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天,北方一户农家的堂屋里,煤油灯挂在墙边,座钟滴答作响,炉膛里的风箱一推一拉,灶火便亮起来。那时的日子不算宽裕,可每一样物件都有明确用处,坏了要修,旧了也舍不得扔。
一只50式军水壶,曾经跟随许多志愿军战士走过山路和阵地。它采用铝制外壳,扁平设计便于携带,壶身上的磕碰,往往比文字更能说明使用者经历过什么。后来,这类水壶也进入民间,挎在身上,既实用,也带着那个年代的军用品气息。
搪瓷缸、搪瓷盆几乎走进了每个家庭。红花、蓝边、白底,图案并不复杂,却很耐看。它们怕的不是摔,而是磕掉表面那层釉。釉面一旦破损,金属胎体便容易生锈。铝饭盒也一样,工厂职工带饭、学生上学,常常一人一个。到了饭点,放在炉边热一热,饭菜便有了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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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电的村庄,夜晚靠什么照亮?汽灯和马灯曾经承担过这个任务。汽灯要先打气加压,让煤油喷成雾状燃烧;马灯则重在防风,提着走、挂在船上都方便。逢上乡里唱戏,台子两边亮起汽灯,台下的人一层挨着一层,连后排孩子都不肯离开。
“灯怎么灭?”
“别用嘴吹,拿灯压压。”
灯压是煤油灯时代的小工具,轻轻一扣,火苗便熄灭。手电筒则是另一种体面物件。那时谁家有一支电量足的手电,夜里出门便少了几分摸黑的狼狈。牛皮纸绳也有自己的用途,过年买点心,纸包外面常用它捆扎,绳子解下来还能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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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活离不开农具。簸箕用来扬粮,把稻壳、麦糠和尘土分开;萝子则更细密,磨出的粗面、夹杂的小虫,都要经过筛理。茓子是用高粱秆或芦苇外皮编成的储粮器具,装粮时立在屋角,农忙过后还可改作圈养家禽的围栏。
墨斗是木匠和石匠手中的“划线工具”。沾上墨汁,拉紧棉线,轻轻一弹,木料上便留下一道直线。耧车出现得很早,西汉文献中已有记载,播种时由牲畜牵引,一边开沟,一边下种。石磙则守着打麦场,先由人拉,后来由牲口牵,再到拖拉机带动。它们沉重,却是农耕效率的一次次提升。
有意思的是,许多不起眼的物件,背后都有一套朴素办法。绳钩不过是一截弯曲树枝,却能挂衣服、箩筐和麻绳。牛酿子套在牛身上,配合缰绳控制耕牛用力。牛钻靠人手来回旋转,在木头上打孔,作用近似今天的手钻。没有电,也不等于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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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最受欢迎的,往往是汤婆子。灌入热水,裹好布套,放进被窝里,脚伸进去不久便暖和起来。黄铜、搪瓷、不锈钢,都曾做过汤婆子的外壳。后来热水袋和电热设备普及,它才渐渐退出家庭。
堂屋里的机械座钟,是不少家庭置办家具时的“大件”。它要定期上弦,走快走慢还得调校。给它上弦的上弦器,年轻人看着像一截小铁柄,老人却知道不能乱拧。北宋元祐年间,苏颂主持制造水运仪象台,已经包含报时和天文观测功能,后来的座钟虽已大为简化,却仍保留了机械计时的基本原理。
粮票留下了特殊时期的生活印记。上粮店买米,需要按规定凭票供应,票面不大,却关系到一家人的饭桌。纳鞋底也有一套工具:锥子负责扎孔,顶针抵住针尾,拔吊子帮助拽紧麻线。一双千层底,往往要纳上许多针脚,穿着结实,坏了还能修。
二八大杠曾是家庭里的重要财产。车架结实,横梁笔直,载人载物都方便。六七十年代,能买上一辆并不轻松,结婚时若能作为陪嫁,常常会被左邻右舍议论许久。缝纫机也是如此,一台机器既能做衣服,也能补被单,所谓“新三年,旧三年”,说的正是这种精打细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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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电视机进入乡村后,改变了夜晚的安排。1958年,我国第一台国产电视机试制成功,后来电视逐步走进城市和农村。节目开始时,院门口常有人搬着小板凳赶过去。算盘则仍守在柜台和账房,木框、算珠、清脆的拨动声,构成了旧式商业最鲜明的声音。
麻梳不梳头,它梳的是麻线。苎麻、亚麻、黄麻经过处理后,要靠工具理顺纤维,才能继续捻线、织袋或缝制物品。水汆子多见于北方旧式灶具,烧水时置于炉火之上,使用方式因地区而异。能说清这些用途的人,通常不仅见过,还亲手用过。
这些物件并非同时消失,也不是突然失去价值。塑料、不锈钢、电器和机械化农具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旧工具便逐渐退到墙角、仓房和记忆里。真正难认的,往往不是二八大杠或黑白电视,而是灯压、牛钻、上弦器、麻梳和水汆子。能把它们一一叫出名字,说明那段生活并没有离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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