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重庆大众游艺园二楼,地下党员林向北正整理一批进步报刊。楼下忽然传来汽车轰鸣和杂乱脚步,几辆军车停在园外,持枪军警迅速封锁出入口。
这个场面,对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林向北并不陌生。真正让他感到棘手的,不是自己如何脱身,而是屋里藏着的同志和大量材料。
那时的重庆,局势已经十分紧张。华蓥山起义失利后,一些同志转入城市隐蔽活动,林向北负责联络、掩护,并将《反攻》《挺进报》等进步刊物以及新华社消息,设法转交出去。
办事处表面上只是东方人文学院驻城区的一个机构,实际上兼有联络站、藏身处和宣传点的作用。材料越积越多,危险也越近。偏偏就在准备分发的前一天,军警突然包围了大众游艺园。
林向北没有立即搬走,正是利用了一个看似反常的办法:把工作地点放在人流密集处。重庆的大众游艺园出入者众多,军警未必会想到,重要联络点就藏在喧闹场所的二楼。
这招有“灯下黑”的意味,却不是没有代价。人多眼杂,邻里关系、来往人员,稍有疏忽便可能引来怀疑。林向北留意的邻居中,有一位住得十分凌乱的落魄画家,名叫王嘉仁。
王嘉仁的房间很不像读书人的居所。被褥随意堆在床上,破报纸、旧杂志和烟蒂散落一地,墙角还放着未完成的画稿。平日里,他很少与旁人交往,日子过得颇为潦倒。
有意思的是,这位看起来落魄的人,曾在法国、比利时、瑞士留学。回国后,他没有显赫家世,也缺少社会关系,只能靠作画维持生活。熟悉他经历的人,私下称他为“三国大学士”,这称呼带着几分调侃,他却并不计较。
林向北起初认为,王嘉仁虽不得志,却有读书人的自持,不会轻易同军警合作。可楼下的封锁声越来越近,任何判断都不能只凭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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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警先控制了园内通道,随后冲进楼房。林向北掀开窗帘一角,看到钢盔和枪口在楼下移动,便知道突围已经不可能。桌上的报刊、刻印材料,还有与地下工作有关的物件,都成了不能留下的证据。
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撞开。闯进来的竟是王嘉仁。
林向北一度以为对方前来告密,压低声音说:“你若出卖我们,谁也保不了你;现在帮忙,或许还有机会。”
王嘉仁脸色一沉,回答道:“真要检举,你们不会等到今天。”
他没有多作解释,指着桌上的材料催促:“快搬到我屋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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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分量很重。材料放在谁的房间,谁就可能承担后果。王嘉仁却主动把危险引到自己身边,利用房间杂乱、纸张堆积的状况,将那些报刊混在旧物之中。林向北随即把材料转移过去,动作很快,不敢发出太大声响。
楼下又传来骚动。军警与百姓发生冲突,有人倒在地上喊叫,周围群众虽面露不满,却无人敢上前。一个军警长官拿着喇叭命令所有人原地接受检查,随后几名士兵上楼搜查。
他们在二楼停留了一阵,翻动了几处房间,却没有进行细致查验。王嘉仁屋内本就杂乱,旧报纸与画稿层层叠放,反而成了掩护。林向北的住处也提前收拾过,关键物品没有暴露。
屋里一片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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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军车重新发动,驶离大众游艺园,两人才敢靠近窗边查看。后来林向北才得知,军警此次行动主要是因为附近疑似出现电台信号,并非已经掌握了他的身份。
这场虚惊让林向北重新估量了这个邻居。王嘉仁没有参加地下组织,也没有公开身份,却在最危险的时候把自己置于风险之中。这样的选择,显然不能用“落魄画家”几个字解释。
搜查过后,林向北没有急着撤离。他判断,军警既然已经查过这里,短时间内反复搜查的可能性反而降低。办事处继续运转,王嘉仁也仍住在那间杂乱的屋子里。
新中国成立后,林向北向有关方面介绍了王嘉仁的经历和学识。凭借在欧洲求学形成的知识基础,以及多年积累的艺术修养,这位曾经靠作画度日的人,后来被安排到大学任教,成为一名教授。
那场发生在重庆二楼的搜查,没有留下枪声和牺牲,却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一个地下工作者得以继续完成任务,一位被旧时代埋没的知识分子,也终于获得了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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