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达：以轻盈笔墨，载众生生命之重

从《皮囊》走入大众视野，到《命运》叩问无常，再以《草民（四则）》为故土里平凡众生立传，作家蔡崇达用十余年时间完成 “金色故乡三部曲” 的书写。这一次，他凭三部曲的终章《草民（四则）》获得第九届花城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闽南是他的精神原乡，广州是他深耕创作的福地，作为花城文学院首批签约作家，他和《花城》因创作紧密相连，在烟火日常里观照众生。

值此颁奖之际，南都与他深度对话，谈及获奖、故乡、影视改编、湾区书写与当下的文学生态。在蔡崇达笔下，回望故土，终究是为了在流变的时代里，寻找到生命扎根的力量。对于新媒体冲击下的写作，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要用最轻的表达方式，去抵达最重、最深的命题。”

蔡崇达

结缘花城：多元尺度之下的文学认可

南都：得知《草民（四则）》获得第九届花城文学奖，您第一时间是什么感受？在你心里，花城文学奖代表着怎样的文学标尺？

蔡崇达：我还记得初中时已接触到《花城》杂志，从装帧设计到刊发的小说，它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先锋、个性鲜明，审美水准很高。很多重要作品都是在《花城》首发，在我心里，它一直是一本有先锋性、有质感、审美独到的文学刊物。

同时，在国内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里，《花城》也是南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本，有着独属于南方的气质。为此，收到获奖通知时，我非常激动。花城文学奖有它独特的评判标尺，看重先锋性、创新性、敏锐度以及这份南方底色，对我而言，这份奖项意义很重。

南都：2023年3月您成为花城文学院首批签约作家，《草民》最早也在《花城》刊发。能不能聊聊您与《花城》的渊源？为什么选择《花城》发表自己的作品？

蔡崇达：我被归入“新南方写作”的写作者，曾长期在广州生活、工作，广州算是我的第二故乡，所以我和《花城》天然有一种亲近感。成为花城文学院签约作家之后，我们往来更多，我常常到《花城》这边交流，有创作构思、想法也会经常和主编、编辑沟通。

当初筹备《草民》时，编辑全程了解我的创作进度，深度参与其中。这本书六成左右的内容率先在《花城》刊登，它也是《草民》首选的刊发阵地。从萌生创作想法，到持续沟通打磨，花城编辑会把他们的阅读感受、思考反馈给我，帮我校准文本。对我来说，把《草民》交给《花城》发表，是顺其自然、理所当然的选择。《花城》是南方写作非常重要的阵地，我也希望在这里呈现我写作上的思考与探索。

南都：很多读者是通过《皮囊》和《命运》认识您的，《草民》写的是一群不起眼的普通人。对您而言，这份奖项，是对您哪一种写作方向的认可？

蔡崇达：《草民》出版两年多，面世第一年，它的开卷数据就稳居文学图书前三名。其中刊发在《花城》的《曹操背观音去了》，直到现在，还经常有人转发相关解读给我。

在我看来，《花城》一直秉持百花齐放的标准，包容多样的创作路径。回看往届获奖作品，能看到奖项一直在关注不同风格、不同命题的文学探索。《皮囊》偏向向内的自我剖析，《命运》聚焦人与无常的相处，而我每一部作品想要探讨的命题都不一样。花城认可《草民》，并不是单纯认可某一个写作主题，而是看重：在自己想要探讨的命题里，这份写作有没有抵达足够好、足够动人的表达标准。

根脉入镜：三部曲启动影视化，与李少红共探生命底色

南都：从《皮囊》到《命运》再到《草民》，十年“金色故乡三部曲”走到收官。回首这一路，你对故乡的理解发生了哪些变化？

蔡崇达：写《皮囊》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不自觉、近乎本能的状态，是我第一次向故乡求助。那时候的我处在“告别家乡，又抵达不了远方”的悬空之中，内心飘摇，所以转身回望来处，借故乡安放自己。

到写《命运》，我看见时代的动荡无常，明白故乡是根，人要紧紧和来处相连，才能扛住命运里的风雨。等到写《草民》，我慢慢懂得：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而是彼此交织、互相托举的人，我们互为彼此的故乡。三部曲走下来，我从向故乡寻求安顿，到看见故乡里千千万万平凡生命，理解人与人根系相连的本质。

南都：《皮囊》此前已有《浪浪人生》的影视转化经验，今年10月，“金色故乡三部曲”正式启动影视化。作为原作者，您在项目里的定位是把关人，还是深度参与剧本创作？您希望影像版本，能为这些故乡故事带来文字之外的哪些东西？

蔡崇达：本次“金色故乡三部曲”影视化，落地的是《命运》电视剧、《命运》电影以及《草民》电影三个项目。

其中，《命运》电视剧由上海兴格文化、腾讯视频联合出品制作，编剧是曾创作《欢乐颂》《山花烂漫时》的资深编剧，团队非常专业成熟。为打磨创作细节、统一创作基调，我们前后召开了数十次专项推进会，反复推敲剧本、人物与叙事节奏。

《命运》电影则由李少红导演执导。作为国内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导演，李少红导演对女性命运、时代个体的韧性与困境，有着非常深刻、独到的体察。而《命运》整部作品的核心，正是以阿太、阿太婆婆等一代代闽南女性为主角，书写普通人对抗无常、扎根生活的生命力量。李少红导演曾多次专程来我的家乡，常常和我深聊创作至凌晨一两点，我们一次次推翻、重构、打磨创作思路。她对剧中核心人物的理解精准又动人，让我非常触动，也让我对这部电影充满期待。

对于《命运》的影视改编，我目前的定位是深度沟通、全程把关。具体落地拍摄、主创执行都由专业出品团队主导，我充分尊重主创的创作体系，全程保持高频、细致的交流配合，共同守住作品的精神底色与故事内核。

而对于《草民》的电影改编，我正在考虑更大程度、更深维度地参与核心创作。大家一直希望《草民》的影视化，能最大程度贴近原作的创作初心，建议我深度介入，从剧本创作到影片呈现，全程细节把关。

因此，我希望借《草民》这次机会，呈现我心中原汁原味的故乡质感。我一直对影视创作心怀敬畏，此前大多是以配合者身份参与，从未真正执掌核心创作。所以，我也在持续学习、积累，慢慢摸索最合适的参与尺度，力求交出贴合原作初心的影像作品。

对我而言，这三部作品的影视化，绝不只是单纯把我的故乡故事搬上荧幕。我的故乡是闽南小镇，但藏在故事里的漂泊、扎根、坚守、寻根，是所有人共同的生命命题。我希望透过影像，让观众透过我的故乡，看见自己的来处、自己的根，从普通人的烟火命运里，汲取安顿内心、对抗无常的力量。

南都：听到李少红导演的名字让人觉得很期待啊，你们的合作有没什么火花碰撞？

蔡崇达：我和李少红导演敲定合作《命运》电影，缘分就始于广州。当时中国影协、中国作协在这里联合举办文学影视对话活动，我和李少红导演都是活动嘉宾。此前我们虽有联络，却一直未曾碰面。借着这次广州相聚，我们找了一家地道糖水铺，整整畅聊一个下午，越聊越投契，彼此都非常笃定，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好这次创作。

真正深入相处后我发觉，优秀的创作者，底色都是赤诚、纯粹的，甚至带着一份天真的孩子气。我们第一次见面便一见如故，第二次见面更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褪去所有外界标签，只剩创作者最本真的交流。后来，导演团队来我的家乡勘景、打磨剧本，我也会亲自下厨做饭招待，相处之间早已生出家人般的亲近与温暖。我始终相信，纯粹真诚的交流，会不断相互滋养、彼此激发，这也是好作品诞生的根基。

笔墨向新：湾区、童心与流量时代的文学坚守

南都：您曾说过广州是您的福地，您还成立了蔡崇达工作室，策划推出《大湾》等作品，现在进展如何？

蔡崇达：很多人知道广州是我的福地，我也在这里成立工作室、深耕湾区创作，此前筹备的《大湾》如今一直在打磨升级，并有了全新书名与创作架构。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我特意在广州定居半年，深入走访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的普通人，和无数扎根湾区的奋斗者深度交流，真切触摸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状态与内心世界。采风结束后，我曾动笔写下近十万字初稿，但最终全部推翻重构。我始终心怀敬畏，不敢仓促落笔。广州这座城市，几十年来承载了两三亿人次奔赴而来，无数人在这里追梦、扎根、生活，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这些千万异乡人的奋斗故事、生长轨迹，热烈又厚重，值得被认真记录、好好书写。

我自己也是这片土地的奔赴者、参与者，因此更加珍视这次创作。目前我已经重新搭建好完整叙事结构，开启全新的创作进程。整个打磨过程漫长且不易，但我希望最终呈现的作品，能够忠实记录大湾区数十年的烟火变迁，书写所有奔赴于此、用力生活、野蛮生长的普通人，为这片土地上无数奋斗者，留下最真诚的生命注脚。

南都：《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是你第一部儿童长篇，创作缘起是女儿希望你写一本大小朋友都能读的书。写这部童书，和写《皮囊》《草民》这类成人文学，你在叙事视角、文字分寸上，刻意做了哪些不一样的调整？未来还会创作更多的童书吗？

蔡崇达：创作这部童书，我并没有刻意调整笔法，而是顺着生命成长的本真状态，自然切换叙事视角与语言分寸。

全书的叙事视角贯穿主角从四五岁孩童到二十多岁的成长全程。故事开篇，我完全代入低龄孩童的视角，用纯粹、好奇、柔软的眼光看待世界：观察窗边穿梭的燕子、疑惑飞鸟撞击玻璃的缘由、懵懂面对亲人的离别，用孩童稚嫩、纯粹的语调，书写最干净的感知。而随着主角年龄增长，故事的叙事腔调、看待世界的格局、语言质感也在同步成长、慢慢成熟。褪去童稚的天真懵懂，多了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对生活碰撞的体悟，语言也从柔软童真，慢慢变得理性、具体、厚重。写作时，我会精准回溯对应年纪的心境与视角，力求让文字完全贴合人物的成长轨迹，让整部作品拥有最真实、完整的生长感。

其实，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在为贴合主题寻找最适配的叙事方式，从不为创新而创新，只为精准抵达故事的内核。《皮囊》是以散文笔法写小说，打破文体边界；《命运》跳出传统小说结构，以诗性的情感脉络、精神历程串联故事，唯有这种写法，才能写透命运的无常与人性的韧性；《草民》看似短篇合集，实则是长篇架构——故乡人的生命根系彼此缠绕、相互依存，人人互为故事的配角与主角，所有独立的小故事，最终汇成一代人、一座故乡的完整众生相。

而这部童书的创作核心，就是忠于成长与时间、成长与世界的关系，用最自然、最真实的文字，陪伴孩子看见成长、读懂温柔、理解生活。未来我也会继续深耕儿童文学创作，用温柔有力量的文字，陪伴更多孩子成长。

南都：您怎么看待当下新媒体环境里的文学创作？

蔡崇达：我觉得，这一百多年来，文学创作一直在发生剧烈的演变。最早，文字只是少数人才能掌握的工具，写作的受众基本是精英小众群体；后来报纸出现，催生了新的创作平台、新的写作者和新的读者；接着是杂志、文学网站。而近十年新媒体的发展，带来的变化是创作权下放。

过去，无论是纸媒早期，还是报纸、杂志时代，能够公开发表作品的永远只是极少数人。到了今天的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创作、人人都面向所有人表达，内容迎来极大丰富。海量内容源源不断产生，这当然有它的价值，但也凸显出新的问题：大众更容易接触到短、快、强刺激的内容。就像吃东西，清淡本是一种滋味，一旦习惯重辣强刺激，口味就会越来越重。强刺激的内容占据视野，不代表人心只需要这些，大家内心其实依然渴望触及更深层的生命命题。

当下社会经济处在巨大震荡之中，很多人原本稳定的内心秩序不断被打破、重建又再瓦解，人心迫切需要支撑、理解与安放，我们比以往更需要能够叩击内心、抵达深层命题的表达。但矛盾也在这里：信息过载，慢慢消磨了大家的专注力和深度阅读的耐心。很多人明明渴望读懂自己，可面对稍微复杂一点的文字，就很难沉下心读下去。

这不能怪读者。读者的阅读习惯，本身就是被平台、被海量内容慢慢塑造出来的。问题的核心，还是落在创作者身上。我认为这个时代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用最轻的表达方式，去抵达最重、最深的命题。

如果用晦涩复杂的形式去承载厚重思考，很容易形成阅读壁垒，但我们不是要去迎合短平快，恰恰相反，创作者的本分，是直面当下人们内心的动荡与迷茫，用友好、低心力消耗的表达入口，带领读者走到内心深处。我常说，作家就是直面人心的一线“高精尖技术人才”，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也是这个时代对写作者的考验，我也一直拿这个标准要求自己。

统筹：贺蓓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许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