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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国古代的强盛王朝,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汉唐。可在不少西方研究者的叙述里,宋朝的位置格外靠前,指南针和印刷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普及,远洋商船把东亚和非洲连接起来,纸币第一次以国家信用的形式进入流通,人口也首次突破一亿。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梳理中国古代科技时,就把宋代视为成果最为集中的时期。
然而同样是这个王朝,对外作战长期处于被动,最终先后亡于北方民族之手。宋朝为什么能如此富裕,又为什么在边防上处处掣肘,答案要从一段寒冷的气候和一场颇具争议的和约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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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46年,长白山发生一次规模极大的火山喷发,火山灰远及日本列岛等地。
后来的树轮重建研究没有发现这次喷发在北半球夏季气温中留下显著降温信号,因此不能把长安地区的严寒或宋朝建立前后的气候变化直接归因于这次喷发。区域气候变化还受到太阳活动、海洋环流等多种因素影响。
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王朝兴衰,史书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记载。历史上的气候异常与部分王朝动荡时期在时间上存在重合,但不能仅凭时间重合就认定气候变化直接导致政权更迭。
气候一旦趋冷,降水线南移,华北和关中产粮区的雨季随之缩短,旱灾、蝗灾和冻害用不了几年就能拖垮黄河流域本就脆弱的小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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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若拿不出足够的储备粮赈济灾民,饥民起事便难以避免。而在纬度更高的北方草原,苦寒同样逼着游牧民族加快南下劫掠的节奏,这就是宋朝立国时面对的大环境。
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下令调集大军南下,辽圣宗亲自统兵,兵锋逼近澶州一带,意图以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结束持续二十余年的辽宋战争。辽军初期攻势凌厉,宋真宗赵恒一度打算南迁,若真如此,南宋的局面恐怕要提前一百多年出现。
好在宰相寇准等主战派坚持力争,这位不谙军事的皇帝被请上车驾,亲临澶州前线。此前龟缩城中的守军因此士气大振,依托城池向孤军深入的辽军反击,宋军还在澶州城下用床子弩射杀了辽军主将萧挞凛。
战局明显朝着有利于宋的方向发展,赵恒却不顾寇准反对,执意罢兵议和,结果是宋每年向辽输送岁币,两国以兄弟相称,并约定划定边界、互不侵扰;太祖、太宗念念不忘的燕云十六州则根本没进入谈判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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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正月初三,三十三岁的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奉命率军北征,京城却流传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的说法。
北征大军行至陈桥驿,赵光义、赵普等人把黄袍披到赵匡胤身上,众将下拜,大军随即回师开封,守军开门迎接,后周恭帝被迫禅位,宋朝就此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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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短短五十余年间政权更迭频繁,皇帝最担心的往往不是外敌,而是身边握有兵权的人。
赵匡胤比那些只顾享乐的君主看得远,他平定南方割据政权后,借着一场酒宴劝石守信等开国功臣交出兵权,再以田宅财物厚加赏赐,这便是后世熟知的“杯酒释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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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苏辙曾在制科考卷中直指宋仁宗耽于声色,仁宗并未加罪,苏辙后来还官至门下侍郎,位列宰执。
太宗一朝录取进士一千四百余人,年均数十人,规模远超唐代,进士入仕后升迁通道也明显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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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明清这些以武力立国的王朝,大多会摧毁旧的统治体系,没收旧贵族田产分给流民和士兵,征税因此相对容易。
宋朝靠兵变上台,原样承袭了后周的统治架构,为了安抚各方也不便触动旧地主的利益,“不抑兼并”便成了宋朝鲜明的政策底色。
向豪强征税从来不易,放任兼并带来的流民问题更是统治者的心腹之患。宋朝的应对办法是给失地农民留出路,要么回乡做佃农,要么进城到窑场、船场做工,攒下钱财的可以经商,读书有成的可以应举。上升的通道哪怕再窄,只要还有饭吃,就很少有人愿意铤而走险。
这和工业革命前期大量失地的英国农民推动纺织业兴起颇有几分相似,开封、洛阳、青州、襄阳等地的手工业和商业相继繁荣,说是东方版的“圈地运动”也不算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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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附加值高,积累财富的速度远快于农业,市民阶层也随之壮大。
但真正让西方学者高看宋朝的,是科技与海洋贸易的结合。
指南针用于航海、雕版和活字印刷的普及,让广州、泉州等港口停满远洋船只,航线东达日本,西抵阿拉伯半岛和东非。与汉唐偏重礼仪的朝贡贸易不同,宋朝商人做的是实打实的民间进出口生意。
宋初虽一度实行海禁,但海运运力远胜陆运,利润又极为可观,沿海居民纷纷下海,禁令难以维持,朝廷最终设立市舶司抽解征税,南宋时市舶收入已成为国库的重要支柱,史家多引“市舶之利最厚”一语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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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方面,占城稻的推广和农具的改良让一些地区的产量显著提高,北宋疆域虽远小于唐朝,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
商业扩张对货币的需求水涨船高。
唐代天宝年间年铸钱约三十余万贯,北宋神宗时期一度达到五百余万贯,可即便如此,钱荒依旧困扰着朝廷,日本、高丽等地也大量使用宋钱,宋钱在一千年前就具备了某种国际货币的地位。
为弥补货币缺口,在章献明肃皇后刘娥垂帘听政期间,朝廷于天圣元年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将原本由民间富商发行的交子收归官办,世界上最早由官方发行的纸币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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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22年,宋真宗去世,辽圣宗闻讯后率群臣举哀,感念这位与辽订立盟约的南朝皇帝。此后辽宋边境百年间大体相安无事,史书形容边民“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
每年的岁币数额,远低于此前战争的耗费,朝廷得以在承平中走向鼎盛,后来的皇帝在书画、茶道、诗词上的造诣颇为可观,宫廷带动下的城市娱乐业空前兴旺。单看这一面,澶渊之盟像是一笔花小钱办大事的划算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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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真崛起、金兵南下时,北宋的边防体系几乎一触即溃,靖康之变由此发生。到了南宋,岳飞北伐势头正盛之际被十二道金字牌召回,最终含冤而死,背后同样是宋廷对武将根深蒂固的防范。
但若据此认定宋朝一味软弱,也有失公允。面对横扫欧亚的蒙古军队,南宋坚持抗衡了四十余年,合州钓鱼城军民自1243年筑城后坚守三十余年,1259年蒙哥汗即死于钓鱼城下,这一事件间接影响了蒙古西征的进程。
宋朝还先后与辽、西夏、金长期周旋,能在这样的格局中维持三百余年国祚,靠的正是发达的经济与技术支撑起的财政和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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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开头的问题,西方学者之所以格外看重宋朝,并不是因为它的疆域或武功,而是因为它在一千年前就展现出商业社会的诸多特征,科技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贸易,城市繁荣、纸币流通、海外市场开拓,这些在后来欧洲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要素,宋朝都已有雏形。
汉唐的强盛写在疆土与兵威上,宋朝的强盛则体现在民生与技术上,而它在军事上的困境同样提醒后人,财富和技术若没有与之匹配的国防制度相护,繁华终究难以长久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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