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实龙岗的日本人墓园里,九百一十座墓碑排在一起。军官的碑从木桩一级一级换到大理石,刻着军衔和姓名。另一批碑矮下去,窄下去,上面没有真名,只有戒名:德操信女,忍芳信女。躺在那下面的,很多十四五岁就上了船,再也没有回过北边那个家。墓碑朝着正西,不朝北。有人说是地藏王菩萨要引她们往西去,也有人说,那是她们自己不想再看日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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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墓地1891年由妓院老板捐地开园,最先埋进去的就是南洋姐。后来墓园被热带丛林吞了几十年,当地人以为它早就没了。1973年山崎朋子到山打根寻访,墓地是当地几个日本侨民钻林子重新找到的。国家不来找的人,靠几个民间书迷找回来。
事情要从一笔账说起。
地税改现金,女儿成了家里最后一笔能变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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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明治政府把地税从实物改成现金,按地价的百分之三一年一交。比例听着不重,折回地里去算,拿走的是土地产出的三成四。米价一跌,粮还是那些粮,税钱一个铜板不能少,农民只能押地。改革推行下来,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农民丢了地,从自耕农变成佃农。佃农收下来的粮食,大头交地主,剩下的刨掉种子肥料,落进自己兜里的不过一成七。
九州最扛不住。长崎的岛原半岛、熊本的天草诸岛,山多田少,地本来就薄。儿子还能进城找活干,女儿在村里几乎找不到换钱的路。人贩子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村的,不说“卖”,说“去海外做工”,说南洋钱好赚,一年寄回来的能把押出去的地赎回来。阿崎婆后来告诉山崎朋子,当年哥哥跟她讲的是“去南洋做帮工,月入八十美元”,那时日本男工一个月才挣四十美元左右。对天草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农家来说,这不是诱惑,是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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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娘未必不知道不对劲,但锅是空的。上船的路是偷渡,长崎港和口之津港的巡逻警察被人贩子打点好,夜里用小船把女孩送上外国轮船。她们大多不识字,不知道船往哪开,只记得一句话:到了那边就有活干。活是有的。船靠岸,人进了妓院,门从外面锁上,从此叫“鬼窦”。
新加坡那条街:十四个人滚到一百零九家妓院
1877年,新加坡马来街有两家日本妓院,一共十四名日本女性。到1905年,官方在册的日本女性六百三十三人,分布在一百零九家妓院里,这还只是有执照的。1903年新加坡的日本人约一万,主体就是这批人。一座殖民地城市里,日本社群的最大组成部分是妓女,这件事放在任何国家的近代史里都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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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当局不是不知道。橡胶园和锡矿从中国南方和印度招来几十万单身男劳工,当局怕这些人闲下来生事,把妓院当成维持地面太平的一味药。历史学者詹姆斯·沃伦研究新加坡殖民时期的卖淫业,指出日本妓女被当局视作社会的“润滑剂”,不但不课重税,还给保护。日本领事馆那边同样不拦。1897年驻新加坡领事给国内的报告里写得很清楚:当地日侨八成是南洋姐,这些人“可稳定华工情绪,助我国商品流通”。稳定的是别人的劳工,流通的是自己的商品,夹在中间的是被锁在“鬼窦”里的女孩。
国内的法律还给这条路留着口子。1872年明治政府发过“娼妓解放令”,条文里却写着“本人愿意,照旧可以做娼妓,纳税领执照就行”。福泽谕吉1896年在《时事新报》上主张,移民地既然需要娼妓,与其争论是非,不如公开许可。伊藤博文同年接受英国报纸采访,说做妓女很高尚,因为她们是为尽孝道才出卖身体。国内给她们的名号叫“女子軍”,用的是行军打仗那个“軍”字。仗打的是别人的仗,身体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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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是怎么一笔一笔回到北边的
长崎邮局经手的南洋汇款,每年超过二十万日元,而实际数字可能是账面的几倍。1902年,南洋姐与海外移民的汇款加上直接带回国的现钞,合计一千二百零二万一千日元,在当年日本外汇来源里排第五,前面是生丝、绢织品、棉花、煤炭。也有研究给出更宽的口径,认为最多时全国外汇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到十来自这个渠道。数字口径可以争,但位置摆在那里:一个硬通货奇缺、工业化处处要现钱的国家,进账序列里排在煤炭后头的,是一批被塞进货舱运出去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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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止汇款。她们在妓院周边要买日本的布、日本的米、日本的药,杂货店、照相馆、医院跟着在南洋开起来。日本资本进东南亚,最早探路的那一批人里,有她们。九州天草有个村子,四户南洋姐家族一年汇回来一万二千日元,抵得上当地地主全年的地租,村里的铁路和矿山靠这笔钱修起来。钱修了路,修了矿,修了田,修了弟弟的学费。每一笔都干净,每一笔都带着来源。
来源被记住的时间并不长。
风向变了,账本合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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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各国在巴黎通过取缔卖春业的国际条约,1914年新加坡殖民当局驱逐了几十名日本妓院老板和两千多名南洋姐。同年欧战爆发,列强顾不上东方,日本资本正好大举进东南亚。生意要做体面了,牌坊就得立起来。1919年日本宣布废娼,1920年驻新加坡总领事馆下令禁止日本妓院营业,大批南洋姐被遣返。
同一件事里,妓院老板闻风就转行做实业,全身而退。真正出卖过身体的人回到岸上,发现岸上已经没有她们站的地方。家乡不接。汇回去的钱早就变成了田、变成了房、变成了弟弟的学费,如今这些田宅反倒成了赶她们出门的理由,因为外人会问:这钱是哪来的。政府和舆论把她们归进“丑业”,大声宣扬她们的丑,找不到活干,嫁不出去,只能躲到偏僻地方一个人老死。有人受不了同乡的白眼,转身又坐船回南洋,最后病死在那边,靠从前的小姐妹凑钱,或者旧日主顾发善心,才入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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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朋子1972年出版《山打根八番娼馆》,把阿崎婆那一代人的经历写了出来。1974年熊井启拍成电影《望乡》,在日本引发巨大争议,也拿了《电影旬报》最佳影片和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1978年10月影片在中国上映,同样吵翻了天,有人主张它是黄色电影该禁。巴金当年12月和次年1月两度在《大公报》撰文替它说话,说自己很喜欢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好电影。巴金护的当然不是“黄色”,他护的是一群被两边都嫌丢人的人,总算有人肯把镜头对着她们的脸。
她们不是“自愿的受害者”,但“选择”窄得只通向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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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学术观点值得摆出来:南洋姐奔赴海外,多多少少带有主体性和主动性,简单地把她们说成“被剥夺主体性的女性”,抓不住全部真实。这话有它的道理。在长崎、天草那些地方,一个女儿看着全家揭不开锅,看着哥哥凑不齐做生意的本钱,看着地押出去赎不回来,她说“我去”,这个“去”里面有决断,有牺牲,甚至有某种撑起一个家的硬气。
但要把这个“主动性”看清楚,得把它放回它出生的地方。一个十四岁的女孩,不识字,不知道船开往哪里,听的是“月入八十美元”的谎话,走的是人贩子打点好的偷渡夜路,到了地方门从外面锁上,欠着老板的旅费、衣服钱、房间摆设钱,还清了才能想下一步。这叫选择吗?这叫在一条只通向一个方向的窄路上,她迈出了第一步。国家把这条窄路修好,把路上的警察打点好,把法律的口子留好,然后站在路口说:她们自己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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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不在“自願”或“被迫”这两个词上。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国家,会把最底层的女儿修成一条外汇通道,用完了再把通道从地图上抹掉。
墓碑不刻真名,是最后一次被划掉
回到那片墓园。九百一十座碑,军官的名字刻得清清楚楚,南洋姐的碑上只有一个戒名。真名没有,籍贯没有,生年没有。她们活着的时候被从家谱里划掉,死了以后被从墓碑上划掉。山崎朋子在山打根看到的南洋姐坟,一律朝着海湾,背对日本。新加坡这批朝着正西。朝着哪里,说法可以争,但有一件事不用争:没有一座是朝着北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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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卖身”四个字,从来不是她们自己写上去的。写这四个字的人,是那些在账本上记下第五大外汇来源的人,是那些在国内把她们叫“女子軍”的人,是那些在废娼令下来之后说“这是国耻”的人。账要的时候她们是“军”,账不要的时候她们是“耻”。中间的几十年,是十四五岁上船,是锁在鬼窦里接客,是把钱一笔一笔寄回北边,是老了以后躲着同乡的眼睛一个人死掉。
新加坡那条街现在叫白沙浮,马来街、海南街、马拉巴街的路牌还挂着。走过的人抬头看一眼路牌,不会知道一百多年前这条街的每间屋子里住着从远方渡海来的日本少女。山打根的墓园藏在红山顶的荒草里,墓碑矮小,朝着海湾。她们把脸转开了,不是因为恨,是因为北边那个家,在她们把钱寄到的时候就已经把门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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