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浙江乐清白石镇,南仰周家迎来一个男婴。孩子还没有出生,家中便已经和佛门结下了一段缘分。南仰周多年无子,曾到寺院祈求,并许下十年不食荤腥的愿望。后来妻子果然怀孕,孩子出生后,南仰周从《史记·屈原列传》中取“怀瑾握瑜”之意,为他取名南怀瑾。
这个名字,后来与佛学、儒学和传统文化紧紧连在一起。可在少年时代,南怀瑾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读书人。
他读书很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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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学校里的功课,他未必用心,家中经商的铺子也留不住他。只要有机会,便钻进书房翻阅古籍,儒家的经书、道家的典籍、佛教的论著,都能引起他的兴趣。父亲一度以为儿子不擅长读书,哪里想到,他只是对普通课本没有兴趣。
十几岁时,南怀瑾离开家乡求学。他学过武术,也接触过旧式教育和新式知识,更曾到寺院研读佛典。那时佛教典籍并不容易获得,尤其是卷帙浩繁的《大藏经》,普通人很难完整阅读。为了深入学习,他曾在寺院中用相当长的时间研习佛经。
有人问他:“读这些经书,究竟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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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的回答大意是,读书不只是为了谋生,还要弄清楚人为什么活着。
这句话,颇能说明他的求学方向。他并不满足于记住几个名词,也不把佛学当成逃避现实的工具,而是试图从佛、道、儒三家的思想中,寻找做人、处世和治学的根本。
南怀瑾后来接触过军政、教育和武术等不同领域,人生经历并不局限在书斋之内。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西南地区从事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工作,也接触过军事训练。那些经历使他明白,传统学问若只停留在纸面上,很容易变成空谈;一个人若没有实际阅历,对经典的理解也难免单薄。
1949年,南怀瑾前往台湾。那一年他三十一岁,正处在壮年,却不得不面对家庭分离、生活困顿和前途未明等问题。到了台湾后,他一度做过船运生意,后来因局势变化,经营所得受到影响,生活重新陷入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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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屋、幼子、拮据的日子,都曾真实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也正是在这种处境中,佛学不再只是书本上的义理,而成为他观察苦难、安顿内心的一种方法。
南怀瑾没有把自己关进寺院。他讲佛经,也讲《论语》;谈禅宗,也谈历史;解释古代思想,还常常联系现实人生。这样的讲法,在当时颇为少见。传统文化经历冲击之后,许多人对旧学抱有距离感,而南怀瑾试图把古籍讲得明白、讲得通俗,让普通读者也能听懂其中的道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他的著作和讲学逐渐受到关注。《楞严大义今释》《论语别裁》等作品传播开来,南怀瑾也由此成为华人文化圈中颇有影响力的学者。有人赞赏他的表达深入浅出,也有人认为他的讲解带有鲜明个人风格。无论评价如何,他确实让不少读者重新接触了儒、释、道经典。
有意思的是,南怀瑾一生谈佛,却很少把自己塑造成远离尘世的高人。他关心教育,也关心社会建设。晚年参与推动金温铁路建设,曾为筹资和项目推进奔走。铁路最终建成通车,改善了浙南地区的交通条件。这件事说明,他所理解的传统文化,并非只用于清谈,也可以落实到具体事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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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晚年仍然讲学、写作,谈到最多的,往往是做人要减少自我执着,读书要回到生命本身。他不主张把经典当成装饰,更不赞成借几句佛语显示高深。对他而言,学问越深,越应该能够落到日常行为里。
2012年9月29日,南怀瑾在苏州太湖大学堂去世,享年九十五岁。临终前,身边弟子希望他留下几句交代。据一些在场者回忆,他最后写下的两个字是“平凡”。
这两个字并不玄妙,却与他一生的求学道路相互照应。出生时因父亲祈愿而与佛门结缘,少年时遍访学问,成年后经历漂泊和困顿,晚年又以讲学和著述传播传统文化。走过许多路,读过许多书,最终留下的,却不是一句惊人的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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