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暗面：一个中国女留学生的最后六天，与一个“师长”的沉默猎物

2026年11月2日，大邱地方法院刑事审判第13庭。

31岁的郑昌圣站在被告席上。当辩护律师说出“承认检方提出的所有指控”时，旁听席上没有出现预料中的骚动。距离那个25岁女孩在庆尚北道庆山市的公寓里停止呼吸，已经过去了七十余天。郑昌圣被控的罪名列在一份不算短的清单上：杀人、损毁尸体、遗弃尸体、隐匿尸体、妨害执行公务。他全部认了。

法官面前摊开的，不只是一起杀人案的卷宗。检方在庭上抛出了一个尚未收束的线索：郑昌圣还涉嫌对其他受害者实施性暴力，警方仍在调查，若条件具备，将把两起案件并案起诉。这意味着，11月2日的认罪，可能只是一个更幽暗的剖面被切开的开始。

而在吉林，一个家庭仍在等待一个他们清楚可能等不到的结果。女孩的姐姐曾对媒体连说三句“要他死”。家属委托的律师团队已经向吉林市公安局提交法律文书，请求行使属人管辖权，并向中国驻釜山总领馆发出领事保护与外交协助函，试图在韩国司法程序的缝隙之外，撬开另一条通往审判的路。

她本来只打算在韩国停留九天

女孩化名文文，吉林人，25岁。2026年6月，她刚从大邱加图立大学硕士毕业。她和男友双双考取了研究生，已经在国内敲定同一家单位的教师岗位。8月14日，她独自入境韩国，目的是领取研究生毕业证书，按计划8月23日飞回国内，入职，开始一段被身边所有人认为“本该如此”的生活。

她只带了取一份证书所需的行李和期待。没有贵重财物，没有与人结怨的公开记录。危险来自一个她认识的人，一个曾在讲台上给她上过课的人。

郑昌圣，31岁，中国籍，大邱加图立大学讲师，拥有韩国永久居留身份。他讲授康复治疗学和神经解剖学，曾在庆尚北道一家医院从事康复相关工作。在同学眼中，他“平时与学生相处较为融洽”，因为是“同为中国人的缘故”，对文文照顾有加。这份“照顾”的底色，后来在警方的调查中呈现出另一副面孔：检方指控，郑昌圣此前曾骚扰多名女留学生，遭校方举报后受到其他教授警告；他在与一名女留学生交往期间，又于今年3月与文文发展关系，并对两名女方互相隐瞒。

8月20日凌晨2时许，监控画面记录下文文与郑昌圣一同走进他在庆山市河阳邑的住所。画面中没有胁迫，没有争执，一个选修过对方课程的学生，在异国的深夜，走进了“老师”的家门。约四个小时后，检方指控的杀人行为在这个房间里发生。

“恋人关系”与一把勒紧的绳索

关于作案动机，郑昌圣在警方审讯中给出过一个版本：两人是恋人，因结婚等问题发生矛盾。但文文身边的人驳斥了这一说法，警方也认为，在受害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嫌犯的单方供述认定关系性质。

检方在起诉阶段勾勒出的动机，比“情感纠纷”更为冰冷。郑昌圣“极度恐惧两人的交往事实被外界知晓”，担心这会导致他受到处分，甚至失去大学讲师的职位。文文在争执中扬言要向校方公开两人的关系，那把勒紧的绳索，便是在这个瞬间被拉到了尽头。

一个讲师对“职位”的执念，与一个25岁女孩对“揭发”的威胁，在天平上的重量从来就不对等。但郑昌圣选择了让其中一端永远消失。

一个反侦察者的“冷静”

作案之后的行为，构成了这起案件中最令人脊背发凉的部分。

当天晚上10时30分许，监控拍到郑昌圣身穿女装、以帽子遮住脸部，独自离开住所。他带着文文的手机前往东大邱站一带，在车站附近关闭了手机电源。随后，他在洗手间等场所换回男装，返回自己的住处。警方在初期曾依据手机定位信息，将东大邱站一带判断为文文“最后出现的路线”，投入搜寻。一个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走了一段本不属于他的路，只是为了把警方的视线引向错误的方向。

8月21日，郑昌圣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他自称是文文的男友，向警方申报女友失踪，全程配合问询，塑造出一个“焦急寻人”的无辜形象。而在学生群里，直到8月24日晚——文文失联已经四天——他仍在发布下一节课的通知。有同学后来对媒体说，得知他涉案的消息，“起初难以相信”。

肢解与抛尸的分布，进一步抹去了“临时起意”的可能。检方指控郑昌圣在住所内损毁遗体，将尸块分别抛弃在庆尚北道庆山、庆州、尚州，以及大邱、京畿道军浦等五个地区的垃圾场、荒山和江边，部分遗体藏匿于住所之内。警方根据其供述与车辆行驶路线展开搜索，在多个地点收殓遗骸。8月25日晚，郑昌圣在庆山市河阳邑被抓获。距离文文失联，已经过去了五天。

“无精神病”与一道量刑的裂缝

归案后的郑昌圣曾答应接受精神变态人格测试，但在临检测前反悔拒绝。后来进行的黑尔精神病态人格量表（PCL-R）评估中，满分40分，他的得分未达到韩国通常认定的25分界限，结论是“不属于精神病态范畴”。这一纸鉴定，在韩国司法语境中并不令人意外，却在家属和关注此案的中国公众心中划开了一道更深的裂口。

韩国《刑法》规定杀人罪可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自1997年12月之后，韩国没有再执行过死刑，在国际社会被归入“实质性死刑废止国”。代理家属维权事务的臧梵清律师在案发后曾公开指出，如果在韩国受审，嫌疑人“可能不会被认定为死刑”，“这对于家属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家属做出了那个在法律上艰难、在情感上却几乎别无选择的决定：推动引渡。9月2日，文文家属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正式委托律师团队代理全部跨境法律事务，并写明“克服万难也要将凶手引渡回国审判”。律师团队向文文户籍所在地吉林市公安局提交法律文书，请求依据属人管辖原则为后续中韩刑事司法协助或引渡程序奠定基础，同时向中国驻釜山总领馆发出请求领事保护与外交协助函。

然而，引渡的现实门槛并不因家属的决心而降低。在案发阶段直接将嫌疑人引渡回国的可能性被法律人士评价为“比较低”，是否启动引渡程序，属于国家层面和司法机关的外交决策。即便韩国法院最终作出有罪判决，刑罚将在韩国境内执行。一个中国公民在另一个国家杀害了另一个中国公民，两个国家都拥有管辖的触角，但受害者的家属发现，他们想要的那种“公道”，在现行框架下可能无处安放。

余下的问题

11月2日的认罪，为这起案件在韩国司法程序中的推进清除了最表层的一道障碍。但郑昌圣“承认所有指控”的平静，并不能回答那些真正沉重的问题：一个曾经站在讲台上的人，为什么能在作案后穿着女装穿行于车站，在群聊里若无其事地通知上课，在报警电话里扮演一个悲伤的男友？那些尚未调查完毕的性暴力指控，是否会拼出一个比“单人作案”更复杂的图景？而一个已经事实上停止执行死刑的司法体系，将以什么样的刑罚，来回应一个25岁女孩被从毕业证书领取者名单上永久抹去的重量？

文文原本应该在8月23日登上回国的航班。她的男友在国内等着她一起办理入职手续，两个人已经找好了同一家单位。那条从庆山到机场的路，她走过一次，是去取一张证明她完成了学业的纸。她没有走完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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