,从来不是法律上有效就等于现实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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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黄有龙追债新闻出来,“小燕子前夫”仍会被摆在显眼位置,这是舆论惯性的代价,和法律上的责任归属是两码事。
赵薇自己的财务面也谈不上轻松,2026年10月她在新加坡公开露面时提到已退出酒庄经营,外界关于她商业上的传闻绝大多数是谣言。
但公开司法记录显示,她名下芜湖东润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900万元股权在2026年3月被冻结,期限到202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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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人躲在法国,这笔债也不会凭空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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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赢了不代表钱马上能拿到,跨国讨债难度不小,舆论早晚安静,但欠下的账,迟早都要有个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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