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时，我曾经是一个小偷

我的小学是在村西北角的先锋学校上的，学校距离刘庄很近，也就一里多地。学校的东北角是李公庄，西南角是冯翊冈，学校正好位于三个村庄的中间位置。再往外围还有六个自然村，那时我们同属一个行政村，一个行政村的孩子在同一个学校上学。

屈指算来，我已经有四十多年没回过母校了，除了我回老家的次数本来就少之外，还有一个我必须承认的原因：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这种身份的印记，让我很难有勇气再次迈进学校，就跟项羽在乌江长叹“无颜见江东父老”那样。

不过，前不久我有一次接近母校的机会，而其中一个原因是这里出了一位名人，而这个名人恰好正是我的同学，这激发了我想看一看母校的兴趣。

趁着秋收之后回老家办事的机会，我在一个晚饭后和发小一起在学校外面转了一圈。

因为是周六，学校大门落着锁，门内既没有人声也没有灯火，不过，学校的模样大致还是能看得出来：拱形门楣上方是“先锋学校”四个字，里面南北两座两层的楼房，每栋看起来有上下三个教室的大小。

按照发小的指引，我特意在大门东边的墙上搜索，果然看到一通嵌在墙内的石碑，借助手机的灯光，可以看出“先锋学校知名校友”的字样，下面是一串名字，排在最上面的，正是李云涌，名字的后面是小字：“XX市妇幼保健院院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6年为母校捐款20万元。”

发小没怎么离开过家乡，对李云涌却很了解，回家的路上，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的乡间传闻，而说到最多的，就是他如何如何有钱。显然，在我的老家，李云涌是个成功人士。

那天晚上，我借宿发小家，因为我家的房子多年没人居住，差不多快有塌掉了。可能因为已不适应硬板床的缘故，我久久难以入睡，小时候的一幕幕就悄悄爬上了心头。

我上小学时，学校的四周围着高低不平的土墙，门前一条东西向的土路，再往南是一个池塘——这个池塘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我游泳的本领就是在这里练出来的。那时，池塘的水很清，也很深，秋天的时候常常能看到青色的大鱼在水里慢悠悠地游。但是，我对小学的心情就比较复杂。

那时的学校，大门极简陋，两扇缝隙很大的木板，推一把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对着大门的是一条南北通道，直通到最后一排瓦房。前面还有两排房子，不对称地分布在通道两边。我记忆比较清晰的，是东南角那座教室，感觉我的许多记忆就发生在那里。

教学区的东边是一大片空地，北半部分偶尔会种上小麦、玉米，南半部分是一个操场，立着一个木制的篮球架。

围墙的外面是一圈大槐树，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那时极少从校门走入校园，大都是先爬上一棵大槐树，然后跳到围墙上，再一个鹞子翻身跳进校园，我那时感觉这个动作帅极了，有一点不好的是，常常弄一身土。

我入学时还不到六岁，入学早的好处是，家长少了很多我给他们造成的麻烦，坏处是老师的麻烦多了。我那时完全做不到在教室安静地坐十分钟不动，所以，直到小学毕业，我的成绩都没及格过。

这样一个从小学走出来的学生，我能够猜想到我在老师和同学心里的形象是多么不堪。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记忆是，我常常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被揪着耳朵拉到教室外面“晒太阳”。

而那时，和我一起“晒太阳”的，常常就有李云涌。所以，我俩关系相当好。

李云涌是我们班最大的孩子，而我是最小的那个，我俩相差三岁。他的个子也是全班最高的，但学习却是最差的，甚至还不如我，我尚能考三十分左右，而他总是零蛋。但他在同学们中的威望很高，因为他总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拿出一两个花生米给你吃——他的爸爸是生产队长，大家都把他当成干部子弟。

记得五年级那年的初夏，有几天我和李云涌等几个要好的伙伴夜里住在学校。我至今想不明白为什么会住校，因为学校离我们的家都不远。

说是住校，其实就是在教室的后半间空地铺上席子，几个人聊累了横七竖八地睡一觉。那时候的父母对孩子不怎么上心，从不担心孩子会走丢；老师也不是全职，一半时间教学，一半时间种地。

有一天上午，李云涌突然把我们几个召集到操场上，说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西地的西瓜长大了，大家应该摘来吃一顿瓜，大家都觉得这个建议好，都愿意参加。不过，他有点不放心，拿眼盯着每一张脸说：“不许告老师，谁告老师就把谁开除出桃园三结义！”

因为我平生第一次要参与一项重大行动，整个下午心都怦怦直跳。

好不容易捱到晚自习结束，等同学们散去，李云涌从书包里摸出一条早已准备好的蛇皮袋，往腋下一塞，朝着我们几个一挥手：“开始行动吧！”

于是，我们几个就像游击队员要端掉鬼子碉堡似的，跟在他身后光着脚、猫着腰，蹑手蹑脚地钻进了西边的玉米地。

记得那晚的月亮又圆又亮，把人的影子清清楚楚地映在地上。

玉米已经长到一人多高，微风一吹，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但是玉米叶对我们并不友好，刺得胳膊生疼。

就在这个时候，我出了一点状况，肚子疼得厉害，而且好像腿也不怎么听使唤，不知不觉就落在了队伍后面。李云涌很快就发现了，他让我回到地头去，别往前走了，“给我们站岗放哨”。

确实，我不能拖了大家的后腿，于是乖乖地回到地头，蹲着，然后像个特务似的东张西望。奇怪，肚子不疼了，但汗流了很多，背心都快湿了。

此时我想的问题只有一个：假如我们被发现了，我该往哪里跑，学校？还是玉米地深处？我没有答案。

时间过得好慢，好久也不见他们几个回来，我把手拢成喇叭状贴在耳边，想捕捉到他们的动静，但没有。

终于，我听到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是他们回来了。这时的他们，已不再猫着腰，大概觉得没什么大危险了，可那个鼓鼓囊囊的大袋子还是把他们的腰都压弯了。

我急忙上前攥住袋子一角，装出很吃力的样子——如果这个时候我还无所作为，我就失去了分享胜利成果的资格。一阵忙乱中，玉米棵被我们踩倒一片。

回去的路我们没有走校门，而是就近找了个围墙豁口，合伙把袋子推上墙，然后小心翼翼往下撸，结果一袋子西瓜全滚出来了——原来袋子没扎口。

不过很快，我们就开始了享受美味。

然而很快，我们的心凉下来了：一袋子西瓜，大的大不过馒头，小的犹如鹅蛋，没一个能吃的。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都是农民家的孩子，竟没一个知道这个时候的西瓜根本不能吃，不然，瓜地里怎么会没人看守呢。

大家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连摔得满地都是的烂瓜也懒得收拾，就倒头睡去。

第二天还没睡醒，到校早的学生就发现了异样，随后报告到校的老师，然后老师报告到校的校长，告状的村民不久也到了。

校长勃然大怒。

案情一点也不复杂，肯定是我们几个干的。

主犯也很快就被识别出来：因为所有低着的头，都悄悄拿眼瞥李云涌。

事情自然很严重，校长当即决定召开批斗会。李云涌被揪到全体师生面前站着，其他参与人站在他后面，全都低着头。

我再一次成为意外，因为校长获知我没有直接参与摘瓜行动，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不予追究我的责任。可是，站在学生队伍最后面的我，觉得那个上午的太阳比以往任何一次“晒太阳”都毒辣。

后经村民求情，四名同案被罚每人打扫校园一周，李云涌开除。那时他十三岁，距小学毕业还剩两个月。

这事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跟同学玩，总觉得自己的脸上贴着“小偷”的标签。而且，那四个小伙伴也不再理我，我被所有人孤立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件事促成了我人生的第一次觉醒：不能再这样混下去！

这也是后来村里人倍感不解的原因，他们都说我变了一个人。从初中开始，我变成了一个如饥似渴学习的人，只是我已经转学到了另外一所学校。

此后十几年，我没有关于李云涌的任何消息，直到参加工作之后的某一天，我偶然在老家的镇医院碰到了他。他变化看起来不是很大，说话时眼睛不住地往过往的女孩身上瞄。他告诉我在医院收费处工作，他舅舅的关系硬，舅舅给安排的工作。随后聊起来他前几天出差上海的经历，“我在上海火车站捡别人丢掉的火车票，捡了好几天，拿回来全报了。”他脑子就是跟我不一样。

也是那年，我从体制里跳出来去了南方，关于他的消息也就断了，直到这次回到家乡。

那夜，我不由自主地感慨了好几回，谁能想到当年那个连初中都没上的人，会成为如今名满家乡的名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