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政治的“中庸之道”为何陷入困局？

民智评论

作者：孙锴轩，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约5400字，预计阅读时间17分钟）

导语

10月中下旬，法国多地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改善学校条件、减轻生活负担。

示威中，巴黎等地还发生了冲突。这场由具体民生问题引发的风波，再次暴露出法国社会矛盾的尖锐，也使欧洲各国面临的政治难题受到关注。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困难与民生压力相互交织，传统中间派政党虽仍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却日益受到社会不满和政治竞争的双重挤压。

民众的不满何以不断累积，中间派政党又为何难以摆脱执政困境？这不仅关系到欧洲各国的政局走向，也牵涉欧洲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

▲（图源/ Getty Image）

经济下行不断削弱社会基础

欧洲中间派政党近年处境日益困难，并非单纯因为选举失利。问题首先在于，支撑它们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已经发生变化。

战后几十年，西欧经济发展较快，工业生产不断扩大，就业机会随之增加。许多家庭靠着稳定的工作逐步改善生活，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老年人也有社会保障。

中左翼政党重视福利，中右翼政党强调市场竞争，双方虽然主张不同，却都能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支持。

群众愿意支持这些政党，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相信，日子总会越过越好，个人的辛勤劳动能够换来相应的回报。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这种信心，正是传统中间派得以维持政治地位的重要条件。

如今，欧洲经济并非普遍衰退，主要经济体增长缓慢，传统产业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德国长期依靠汽车、机械和化工等产业支撑经济发展，如今却受到能源成本偏高、外部市场竞争加剧等问题的困扰。

2025 年，德国经济增长仅为 0.2%，经济发展日趋停滞，工资收入的增长也难以满足人们对改善生活的期待。

对于执政党而言，经济形势好转本来是争取民众支持的重要凭据。如今，这方面的成绩不如过去，传统政党便很难再像从前那样，仅凭稳健施政的形象赢得信任。

▲（图源/ Getty Image）

比经济增长数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普通家庭的实际处境，住房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2010 年至 24 年，欧盟房价上涨了 53%。对于已经拥有房产的人来说，房价上涨可能意味着资产增值；但对于尚未买房的年轻人来说，却意味着更高的购房门槛和更沉重的租金负担。

欧盟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24 年，低收入家庭平均要将可支配收入的 37% 用于住房开支。收入本来就不宽裕，房租和水电费又占去很大一部分，留给其他生活需要的钱自然有限。许多年轻人即使有了工作，也很难靠自己的收入实现经济独立。

问题不只在于房子贵了，更在于人们开始怀疑，按照过去那样读书、工作、积攒收入的办法，是否还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这种忧虑并不限于住房。雇主担心工作岗位减少，年轻人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收入较低的家庭则更经不起食品、能源等日常开支上涨的冲击。

不同群体的困难各有不同，却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换来更好的生活。过去经济发展较快之时，即使有人在产业调整中受到影响，政府仍有较多余地改善公共服务、增加就业和帮助困难家庭。

▲（图源/ Eurostat）

如今，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各方面的要求却没有减少。群众希望收入有所增加，住房负担有所减轻，教育和医疗条件得到改善。这些要求并不过分。倘若许多切身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人们自然会对执政者提出质疑。

欧洲中间派的难处，在于它们长期处于执政中心，必须为现实状况承担责任。经济发展较快时，执政党可以用就业增加、收入提高和福利改善证明自己的政策行之有效。如今，生活中的困难迟迟没有缓解，传统政党过去积累的声望也就难以维持。

中左翼和中右翼在经济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仍有区别，但当它们轮流执政之后，住房、就业和公共服务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选民便容易对两者产生相近的失望。

问题不在于群众突然不再重视稳定，而在于他们希望看到的稳定，本来就应当包括生活有所改善。倘若政府只能要求人们继续等待，却不能使他们看到切实的变化，稳健施政也就很难成为争取支持的充分理由。

财政纪律与施政迟缓加深民众的不满

政府面对的问题越积越多，可供支配的财力却不是无限的。欧洲各国如今都要应付几笔难以回避的开支。

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医疗费用不断增加，俄乌冲突及欧洲安全形势的变化又迫使各国增加国防投入。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样需要大量资金。

与此同时，过去积累的公共债务还要支付利息。IMF 今年 7 月发布的欧洲财政研究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国防、医疗、养老金和气候转型等方面的开支，将给欧洲各国财政带来持续压力。

钱要花的地方越来越多，财政却难以同时满足所有要求。政府施政首先遇到的，便是如何安排轻重缓急的问题。

这并非杞人忧天。欧洲一些国家的财政已经相当吃紧。比如去年比利时财政赤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5.2%，而波兰更达到 7.3%。

欧盟已将多个成员国纳入过度赤字程序，要求它们采取措施纠正财政失衡。债务越重，偿还利息所需的钱就越多，留给其他公共开支的余地也就越小。

政府当然可以继续借钱，但借债不能没有限度。倘若投资者对一国的还债能力失去信心，政府日后借钱就可能付出更高的代价。到了这一步，即使政府有意增加公共投入，也得先考虑财政能否承受。

▲ 2026 年 5 月巴黎劳动节游行中，示威者以加油机模型讽刺燃油价格上涨。（图源/ Puls Biznesu）

英国最近公布的财政预算，便能说明这种两难处境。10 月 28 日，英国政府公布新预算，试图在帮助家庭和企业应对能源开支的同时，维持财政纪律。可是，政府能够动用的财政余额已经从今年 3 月的 236 亿英镑缩减至 150 亿英镑。

政府没有采取普遍增税的办法，而是安排了有期限的能源补助，并将福利改革、国防开支等若干重大决定留待下一轮支出审查。这样做有其现实考虑：眼下既要帮助民众，又不能使财政失去控制，政府只能谨慎行事。

然而，即便眼前的困难暂时缓和，往后的开支如何安排、改革所需的钱从哪里来，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预算可以维持一年的运转，却未必能替政府解决几年后的难题。

真正棘手的地方，还在于财政上的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增加税收，必然引起纳税人和企业的反对；削减开支，又会触及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继续举债，则要承担利息增加和债务进一步累积的风险。

这些问题没有一条轻松的出路。政府必须作出取舍，也必须向公众说明为什么这样安排。可是，对中间派政党来说，作出取舍往往意味着得罪一部分原有支持者。

中右翼政党若削减福利，可能失去部分工薪阶层的支持；中左翼政党若增加税收，也难免遭到企业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反对。

为了避免眼前的政治损失，政府很容易选择小幅调整，尽量把困难留给以后处理。结果是，许多政策看似不断推出，真正触及问题根源的改革却迟迟难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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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政治中的分歧，又使这种困难更加突出。欧洲不少国家的政党格局日益分散，执政党即使组成政府，也未必能够在议会中稳稳掌握多数。

制定预算、调整福利制度或推进结构改革，都需要争取不同党派的支持。各党都有自己的主张和选民基础，谈判本来就是议会政治的正常环节。

问题在于，当各方都不愿承担改革的代价时，妥协便容易变成一再拖延。原本需要作出明确决定的事情，被拆成若干小项分别处理；有争议的措施被推迟，难以取得一致的方案则被暂时搁置。

政府虽然仍在运转，却很难集中力量推进一套前后连贯的政策。等到问题再次出现，又不得不重新谈判。如此循环，既耗费政治精力，也使政策缺乏连续性。

中间派的困境由此进一步加深。它们长期强调稳健施政，也习惯通过协商和渐进改革处理矛盾。这些办法并非没有价值，但遇到财政紧张、利益冲突和议会分歧同时存在的局面，仅靠协调各方往往不够。

政府既不愿明确削减哪些开支，又不愿说明需要增加哪些税收；既承诺改善公共服务，又迟迟不能拿出稳定的资金安排。

各项承诺单独来看似乎都有道理，放在同一份预算中却未必能够兼顾。群众关心的也不只是政府是否公布了计划，而是计划究竟能否实行。

若每逢困难便推迟决定，每到预算谈判又重新争论，政府的承诺就很难令人信服。

街头抗议与选举竞争加剧政治力量分化

街头抗议的增多，只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不满正在改变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过去，许多选民虽然对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满，仍然愿意在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之间作出选择。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长期由传统政党主导的政治生活，究竟能否给国家带来真正的改变。这种怀疑一旦扩大，受到冲击的就不只是某个执政党，整个传统政党格局都会受到影响。

抗议本身并不意味着参加者拥有相同的政治主张。有人要求改善公共服务，有人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有人对移民、治安和国家认同等问题表达不满。

不同群体的诉求未必一致，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然而，反对现状的情绪却可能在街头汇集。对于一些新兴政党来说，这正是争取支持的机会。

它们往往把矛头指向长期执政的政治阶层，声称传统政党只顾彼此争斗，已经听不进普通民众的声音。这种说法未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却能把分散的不满引向一个共同的对象。

原本针对具体政策的抗议，也就可能演变为对传统政治的整体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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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选举的变化，说明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国家的偶然现象。2004 年，欧洲议会中共有 127 个国家政党获得议席；到 2024 年，这一数字已增至 220 个。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选举中，民粹主义右翼和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率，从本世纪初至今也有明显上升。

政党数量增加，反映出选民的政治选择日趋分散；传统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不再能够像过去那样，吸纳社会各阶层的大部分政治诉求。

比起简单地说欧洲政治正在向某一方向转变，更准确的说法是，原有的政治力量正在重新分化，新的政治力量也在争取自己的位置。

这种变化还影响着传统政党的政策选择。面对右翼政党在移民、国家认同和社会秩序等问题上不断扩大影响，中右翼政党往往需要调整自己的立场，以免继续失去选民。

部分传统政党也开始支持更严格的移民和庇护政策，并在环境保护等问题上作出调整。欧洲议会近年来围绕移民规则和绿色协议的争论，便反映出这种变化。

即使激进右翼政党没有直接进入政府，它们提出的问题也可能迫使其他政党改变政策。政治影响力并不完全取决于掌握多少议席，还取决于能否改变其他政党的议程。

传统政党为了争取选票而不断调整立场，固然可以缓和一时的竞争压力，却也可能使原本由它们主导的政策方向发生变化。

▲ （图源/Getty Images）

当然，不能把所有抗议都看作激进政治力量扩大的征兆，也不能认为对现状不满的人必然会支持某一类政党，毕竟街头抗议与选举投票是两回事。

有人通过示威表达意见，有人选择支持新的政治力量，也有人对所有政党都感到失望，干脆不再参加投票。即使是支持激进政党的选民，其关心的问题也不尽相同。

有人看重移民政策，有人更在意就业和社会保障，还有人主要希望改变长期由传统政党掌握权力的局面。

不同诉求暂时汇集在一起，并不意味着这些选民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政治纲领。一旦进入执政阶段，围绕具体政策的分歧仍然可能重新显现。

欧洲政治格局变化考验中间派的治理能力

欧洲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最终还要看各国政府能否把事情办好。政党之间的争论可以十分激烈，选举结果也可能出现很大变化，但国家总要治理，欧洲各国之间的合作也不能停下来。

俄乌冲突尚未结束，欧洲需要加强自身防务；国际贸易摩擦不断，欧洲工业又面临激烈竞争；移民管理、能源转型等问题，也都需要各国共同应对。

这些事情牵涉各国的切身利益，单靠一国之力难以解决。倘若各国政府只顾眼前的国内政治得失，不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一致，欧洲便很难形成有力的行动。

眼下的困难在于，各国政府越来越难以同时兼顾国内政治和欧洲共同利益。过去，法国、德国等主要国家的中间派政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各国传统政党的国内支持基础发生变化，执政者不得不更加顾及本国选民的态度。涉及欧洲共同政策时，各国政府首先考虑的往往是这项政策会给本国带来什么影响，是否会引起国内反对。

原本需要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因而容易成为来回扯皮的对象。各国都希望从合作中得到好处，却未必愿意承担同样的代价。欧洲一体化所依赖的政治共识，也就更难维持。

▲（图源/EU）

欧洲议会的实际运作，已经显示出这种变化。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后，传统亲欧党团仍然是议会决策的主要力量，却已难以依靠固定的多数推动所有政策。

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对 2024 年 7 月至 2026 年 6 月间欧洲议会 5,282 次唱名表决的分析发现，欧洲人民党仍主要与社会民主党、自由派合作，在部分议题上也会争取绿党的支持；但在移民、环境和企业监管等问题上，各党团的合作关系并不相同。

欧洲人民党有时会转而寻求右翼党团的支持，以推动收紧移民规则或调整绿色协议的部分规定。

由此可见，欧洲议会并非已经陷入无法运转的境地，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各项政策越来越需要重新争取支持，过去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已不能保证每一次表决都顺利通过。

这种变化对欧洲的长远发展有着实际影响。以国防和对乌克兰援助为例，欧洲各国需要就资金安排、军事援助和安全责任作出共同决定。

2026 年 1 月，欧洲议会以 499 票赞成、135 票反对、24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向乌克兰提供 900 亿欧元支持贷款的决定。这表明，在涉及欧洲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各党仍然能够形成较广泛的支持。

然而，能够就一项紧迫问题达成一致，并不意味着各国已经解决了长期合作中的难题。防务建设需要持续投入，产业发展需要稳定的政策环境，能源转型也需要企业和家庭有足够的时间作出调整。

如果各国政府的政策随着国内政治变化而频繁转向，欧洲便难以形成持续而稳定的行动。

▲（图源/EU）

不过，也不能武断地认为欧洲中间派已经失去了应对局面的能力。欧洲议会的表决情况表明，传统政治力量仍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多数。右翼政党虽然扩大了影响，却尚未形成稳定而统一的议会多数。

各党在移民、环境、经济和对外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也使它们难以长期采取一致行动。欧洲政治的变化，既增加了协调的难度，也使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得到更多表达。

对中间派来说，这是一场无法回避的考验。它们不能只把维护现有制度当作争取支持的理由，也不能为了应付选举竞争而不断改变立场。

欧洲各国需要的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也需要能够长期坚持的共同决定。政府必须向民众说明政策的代价由谁承担、能够解决哪些问题，还要让各国之间的承诺真正得到落实。

只有这样，妥协才不至于成为拖延的借口，协商也才能产生实际结果。中间派能否重新获得支持，最终还要看它们能否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形成稳定的执政基础，并使民众看到现有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他们能否适应新的政治局面，欧洲能否在政治力量日益分散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共同事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能否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

撰稿：孙锴轩

编务：祖赫鸿

责编：邵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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