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四军四师政治部科长奚原：新四军四师一批珍贵历史文献的下落

原军事科学院《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室主任奚原

新四军四师一批珍贵历史文献的下落

——答安徽日报社记者刘培生

奚 原

(1989年4月)

北京的4月，桃花盛开。为着了解新四军四师一批珍贵历史文献的下落，我们来到风景秀丽的西山某部队干休所里采访了奚原同志。

这位年已72岁的老同志，不久前才离退下来，还继续担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新四军四师教育科长，同时兼管《拂晓报》部队版工作。所以我们的采访，就从全套《拂晓报》合订本的收藏与散失谈起。

(一)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我们首先探问那套完整的《拂晓报》合订本的情况，奚原同志回顾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拂晓报》是敌后根据地最负盛名的报刊之一。自1938年9月29日在彭雪枫同志亲自领导下创刊以后，一期不缺地被汇集起来，保存在报社里。到了抗战后期，预示着形势将有大的变动，为了使这些珍贵的报纸资料能够妥善保存下来，我们决定将它装订成册。当时根据地条件很艰苦，只有老土布，我特地请联络科长徐今强同志设法从敌区买来蓝色细洋布，装裱合订本的封面。在出版发行科长李波人同志的支持下，印刷同志认真完成了装订工作。共约二十大本，配做了两只木箱存放起来。

1945年9月初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华中各根据地连成一片，12月成立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其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由原新四军一师(兼苏中军区)和四师(兼淮北军区)的司、政机关调配人员组成，进驻淮安。于是，原来四师的一些文献、档案等，包括《拂晓报》合订本,还有其他珍贵的历史文物，一起运往淮安城，归入华中军区。

改建时我正在泗县军分区检查工作，随后赶到淮安。关于四师的这一批历史文献，陆续听同志们谈起，约包括下列几部分：

一、完整的《拂晓报》合订本。

二、彭雪枫同志的各种有关文献及遗物，约有：

1.彭雪枫同志和四师领导对上级的文电稿，主要是四个方面：①给中央军委、毛主席；②给十八集团军总部；③给中原局、长江局、华中局；④给江北指挥部。在从津浦路西转移到路东后，徐树森同志即曾将路西时期两皮挎包电报稿面交彭师长亲自保存，此后列入彭的遗物。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文献。至于对下级的电文稿，当时均按规定限期销毁。

2.彭亲手写的四师历次师党委会议记录、部分讲话手稿。

3.彭阅读过的马列、军事、政治、文艺书籍，多有详细批注和笔记。

4.《彭雪枫同志纪念册》全部文稿(已经编好，未及付印)。

5.彭生前使用的遗物，主要是陈列过的军装、衣服、望远镜怀表、钢笔、钢墨盒等。至于家信和照片，均由林颖同志保存至今。

三、四师的人事档案和干部整风自传。

四、四师的文件档案及图书资料室收藏的书籍、报刊(其中也有《拂晓报》）、资料等

华中军区成立后，随即面临着新的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和任务，上述各类文献物品都被作为历史的陈迹保存起来。在当时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作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

(二)分别向山东转移

我们接着问到这批文献物品从淮安北运山东的情况。奚原同志说：1946年6月蒋介石反动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7月中旬调集大军向华中解放区进攻，粟裕司令员首先指挥我军在解放区前沿胜利地进行了苏中战役，掩护了后方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到9月19日我军主动撤出两淮(淮阴、淮安)时，华中军区机关人员和物资，包括上述全部文献，早已安全向北转移了。记得我从苏中前线回来，为调整布置战区军邮站线，于敌军来到前在淮安城及其外围停留数日，此时各机关驻地均已腾走一空。

后来知道，这批物资是分两路北运的，最后大都(不是全部)汇集到山东莒南县大石头村一带——这里是解放战争初期华中军区设立的一个后方基地。直到最近，我才进一步了解到这批物资分两路北运的一些情况。

一路是较为大宗的物资，包括华中军区及原新四军一师、四师的一批文档，图书馆的书籍，彭雪枫同志的衣物和书籍，摄影器材，印刷器材等，装了好些骡马车，与后方人员(包括文工团女同志、家属队等)一起，直接从淮安分别向山东后方转移。其中有些笨重物资(如大部分铅印机器和器材)，在运离淮安后，中途就地隐藏。

另一路是较为重要的文献文物，包括重要档案、《拂晓报》合订本、彭雪枫同志的部分遗物等，则由一些民工挑运，随同野政机关行动，到鲁南战役或莱芜战役以后才转送后方的。我于1947年春到四纵队去了三个月，5月孟良崮战役后回到野政，发现那些挑子不见了,经查问得知，为减少机关使用民工，那批东西存到后方去了。这个所谓后方，显然就是大石头村。当时忙于前方工作，并不清楚后方情况。最近了解到，随野政行动的这批挑子，并非全部转到大石头村去了，还有另行处理的。陈其五同志(当时是华野政治部宣传部长)生前说过，在鲁南战役以后，他把《拂晓报》合订本和彭雪枫同志部分遗物，移交给王少庸同志(当时是设在后方的、由原山东军区机关改组的华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去保存了。最近李波人同志证实了这一情况，据他回忆，王少庸同志主动要求：“彭师长的东西就剩下这一点了，交给我带到后方去保存吧。”在大约属于沂南县的上榆林村，波人同志经手进行了清点移交，其中有《拂晓报》合订本，彭雪枫对历次师党委会的亲笔记录，彭生前所用的浪琴表雪弗利钢笔、铜墨盒等。这部分文物，数量有限(只有一两个挑子)便于携带。此后，华东军区政治部从容转移，先到胶东，再到渤海驻定下来，始终处于安全的后方，未受到敌人的威胁，我也一度避居那里写成了《华野立功运动总结》。由此可以推测，王少庸同志接受保管这部分文物，不可能因战争而损失，也不可能送到不属于他的系统而又逐渐受到敌情威胁的原华中军区后方大石头村去。

(三)巧妙地进行了隐藏

我们着重问到在大石头村受敌情威胁时，汇集在那里的文献是怎样隐藏的？奚原同志说：这只有当时参与其事的干部和群众最清楚了，唯有向他们调查。

建国初期，我到东南沿海及广州工作一个时期回到南京以后，未见这些文献提取回来，便打听它的存放地点。直到1956年下半年才由知情者转来一个中式信皮(现在还存在我这里)，上面写着：“董朴俭、王化南、张鼐，1947年3、4月间，经手埋于山东莒南县大石头村(当时大石头村驻有华东野战军直属队后方单位和印刷厂，后方单位主要是领导干部的家属。王庆华同志当时是协理员)。”根据这个线索，经过了解，发现上述经手人中的张鼐同志就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因此决定报告该院钟期光政委，请批准张鼐同志到山东营南县去一趟，调查寻找这些历史文献。军区政治部秘书宗楠荫、彭长生同志具体办理这件事，按张鼐同志要求配了一名通讯员，调来一匹马，同往山东，但此行了解较简单。不久我也调离了南京。

1979年春，河南的一些同志来京组织《忆彭雪枫同志》的书稿，同时收集新四军四师的历史资料。我又把大石头村这个线索提供给他们，建议他们再去现地调查，并给济南军区政委萧望东同志写了信，请予协助。河南的党史工作干部冯文纲、张学忠两位同志得到萧政委的支持，遂于4月23日至28日到大石头村一带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济南军区群工部孙文跃同志、山东省委宣传部李柱国同志陪同前往。在临沂地委、莒南县委宣传部大力协助下，他们同参与文献资料埋藏、挖掘、经手的当事人及知情者，进行了三十多人次的座谈、访问，还到县公安局、财政局、文化馆、档案馆等单位进行了调查，掌握了较详细的情况，并拍了照片。

据他们了解，1947年初，华中军区向北转移汇集到莒南县大石头村一带的后方机关，有直属队的家属队、印刷厂、医院、后勤部门等大小28个单位。到2月下旬莱芜战役后，位于山东解放区东南部的这个后方基地，逐渐受到敌情威胁。约在3月间，领导上决定全部人员撤离该地，无法携带的文档物资，就地分散秘密隐藏。

在人员撤离前，后勤部的安主任和黄科长，找该村支部书记单聚、庄长单士收两个老党员交待任务，请他们负责隐藏一批重要文件和一个烈士的材料，要求严守机密。他们认真接受了这个任务，研究各种挖洞凿石埋藏的方案，都觉得容易惊动四周，暴露出去。最后想出了一个利用公开殡葬的埋藏方法，得到党组织批准。

原来大石头村的河北村(以大石头河为界分为南北村)，有一个党员、区公所财粮干事单修竹，他的祖母已死了三四年，遗体用棺木丘在墓地，准备等他的祖父死后一起殡葬。为了迅速、秘密地将这一大批文献资料埋藏起来，党组织决定动员单修竹家提前砌墓，先把他祖母的遗体入葬，而把为他祖父准备的空墓穴用来隐藏文献资料。

当晚庄长单士收同志，就对单修竹的父母进行耐心的思想工作，终于取得同意。只是提出了三点实际困难：没有准备砌墓的砖，没有砌墓的工匠，没粮给帮助砌墓、殡葬的人吃。这些困难均予解决，次日即由区公所送去两袋谷子，庄长将自己的白萝卜送去两篮子，黄科长送去二斤油和几条鱼；向几家借了砖送往墓地；由单士收、单士贵、单聚三人担当工匠。当日下午破土砌墓，至第三日傍晚就将一墓两穴修好，先将祖母的棺木入士殡葬，天色渐渐黑，庄长打发大家回去歇息吃饭，他和单聚留下做扫尾工作，用砖将那个空墓穴的洞门虚掩，外加浮土而归。至深夜，由单士收、单修竹、单聚三人将要隐藏的全部文档物品抬到墓地，迅速埋入空墓穴。

在埋藏过程中，部队安主任、黄科长，区长王延林，区委书记庄福承等，先后赶到现场察看，安主任并讲了话，他说：这里也埋着党的机密文件和一位烈士的遗物，一定要保守秘密，就是牺牲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也决不能让这批材料遭受损失。三个老党员当场对天发誓：誓死保守党的机密，就是掉头也绝不泄密。

当夜凌晨，安主任又把另一批用纸袋装的材料、笔记本、留声机、唱片和一个铁皮箱等送往北山善杏村，交给支委单志同志，埋藏在刚收割的高粱地里。为了伪装掩护，在这块地面上撒了草，圈了羊，任羊群在上边屙尿。

是夜，驻在这个基地的后方单位人员，即向北转移。约三四天后，黄科长又来查看一番。并带走几纸袋材料和几个笔记本。

过去传说，全部文物装在一口棺材里埋藏起来，是把上述情况简单化了，前面提到信封上所写“董朴俭、王化南、张鼐经手”，也不很确切，当时他们是在大石头村一带，负责印刷厂等，似并未直接参与埋藏这批文献。总之，在解放战争时期，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大石头村老党员，巧妙而严密地隐藏了这批文献，未受任何损失。他们完满地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四)令人痛惜的自我损失

理所当然，我们最为关心的是这批文物的下落。奚原同志深感惋惜地说：关键在于下落问题。我们追溯上述经过情况，目的也是为了有助于探明它的下落。根据两次调查的情况来看，这批文献并未落入敌手，损失于战争时期，却因工作疏忽，损失和散失于建国以后。

1956年下半年(或1957年上半年)张鼐同志前往莒南县调查时，发现这批于1947年春埋藏于地下的文献时近十年，解放后亦时近八年，竟然一直没有物主或经手人前去提取。1951年初全部被挖掘出来上交到县政府，堆放在走廊里也已近六年，由于未予重视，无人保管，以致损失和散失殆尽。据张同志回来汇报，当时只剩下少量铅印的马列著作等书，他认为已经有了新版本而未予收集；同时，因发大水，他也未能按照要求追踪调查散失的线索。

1979年冯文纲、张学忠同志再度前往调查，虽然时隔更久，他们对于这批文献挖掘出来的经过及下落，还是作了认真细致的访问。据他们了解，大石头村的单士收、单修竹、单聚三位老党员，按照党组织的要求，不但在解放战争时期严密地保卫了这批文献资料,而且在解放后仍然守口如瓶，等候交存的部队同志来提取。直到1950年冬至1951年春，莒南县人民政府发出《清查部队物资的指示》，并张贴布告，号召广大群众交出在解放前为部队保存的全部物资，否则一经查出，以贪污军事物资治罪。至此，三位老党员才不得不向当地政府报告，并坚持要把这批物资交还给原部队。县财政局不允许，并限定日期立即上交。在此情况下，他们三人才将墓口扒开，检查内藏物件，封条如故，完好无损。墓穴内虽积水约四指深，使部分文件和军用地图受潮，并未损坏，他们将其晒干后复装入箱内。然后连同北山善杏村所藏之物件，一同上交区公所，由区转交县财政局。从此便遭到浩劫。

这批重要的无价之宝，上送到财政局之后，负责清资的财政人员，却把它看作无用的废纸，既不予以查看登记，也不给打收条，就朝胡乱扔在檐下的走廊里，无人保管，任其散失损毁。起初是会计需要箱子装账本及其他物品，便把这些箱子里的文件、书报、地图、笔记本等倒出来，乱成一堆，人们可以随意翻腾，拿走，糟蹋，或据为己有，或送人，或糊墙，甚至当手纸用。如会计孟庆顺同志说：“我在办公室见卢金荣拿的有书、笔记本，后来我也拿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页上还写了许多红蓝铅笔字，有丁玲的名字，‘文革’中被红卫兵烧了。”原会计卢祥智说：“有几包军用地图，不知被谁拿走了。”原局长马玉亭说：“当时没有把这些书籍当东西看，你拿一本，我拿一本，就这样拿散了。”更严重的是搬了三次家，每次都把那些既烂又乱的书报堆起来烧一批。还有些人偷出去当废品卖掉，查出几起，未查出的还多。经过几年，这批文献由多到少，以至消失。

这一革命文物损毁事件，令人十分痛惜，也值得从中吸取教训。

(五)尚存一些线索和希望

在谈了上述不可挽回的损失以后，奚原同志又流露出些微希望的神情。我们追问：这批历史文献是否还会有些幸存者呢？他用探讨的口气说：损失肯定是严重的，但也并非全部东西都绝望了，重要的在于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抓紧搜寻，也可以叫作抢救，或许会有某些收获。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还两次重提这件事的意义。

对于大石头村隐藏的物品及其下落，我们根据已有的反映似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从淮安城用骡马车运往大石头村的物资，数量是较大的，其中真正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的只占一小部分。据赵易亚同志(当时是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回忆，在淮安时军区的图书馆就有几千册书，即使只运走一部分，其所占比重也是较大的。还有司令部的备用军事地图等，也占一定分量。比较而言，这些印刷品(除了孤本和有珍贵批注者外)一般并不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第二,根据调查反映，被拿走和损毁的，大部分是图书和军用地图，个别的谈到笔记本，很少涉及珍贵文献。这当然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混在一起损失了，一种是被有识者拿去收藏起来了。即使收藏起来，经过几十年，特别是经过“文革”，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也已损毁了，一种是仍然存在，甚至已经交给了党史、军史征集部门。

第三，整批东西送到县财政局，既搞财政，识字的人还是多一些的，堆放那么多年，任人翻阅拿取，其中重要文献被发现而个人加以收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冯文纲、张学忠同志调查时，即了解到以下有关人员线索：朱景云(女，原财政局会计、科长，文化水平为局内最高，1969年调走，在上海工作)，迟玉民(女，原会计，文化水平亦高，对这批资料存放财政局的全过程最知情，在兖州工作)，王延林(原九区区长，为该批材料由区交县的经手人，任郑州市委党校书记)。还有原局长马玉亭等。

第四，大石头村的材料，也有未曾送到莒南县财政局的，例如前面所说，当后方人员撤离该村三四天后，黄科长又返回查看，带走几纸袋材料和几个笔记本，可能是比较重要的文献。冯文纲、张学忠同志调查时了解到，黄科长曾于1965年又亲往莒南县，找到一本蓝皮日记本而归。据涡阳县委档案馆反映，原新四军四师侦察科长、曾任六安军分区司令员黄明善同志处，保存有彭雪枫师长的手迹，有人认为他就是上述的黄科长，这当然要调查核实。黄科长是当年隐藏文物的经办人之一，从前后表现看，也是懂得和爱好收集保存文物的，应是重要线索。

除大石头村以外，还有1947年鲁南战役以后，李波人同志亲手移交给王少庸同志的《拂晓报》合订本和彭雪枫部分遗物，也是比较重要的。据冯文纲、张学忠同志在莒南县调查，“关于20本蓝布皮《拂晓报》合订本一事，在调查中当事人没有一人谈及”，也说明这套完整的蓝布皮合订本已随王少庸同志北上，并未送到大石头村去。(当然，大石头村也存有不完整的《拂晓报》，据赵易亚同志回忆，在淮安时，华中军区图书馆保存有包括四师在内所出版的各种报刊，也曾北运后方。)对于王少庸同志带往当时的华东军区的这批文物的下落，也应着重调查寻找。王少庸同志的爱人蔡得琪同志(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长)和当年的警卫员王德彪同志，都可能提供情况和线索。

关于建国后到莒南县调查这批文物资料的，已知者共计五次，除上面已经提到的1956年张、1965年黄科长、1979年冯文纲和张学忠三次外,还有1952年(或1953年)“三反”后赵易亚同志派董朴俭同志去过一次，1966年“文革”初期安主任去过一次。但这五次都不是原来的物主有组织的正式调查和搜寻，皆无实际收获。

最后，奚原同志恳切地说：这些年，凡是河南、安徽的同志来到我这里，我总是建议他们两件事：一是追踪寻找华中抗日时期的这批文献，二是抢救复印现存的《挑晓报》。开始都很热情，结果都无下文。其实，这批文献从山东散失，有关人员也就是分布在附近的河南、安徽、江苏、上海几个省市，现在军队、地方已设置了党史征集办公室或方志编辑部门，可以说是有力量、有条件作进一步调查和追寻的，也有可能找到一部分有价值的文件、电稿、记录、笔记、报刊等。至于时间，近四十年前就开始散失，现在寻找，当然嫌晚，但世界上对于百把年，几百年，以至几千年前的文物还在寻找，我们对于当代的革命文物，只要有一点线索，有一线希望，岂可放弃。衷心建议《安徽日报》呼吁一下，几个省市的有关部门互相协同，把这件事办一办。（选自奚原著《奚原九十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