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2年春，赣南前线，周恩来面对一场久攻不下的战事，重新审视毛泽东此前提出的判断。赣州城墙依旧坚固，红军却已陷入被动。对周恩来而言，这不只是一次战役受挫，更是一个问题：面对强敌，究竟该凭热情冒进，还是先看清敌我力量？
毛泽东的判断，来自战场的实际。他认为赣州设防坚固，红军缺少攻坚装备，不宜贸然硬攻。这个意见当时并未占上风，攻城持续三十三天，部队伤亡和消耗不断增加，形势也愈发危险。事实摆在眼前，最初的分歧便有了分量。
毛泽东后来赶到前线，参与处置危局。解围之后，红军转向福建漳州，行动取得战果。周恩来并非没有自己的判断，也不是听到某个人的话便轻易改弦更张。赣州这一仗让他看到，毛泽东能够从兵力、地形、装备和行动空间几个方面一起衡量，不被一时的声势牵着走。
这份本事，早在更早的挫折中就已显露。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攻打长沙受挫，队伍遭到损失。面对这种局面，他没有继续把攻取中心城市当成唯一目标，而是主张向敌人力量较弱的山区转移，在湘赣边界保存力量、开展斗争。后来，部队上了井冈山。
这并非事后看来才显得高明。当时不少人认为，离开城市就是退却，毛泽东却把问题放在革命力量能否生存和发展上。要紧的不是眼前占下一座城，而是留下继续斗争的队伍。这个判断，带着浓厚的现实感。
红四军内部也曾因建军方向发生争论。1929年，毛泽东一度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前往闽西做地方工作。部队在发展中暴露出思想和组织上的问题，周恩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路，并支持陈毅请他回到部队。随后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了重要决议，明确了红军建设的原则。
周恩来看到的，不只是毛泽东能打仗，也包括他能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整理成明确的主张。战场上的取舍，和队伍的思想建设，在毛泽东那里并不是两件分开的事。部队要有纪律，也要知道为何而战；要能打胜仗，也要能在力量弱小时保存和发展。
赣州之后，围绕红军行动方针的争论并未消失。毛泽东主张根据敌我情况灵活作战，反对在缺少条件时硬攻大城市；一些人则更倾向于集中力量攻取中心城市。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解除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逐步离开军事指挥中心。
周恩来并非始终与毛泽东意见一致。正因为有过不同判断，他更能看出两种主张的差别：一种容易从理论和愿望出发，另一种则反复核对战场条件。毛泽东谈的不是胆量大小，而是这支队伍能不能承担某种打法的代价。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在阵地战中损失加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同年12月，湘江战役造成重大伤亡。接连的挫折，使党和红军领导层不得不重新检视指挥方针。毛泽东没有立即以争论压倒他人，而是同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交流，分析失利原因和下一步走法。
这种做法，也能说明周恩来为何愿意支持他。毛泽东有鲜明立场，却不是只为维护个人意见；他善于把复杂局势拆开来看，也愿意等待事实和同志们的认识逐渐汇合。对于周恩来这样的领导者，判断是否经得住战场检验，比一时谁占上风更重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此前军事指挥中的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作战实践中形成的原则。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的支持并非简单让位，而是在重大关头承认经验与事实的分量。
毛泽东身上那项让周恩来信服的特质，说到底，是从实际出发、看透局势本质的能力。它既体现在赣州城下对攻守条件的判断，也体现在一次次失利后仍能寻找可行道路。对一支处于弱势的队伍来说，能够辨明何时进、何时退，往往比一味求战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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