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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20日和27日,InterDigital先后在巴西针对TCL和海信取得临时禁令,两案涉及相同的两项巴西视频编码专利。海信被要求在五日内停止在巴西销售的相关电视中未经授权实施HEVC技术,否则面临每日10万巴西雷亚尔的罚款。
InterDigital并不掩饰禁令对商业谈判的价值。10月29日,其首席执行官陈立人在季度业绩电话会上表示,公司认为TCL的巴西禁令是推动双方达成长期许可协议的重要一步。
专利权人有权保护其发明,也有权获得合理许可费。但InterDigital首席执行官的这席话揭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巴西专利的排他权虽然只及于当地市场,其产生的商业压力却会被用于推动覆盖全球的专利许可协议。
一、巴西成为诉讼新战场
过去,巴西并不是全球标准必要专利(SEP)诉讼的主要战场,近年来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RNA Law律师Rob Rodrigues与Tatiana Machado于2026年1月在Kluwer Patent Blog发表的统计,里约州法院公开的相关专利侵权案件数量从2023年和2024年各6件增加至2025年的31件。巴西正在成为SEP权利人越来越重视的诉讼司法辖区。
2026年4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举办的一场网络研讨会上,巴西律师Rob Rodrigues指出,巴西的临时禁令有时可以在数周内取得,而获得维持的禁令经常成为推动全球专利许可的重要因素。
InterDigital显然搭上这一趋势的顺风车。
2026年3月,InterDigital在里约法院针对中国手机制造商传音取得涉及5G标准必要专利的临时禁令,限制其在巴西销售符合5G标准的设备。10月又接连针对TCL和海信取得涉及视频编码技术的临时禁令。从5G通信到视频编码,从手机制造商到电视制造商,InterDigital已在同一年内,针对三家不同的中国企业取得巴西SEP禁令。
二、局部禁令撬动全球谈判
专利权具有地域性。一项巴西专利赋予权利人的排他权原则上只能在巴西境内行使,无法直接决定其他国家的专利许可费。然而,商业谈判中的力量并不完全取决于法律权利的地域范围。假设一家电视制造商正在与专利权人谈判全球许可协议,双方对专利组合的合理价格存在分歧,实施方认为报价过高,希望继续谈判,或者寻求法院裁定FRAND许可条件。此时,专利权人在巴西取得临时禁令。实施方立即面对新的商业风险,被迫调整产品功能、暂停产品销售、处理渠道库存,甚至承担市场份额流失和商业信誉受损的风险。即使最终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合理,这些经营损失仍难以恢复。
于是,专利许可谈判的性质发生变化。实施方考虑的不再只是这些专利究竟值多少钱,还包括如果不尽快达成协议,企业可能损失多少钱。原本围绕专利技术价值展开的协商,加入了避免市场中断的成本,导致实施方可能愿意支付比自己认为合理的专利价值更高的价格,以维持业务的正常经营。权利人因而取得超出专利技术贡献本身的谈判优势。这正是法律界长期关注的专利劫持(Patent Hold-up)风险。
局部禁令获得了超越当地专利权范围的商业影响力。
三、这种模式对实施方与消费者难谓公平
标准必要专利与普通专利存在重要区别。当某项技术成为行业标准,实施方为了满足兼容性和市场需求,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用于研发、产品设计和供应链建设。等到产品已经上市,企业几乎无法放弃这些技术。FRAND承诺的重要目的,正是在保障专利权人获得合理回报的同时,防止其利用标准技术形成的锁定效应,索取不合理的许可条件。
但局部禁令打破这种平衡。
首先,双方承受的谈判风险并不对称。专利权人主要追求许可收入,实施方却可能面对产品销售中断、市场份额损失和渠道关系受损。双方所承担的即时商业风险相差很大。
其次,禁令使专利许可价格偏离专利的合理价值。如果实施方为了避免市场中断而接受较高的全球许可费,最终价格便可能包含一笔避免禁令的风险溢价。这部分溢价与专利技术贡献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海信案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例子。在巴西诉讼中,海信曾请求法院确定临时FRAND许可费,以便在最终费率确定前支付费用并继续使用技术。值得注意的是,海信提出的临时付款上限,使用的正是InterDigital此前在谈判中提出的单台费率数字:AVC每台0.10美元、HEVC每台0.20美元。这至少说明,海信并非完全拒绝付款,而是提出了有具体金额、以权利人自身报价参数为参考的临时付款方案。
然而,法院仍然认为海信没有提出严肃、合理的反报价,并强调许可费应由市场决定,非由法院确定,进而拒绝裁定临时许可费。如果法院不负责确定双方存在争议的合理价格,却通过禁令大幅提高实施方不达成协议的成本,最后形成的市场价格恐怕无法反映专利本身的合理价值。此类协议日后被作为可比许可协议使用,其中包含的溢价进一步影响后续许可定价。
更值得关注的是,禁令带来的许可费溢价最终可能由消费者买单。实施方并非许可成本的最终承担者。当企业因禁令压力而接受高于合理技术价值的许可费时,增加的成本可能通过提高产品售价转嫁给消费者,也可能迫使企业压缩产品配置、减少研发投入或削减其他功能,以维持既有售价。即使企业自行吸收部分成本,也势必会影响其长期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消费者既没有参与专利许可谈判,也无法决定合理的FRAND费率,却要通过更高的价格、更少的产品选择、更受限的技术功能,为专利权人与实施方之间的利益失衡付出代价。一项局部禁令所创造的额外收益最终转化为整个市场需要承担的社会成本。
四、FRAND原则受到挑战
InterDigital与TCL、海信的争议已经不仅是单纯的专利侵权纠纷。
根据InterDigital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2026年第三季度报告,TCL已在深圳提起两项诉讼:第一项要求法院认定InterDigital提出的HEVC许可条件不符合FRAND原则,并确定适用于TCL电视产品的全球HEVC FRAND许可条件;第二项指控InterDigital在中国SEP许可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请求相应赔偿。InterDigital在同一份报告中披露,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KFTC)应TCL请求启动对其专利许可实践的调查。海信则于2026年4月向巴西竞争主管机关CADE提出投诉,指控InterDigital属于不愿许可的权利人(Unwilling Licensor)。
争议已经从实施方是否使用了专利,延伸至专利权人提出的许可条件是否合理,以及许可行为是否符合竞争规则。
表面上,专利权人与实施方均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身权益,问题是这两类争议解决程序在商业效果上并不对等。
全球FRAND费率诉讼和竞争法调查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出结果,而如前所述,临时禁令(尤其是巴西禁令)却会在短时间内对实施方的经营活动造成直接打击。于是,由此出现一种不公平的局面:实施方虽然正在通过法律程序寻求合理价格,却因为无法承受禁令风险而不得不在全球许可谈判中让步。这还是标准组织与各国法院所追求的FRAND精神吗?
五、禁令不能滥用
专利权人当然有权获得合理回报。对于真正拒绝善意谈判、长期不支付许可费的实施方,禁令或许是必要的合法救济。但保护专利权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通过限制市场来实现。
巴西司法实践中就曾出现其他选择。在DivX诉Gorenje案中,法院曾允许实施方提供1000万巴西雷亚尔的司法担保,解除此前的临时禁令。DivX诉Amazon案也有类似的担保安排。
如果能够通过经济担保、临时许可费或其他方式充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理利益,那么法院就应该进一步审视,立即限制实施方使用相关标准技术是否仍有必要,以及这种救济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统计,2024年全球专利申请量约372.5万件,巴西仅受理25,597件,占比不过0.69%。然而,在全球标准必要专利的博弈中,巴西法院的一纸临时禁令却成为撬动全球专利许可谈判的杠杆。0.69%撬动了100%,这究竟是专利保护还是一场闹剧?
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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