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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给北大开出10亿元支票的人，如今连高铁一等座都坐不了。2026年11月初，中公教育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永新被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起因是一笔653万余元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执行立案在7月23日，限消令10月20日发出，11月2日被媒体曝出。
653万，放在李永新2021年1420亿元的财富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限消令只是最先被看见的那道裂缝。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一个把“考不上退钱”写进合同核心条款的生意，为什么让退钱变成了最慢的一环。
中公教育早年冲上去，靠的是一招“协议班”。普通班考不过不退钱，协议班收费更高，但签合同承诺考不过按约定退一部分甚至全退。对刷题到凌晨的考生来说，这句话的分量很直接：考上了，学费是入职前的最后一笔投入；没考上，钱还能回来。风险从学员肩上挪到了机构肩上，客单价也跟着抬了上去。
但风险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和累积。协议班收进来的学费，在财务上不是机构的收入。学员没考完、没出结果之前，那笔钱更接近“替别人保管的押金”。中公高速扩张的那些年，这笔预收款被当成了可以周转的活水：用新学员交的钱去退老学员的费，用下一期的现金流填上一期的窟窿。只要报名人数一直在涨，池子看起来就不会干。
池子不涨的那天，问题就翻过来了。中公披露的协议班退费率，2019年是44.14%，2020年是46.54%，2021年全年升至68.46%。退费率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新收的学费就覆盖不了旧的退费。2021年第三季度，公司收到培训费52.24亿元，支付协议班退费57.25亿元，一进一出净流出约5亿元。这不是“没人考试了”，而是用预收款搭起来的扩张机器，在报名增速慢下来之后，变成了一台必须不断往里添钱才能维持运转的泵。
退费的压力留在了学员那一端。截至2026年9月，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中公退费的投诉累计超过14万条。截至2026年6月底，财报里的待退费负债约4.96亿元，而同一时点账面上的货币资金是1.63亿元，其中还有部分处于司法冻结状态。到9月底，货币资金进一步降到1.09亿元。有学员拿到的是分期方案，一个月退几百元；也有门店被探访时已经大门紧闭。
限消令针对的是公司未履行653万元租金判决，和学员的退费纠纷不是同一个案子。但在交了两三万元学费的年轻人眼里，一家机构一边说“运营正常”，一边连法定代表人都被限制高消费，那种感受比任何财报科目都直接。
更靠后的一层是清偿顺序。截至2026年9月底，中公总负债49.77亿元，账面货币资金只剩1.09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和长期应付款超过10亿元。银行方面，欠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的债务截至2026年6月底连本带息约5.47亿元；信托方面，欠财信信托的贷款本金截至2025年10月仍有9.31亿元。施工方也在追讨工程款。学员的退费在债务链条中并不站在最前面。不是一句“不想退”能概括的，而是排到退费的时候，账上可能确实没有足够的钱可退。
李永新手里的股份同样在收缩。截至2026年10月公告披露日，李永新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已100%被司法冻结或标记，累计被司法拍卖2.32亿股；鲁忠芳名下另有2244.39万股将于11月16日至17日拍卖。
协议班的设计本身可以讲清楚：把学员的考试风险接过来，换更高的客单价，这是一条商业逻辑。问题出在接过来的风险没有被当作风险去管理，而是被当成了可以拿去扩张和填窟窿的收入。收进来的学费，在法律和财务上从来不是机构的利润。一个连六百多万元租金都能走到强制执行的账户，“全退”承诺在兑现顺序上排在第几位，比承诺本身更值得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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