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鞭折钓鱼城”考辨

重庆中古历史上，发生于十三世纪中期的宋蒙（元）钓鱼城之战，无疑占据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其间1259年7月，蒙古大汗蒙哥亲临城下督战，“为炮风所中，因成疾”，未久死于军中一事，尤其备受后人关注。在1981年召开的钓鱼城学术研讨会上，有与会者将其称为“上帝鞭折钓鱼城”，认为其影响不仅限于宋蒙（元）之间，而是广及亚洲、欧洲、非洲，改变了当时世界格局。之后传得沸沸扬扬，名人题句，作家著书，媒体造势，企业附骥，仿佛当年钓鱼城那一炮果真“折断了上帝的雷霆之鞭”，“使得西亚、北非、欧洲的蒙古大军溃败，扭转了欧亚的险恶局势，极大地鼓舞了欧亚各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斗志，改写了欧亚人民一度被蹂躏的历史”。尽管此说一直未被全国学术界所采纳，却在重庆广为传播，致使不少人都信以为真，不知其假，因而需要加以廓清。

诚然，最早提出“上帝鞭折钓鱼城”说法的人，是有一点立说引子的。引子就在于，蒙古铁骑第二次西征欧洲末期，1241年4月，罗马教皇格列高利（或译格里高利、格烈果尔）九世曾经在一封信里，对于蒙军侵入欧洲用过“上帝之鞭”的比喻。然而，打从一开始，援引比喻的人就没有作过探究，教皇所喻究竟何所指，蒙哥其人与教皇所喻究竟有没有喻指的关系。言之者凿凿，听之者藐藐，连这个前提都未理清楚，就忙于描述重大影响了。实则二十多年来，也少有人认真考索，蒙哥之死对当时欧洲格局究竟有无影响，对当时西亚格局究竟有多大影响，通常都只图说得痛快了事。如此这般，非理性想象支撑夸大其词，“上帝鞭折钓鱼城”之说竟在重庆以假乱真。单是文艺创作犹可说也，历史研究、文化定位也大胆虚夸，实在令人不知其可。

为了梳理出历史真相，有必要简略回顾蒙古铁骑的第一次西征，及其后续相关事件。第一次西征始于1219年，起因在于花刺子模杀害了蒙古商人，成吉思汗极为震怒，即便亲率蒙军主力大举进攻花刺子模。灭掉花剌子模后，蒙军乘势越过高加索山，进入了顿河流域。1223年5月，在卡尔卡河畔，蒙军击溃了突厥族的波洛伏齐人与罗斯王公们组成的联军，突进到第聂伯河和克里米亚半岛。正当其时，西夏趁蒙古国内空虚，大肆侵扰的讯息传来，成吉思汗断然决定班师东还，以进击西夏，第一次西征因之而结束。

1227年8月，成吉思汗在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时因病去世，“一代天骄”告别人间。但他生前已建立了空前庞大的蒙古帝国，定都于喀喇和林，并将领土分封给四个儿子。“长子术赤（死后由其长子拔都受领）领有东自额尔齐斯河，西至咸海里海以北的广阔领土；次子察合台领有中央亚细亚一带、阿姆河以东的领土；三子窝阔台领有蒙古西部至新疆北部一带的土地；四子拖雷领有蒙古本部及中国北部”。这一次分封，划定了他的四个儿子及其谱系的势力范围，奠定了后来一大帝国、四大汗国的基本框架，也决定了每一谱系扩张领土的用兵方向，意义重大而深远。

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时期（1229—1241），于1235年决定第二次西征欧洲。当时的俄罗斯尚无统一国家，分散为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公国，最大的公国为基辅罗斯，因此，基辅罗斯成为主要征略目标。西征蒙军共15万人，由术赤长子拔都担任统帅，窝阔台长子贵由、拖雷长子蒙哥也都随军出征。1238年1月，蒙军攻占莫斯科，将全城及附近的村庄尽行焚毁。“1239年春，进取打耳班附近诸地……贵由、蒙哥二王奉帝命东还，于是年秋东行”。1240年秋，拔都亲率军队围攻基辅，11月19日（一说12月6日）城陷，又施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掳掠。至此，罗斯全境几乎都被蒙军掠定。

1241年春，蒙军分两路西进，一路由勃栾台率领进攻波兰，一路由拔都率领进攻匈牙利，攻陷了佩斯等城。匈牙利国王别刺边求救，边逃跑，被一部蒙军直追赶到亚得里亚海边；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喻称的“上帝之鞭”，就是彼时彼际出笼的。当年6月，蒙军主力又攻入捷克境内，遇到了捷军顽强抵抗。捷军在奥洛摩茨城外突袭蒙军，蒙军遭逢败绩，消减了继续西进之势。12月11日窝阔台死，其死讯于1242年2月传到拔都军中，拔都遂决定终止西进，回师东归。从东欧回到伏尔加河下游，拔都建立了钦察汗国（金帐汗国），首都设在莱萨（意为王宫）。钦察汗国占有罗斯大部分领土，比当初成吉思汗给术赤的封地范围更大，其国祚延续到1480年，也比后来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存续时间还要长。

在这条历史链上，有三个环节须当充分注意。

其一就是“上帝之鞭”。1241年4月，拔都亲率蒙军主力进攻匈牙利，势如迅雷，很快攻占了佩斯。据十八世纪瑞典历史学家多桑所著的《多桑蒙古史》记载，“匈牙利王别刺虽求救于欧洲之君王，然无以兵至者”。其深层背景在于，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权与世俗皇权长期不睦，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从1198年开始便竭力鼓吹“教皇权力至上”，“皇权来自教权”，教皇是“真正的上帝的代理人”，为此与德国皇帝、英国国王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德皇腓特烈（或译菲烈德里、弗利德里希）二世（1212—1250年在位）本是教皇加冕称帝的，但他从1220年起，力行中央集权，削弱贵族和教会势力，成为世俗皇权挑战罗马教权的领头人物，深为继后两任教皇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年在位）和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所刻骨嫉恨。别刺的使者瓦陈主教赶到意大利，向当时正在意大利的腓特烈二世求救，腓特烈二世只是敷衍了事，拒派援兵。

瓦陈主教又“至罗马，呈其主之求援书于教皇。然教皇之答复亦类菲烈德里二世之答复，毫无要领。首先对于基督教徒之受鞑靼之害，表示悲悯之意，以为此事乃因人类之罪恶所招致之天灾。复次激励畏惧上帝而求其悲悯者，速抱赎罪之心。”经瓦陈主教恳切陈辞，格列高利九世终于给包括腓特烈二世在内的几个欧洲君主写信，敦促援匈。“教皇又致别刺书，励其盼望上帝之悲悯。上帝虽降灾以罚罪，终必易严厉为温和，先持罚罪之鞭，终伸抚慰之手。”这些话即所谓“上帝之鞭”的由来，很明显，全被倡其说者误读了；信其说者不知所以然，又轻易地误传了。还其本来面目，格列高利九世宣扬的上帝“罚罪之鞭”无非是借题发挥，渲染罗马教权，警戒世俗皇权。如果一定要坐实“鞭”的喻指对象，那么，总体上无疑应是蒙古铁骑，个体上则只能是指拔都。一则蒙哥和贵由一道，一年多前即已奉命“东还”了，未曾参与东欧战事，二则罗斯崇奉东正教，不在罗马教皇关照范围内，所以蒙哥与这条上帝的“罚罪之鞭”毫不沾边。

其二就是拔都为什么终止这一次西征。闻知窝阔台死讯，固然是一个直接动因，但既非全部原因，也不是根本原因。他回师东归，并没有回到亚洲争夺蒙古大汗权位，而是只撤到伏尔加河下游便不再动，随即在那里建立钦察汗国，自尊一方，就表明还有更加深层的内在原因。对此，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索科洛夫作过中肯的分析：“拔都率主力部队沿多瑙河谷及黑海沿岸返回伏尔加地区。军队返回的官方理由是，必须回去参加大汗去世后召开的诸王大会（大汗于1241年11月11日驾崩）。但是，真正的原因却是蒙古人不可能巩固对中东欧的占领。许多重要的要塞，拔都未能攻夺下来，许多欧洲国家的主力部队，拔都也未能将其击溃，而这些国家在面对蒙古人这一共同威胁时完全可能联合起来。”他这样兼顾交战双方的力量消长和作战态势进行分析，较之于单讲蒙古铁骑如何势如破竹，如何所向披靡，如何横扫欧洲，显然要客观可信得多。

事实上，当年的欧洲国家尽管猝不及防，遭到蒙古铁骑猛烈冲击和残酷蹂躏，波兰和匈牙利都形近不设防，但也有捷克军队打败蒙古军队的战例，蒙古军队并不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罗马教权虽然与世俗皇权长期争斗，积怨深沉，但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致信号召各国出兵救援匈牙利之后，欧洲国家的确有可能暂时性地联合起来抵御蒙古入侵，德皇腓特烈二世就要求为此组织十字军。识时务者为俊杰，拔都东撤到伏尔加河地区以求保存有生力量，应是一个适当选择。钦察汗国建立后，虽与波兰等国还有过战事，大规模的战略西征却再也顾不上了，再也未发生了。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长期共处，虽为占领者，实亦两种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直至1480年钦察汗国被莫斯科公国所取代，这种渗透融合都没有止息，因而现今的俄罗斯人中仍存留着蒙古血统。唯其如此，较之拔都终止西征晚了17年的蒙哥之死，对于1259年前后的古俄罗斯基本格局就注定没有任何影响。

由兹引到其三，认知1259年蒙哥之死前后的欧洲基本格局，除了看蒙古人建立的钦察汗国，及其占领的古俄罗斯，还得看固有的罗马教会和世俗国家。这后一方面，相对而言更关键。业已铸就的史实乃是，从1096年2月开始，在“向蛮族开战”，“援助东方兄弟”的圣战旗帜下，罗马教会与欧洲王室串通一气，用“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土地肥沃，如同天堂，等待着你们去拯救”等说辞蛊惑民众，组织十字军，以西亚为主要目标展开了历时近200年的先后八次十字军东征。这当中，由德皇腓特烈二世率领的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始于1228年，终于1244年，时间正好跨越了拔都率领的蒙古铁骑第二次西征。由法王路易九世率领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始于1248年，终于1250年，与上一次东征结束相去未远。这两次十字军东征反映出，尽管罗马教权与世俗皇权长期不睦，但他们之间是有共同利益追求、共同战略目标的，征服西亚的既定方针并没有因蒙古铁骑第二次西征所造成的短暂冲击而有所改变。

一旦蒙军向东退到伏尔加河地区，这些欧洲人就再没有把蒙古人当作一回事，仍然我行我素，放心大胆地按照既定方针办，持续进行十字军东征。讲欧洲基本格局，这就是基本格局，其他无复可言。1259年蒙哥之死，对这一基本格局根本没有产生丝毫影响，罗马教会和欧洲国家都无人顾及。从1270年开始，法王路易九世又率领十字军展开第八次东征，直到1291年才以失败告终。从整个中世纪世界历史看，较之于蒙古人先后两次从亚洲西征欧洲，欧洲人先后八次组织十字军东征西亚、北非，延续的时间更长，造成的影响更大。由之而形成的波及欧、亚、非的世界格局，虽然确曾插入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和拔都第二次西征的洪流，但至少对于欧洲而言，蒙哥之死毫无关系。

继贵由之后，蒙哥于1251年成为蒙古大汗，使蒙古王公贵族集团上层最高权力发生了从窝阔台谱系向拖雷谱系的转移。在那一场权力再分配的内部争夺中，术赤谱系的拔都力主拥立拖雷谱系的蒙哥，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因而蒙哥上台以后，对拔都及其钦察汗国自然格外地尊重。在此之前，以当初成吉思汗分封给四个儿子的领地范围作为依据，除了拔都的钦察汗国，位于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的察合台汗国，以及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咯什湖的窝阔台汗国也已建立起来。三大汗国名义上接受蒙古大汗册封和管辖，实际上彼此独立，各自为政。这样，蒙哥的权力所及，主要还是在拖雷受封的领地范围内。是否又一次西征欧洲，那得由拔都决定，因为钦察汗国直接毗邻东欧。在钦察汗国与蒙古本土之间，还隔着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蒙哥不能随心所欲。他要进一步扩张领土，除了继续南征灭宋之外（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不但加紧用兵灭宋，而且于1274年、1281年两次出兵日本，1285年、1288年两次出兵安南，1283年、1287年两次出兵爪哇，即为这一选择必然性的佐证），西征就必须另寻目标，另选路线。1252年他在决定重兴灭宋之师的同时，任命其三弟旭烈兀担任统帅，率军远征西亚伊斯兰国家，揭开了蒙古铁骑第三次西征的序幕。

旭烈兀西征预订了三个战略目标：一是夺取伊朗北部伊斯玛仪派“阿萨辛”支派的领地，特别是其总部所在地阿拉木图；二是进攻逊尼派的中心巴格达，消灭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三是进一步征服密昔儿（埃及）。1252年7月，他派乃蛮人怯的不花担任先锋，率领1.2万人先期出发。1253年10月，他亲自率领数万大军大举西进，次年夏天便平定土耳其斯坦。到1256年11月，旭烈兀大军攻占阿拉木图，消灭木次夷国，实现了其第一个西征目标。在破坏了伊斯玛仪派的中心之后，旭烈兀率军向巴格达挺进，于1258年攻占了巴格达，推翻了历时500余年、曾是中亚、西亚强大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将其最高统治者哈里发残酷地整死，并在城内外大掠七日。就这样，实现了其第二个西征目标，占领了伊朗、阿富汗两河流域和阿姆河西南广大地区。旭烈兀志得意满，旋于当年在这一地区建立伊儿汗国，与先前三个汗国并列为四大汗国。1259年，旭烈兀率军进攻埃及及其控制的叙利亚；次年1月12日攻占阿勒颇，3月10日攻占大马士革。1260年5月，旭烈兀正打算进攻埃及，传来了蒙哥死于钓鱼城之战的噩耗，遂派人去埃及招降，留下怯的不花率部守叙利亚，自己则率部东归。行至大不里士，闻知其兄忽必烈已于当年4月继任蒙古大汗，即驻兵不前。1260年9月3日，怯的不花所部在阿因扎卢特（或译艾因扎特）被埃及军队歼灭，从而导致叙利亚也被埃及军队夺回，宣告了旭烈兀西征的第三个目标未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哥之死对于第三次西征以未能完全实现既定目标而告中止，是有直接影响的，较之欧洲格局的确有所不同。

不过，蒙哥之死仅止导致西征蒙军一次战役的失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旭烈兀西征实现前两个战略目标后形成的西亚格局。对这一格局，以及相关军事力量的较量，中外历史学家都已梳理清楚。按照中国历史学家彭树智主编的《阿拉伯国家史》的记述，伊儿汗国建立后，旭烈兀的儿孙辈继续奉行西进扩张，从1280年到1303年又先后四次向埃及发动进攻。但当时的埃及正值马穆鲁克（或译马木鲁克、马木路克）王朝（1250—1517年）鼎盛时期，那是一个强劲对手。特别是其第四任素丹拜伯尔斯（1260—1277年在位）最为杰出，不仅于1260年9月战胜了蒙军将领怯的不花，为叙利亚与埃及重新合并开辟了道路，而且于1263年、1265年、1268年三次打败了留在西亚的欧洲十字军，连克卡拉克、雅法、安提俄克等城，大挫十字军锐气。其继任者盖拉温（1279—1290年在位）同样强悍，1280年率领埃军在霍姆斯大败蒙军，对十字军作战也战绩辉煌，被誉为“胜利之王”。盖拉温的儿子纳绥尔（1293—1340年在位）也三次战胜蒙军，尤其是1303年战胜了由伊儿汗国合赞汗（1295—1304年在位）亲自率领的蒙军，终于使得蒙古铁骑从那以后再没有西进争雄。英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的《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写道：“马穆鲁克一再地打败蒙古人，使他们未能征服叙利亚及埃及。1260年他们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艾因扎特战役中第一次战胜蒙古人之后，在50年中马穆鲁克一般能成功守住沿幼发拉底河与他们对阵的前线。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马穆鲁克也能成功地对十字军作战。”并且指出，“马穆鲁克在军事技能、战术以及装备等方面同蒙古人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叙利亚历史学家阿布·沙马说过：‘蒙古人是被与他们自己同类的一伙害人虫打败的。’”从这些中外历史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蒙古征服埃及的战略意图历半个世纪未能实现，决定因素在于遭逢了埃及马穆鲁克王朝那样一个以前在亚洲、在欧洲都未遇到的强大对手，五次较量后略处下风，只好在1303年之后最终停止继续西进。但马穆鲁克也不可能消灭伊儿汗国，伊儿汗国仍然有实力与之维持战略均势，直至1352年才被铁木尔帝国取代。在这样一个大的西亚格局当中，蒙哥之死造成的影响只是一段插曲而已，显然不宜肆意夸大。

事实上，蒙哥死于钓鱼城一事，不仅对于欧洲格局毫无影响，对于西亚格局只有短暂的局部影响，而且，对于宋蒙（元）之战以及双边格局，也只产生了阶段性的全局影响。因为从宋金之战开始，交战双方便对峙于三大主战场，即东部的江淮战场，中部的江汉战场，西部的四川战场。某一个作战阶段，某一个战场尤其吃紧，主要是由金或蒙（元）的战略主攻方向所决定的。1252年蒙哥派遣旭烈兀远征西亚的同时，决定对南宋用兵，采用了“绕道西南，攻其腹背”的方针，因而四川战场成为交战重心。1258年2月，蒙哥亲率西路军主力攻入四川，其二弟忽必烈则率中路军主力攻入湖北，两路蒙军意欲会师于鄂州（今湖北武昌），然后再东下攻占临安（今浙江杭州）。蒙哥于1259年7月意外地死于钓鱼城之战，忽必烈于9月闻知死讯，并没有立即退兵，而是于11月推进到了鄂州城下。直到南宋权相贾似道密派使者求和，表明“请称臣，输岁币”，他才班师北归，与四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1260年4月忽必烈取得蒙古大汗权位之后，蒙古王公贵族内部的派系之争、权力之争并未止息，阿里不哥直到1264年方才认输归顺。平定了内乱，巩固了后方，忽必烈始得扩充军队，修造战船，着手准备南下灭宋。因此，周勇主编的《重庆通史》评价蒙哥死于钓鱼城之战一事，只说“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战局，推迟了南宋王朝的灭亡”，是实事求是，分寸得宜的。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尚且仅此而已，却要大量充气注水，矫饰吹嘘为“改写欧亚历史”云云，实在是太不着边际。

不特此也，就连钓鱼城保卫战坚持到南宋覆灭之际，也需要顾及客观因素，不宜只讲主观一面。忽必烈主持灭宋大计，制定了以主力进攻襄（阳）樊（城），实施中路突破，然后顺江东下，直捣临安的战略方针，与蒙哥的战略方针颇不一样。1268年，他命令中路阿术、刘整率师进攻襄阳；又命令西路汪良臣等进攻重庆、嘉定，东路董文炳于淮西筑城备战，以配合进攻襄阳。而南宋方面，吕文焕重兵防守襄阳，李庭芝、张贵等率军策应救援，双方攻防拉锯，襄樊之战持续六年之久。直至1273年2月27日，吕文焕降元，元军方才占领了这一屏障江汉的战略要地。尔后元军集中优势兵力于江淮战场，1276年2月占领临安，1279年2月占领崖山，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遂告灭亡。其间，西路元军于1277年6月攻占涪州，10月攻占万州，11月攻占泸州，12月攻破梁山军（今重庆梁平）和咸淳府（今重庆忠县），切断了重庆与长江上、下游之间的联系。1278年2月重庆城破，张珏力战后弃城东走，被俘遇害。1279年正月，钓鱼城守将王立为保军民生命，挈城投降，钓鱼城之战从此划上了句号。

重庆及钓鱼城保卫战能够坚持到最后，固然是余玠、王坚、张珏等率领军民长期抗战的直接结果，但在间接原因上，也不能忽略忽必烈灭宋战略的主次先后。因此，周勇主编的《重庆通史》评价从1235年到1279年“长达44年之久，重庆成为南宋抗击蒙元战争最久和最后的基地”时，也只是强调“巴渝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和象征，成为激励巴渝儿女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力量源泉”，而没有拉扯更远。这与“上帝鞭折钓鱼城”之说形成鲜明对照，究竟哪一说合乎历史本原，可谓泾渭分明，真伪立见。

至于蒙哥个人，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自然算得上一个留名于史册的杰出人物。但在蒙元前三代的领袖群里，论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他远不能及其祖铁木真（成吉思汗）和其弟忽必烈；论用兵打仗、开疆拓宇，他也比不过父辈的窝阔台，以及同辈的拔都和旭烈兀。《元史·宪宗本纪》说他“刚明沉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虽后妃不许之过剩……性喜畋猎，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属于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一类。较之先他成为蒙古大汗的堂兄贵由，他的作为略多些，但无论参加第二次西征，还是兴兵南下攻宋，都未曾取得过堪与堂兄拔都、胞弟忽必烈、旭烈兀比肩的实绩。所以，将他附会成所谓“上帝的雷霆之鞭”，不仅与格列高利九世之说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与他自己也极不相配。“上帝鞭折钓鱼城”之说在重庆喧腾了二十多年，一直得不到市内、市外负责的历史学家推心认同，于大于小，于事于人，这诸多既成事实就是根由所在。立诚以述史，去伪以存真，还历史，也还蒙哥以本来面目，这件事情早该做了。从兹入手，实事求是地评价钓鱼城之战，重庆学界责无旁贷。（节选自《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