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亚细亚问题讨论会

老何往事杂忆：1981年发生的两件事（修订稿）

一九八一年我三十二歲。那一年是我人生中的重要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1）
本年二月，我离开社科院科研组织局，通过社科院人事局的调动安排，我被聘任歷史學家、老一代革命家黎澍先生的學術助手。

当时三位权威史学家侯外庐、尹达和黎澍都有意招我于门下工作。 而我当年却是少年轻狂，眼空无物，对一切漫不经心。并不很把大人物们放眼里。
此前，我是在中央财经学院（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任教期间，被胡乔木（院长）特批而调入中国社科院科研组织局担任学术秘书的。科研处是社科院的学术中枢机关，我在此工作一年，经历特殊，个中隐曲我另有回忆。

我父亲的好友、党史专家丁守和建议我选择跟随黎澍。他说黎澍老人家宽容，爱才，只有黎澍真正能容纳你这种狂人。丁先生特别给我讲了1960年代黎澍破格重用一个青年才俊，右派分子沈元的故事（文革中以反革命和叛国罪名蒙冤而被枪毙了）。于是，最终我去谒见黎澍。黎澍破格聘用我担任他的学术助手。

黎澍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1936年入党，在中国社科院居于高位，身兼多职。他是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兼主编，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等。
对于一个仅大专肄业学历的我来说，能够被黎澍选中担任助手，是极其难得的殊遇与殊荣。此事当时在社科院曾轰动一时，并且令我受到许多人的关注和嫉妒。

由于城里办公室房子紧张，我报到后，黎澍安排我到西郊的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去找这个机构的负责人（9级老干部）李新，让他在那里给我安排一间独立办公室兼宿舍。于是，此后我到风景美好宁静的西山湖边，中央党校院内上班办公。

【黎澍（1912-1988)：湖南醴陵人，中共著名歷史學家，老一代革命家，红色新闻事业开拓者。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投身革命与抗日救亡运动，曾创办《火线下》刊物，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总编辑。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他辗转桂林、香港、成都、上海等地，从事中共新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澍转入学术研究与出版领域，创办并长期担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创办并出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并是中国现代史学会的首任会长。行政七级老干部。】

【附录】黎澍的一封书信
关于何新办公室安排问题给中央党校党史研究所所长李新同志的信（黎澍）
李新同志：
介绍何新同志来访。他最近由科研局调来近代史所工作。近代史所没有办公室，暂时派他去现代史室办公，请予指导，为感。
即致
敬礼！

黎澍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2）
我到黎澍处报到后，黎澍给我布置工作任务交代我说，你近期主要工作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理论，他说，这是国内理论界的最大薄弱环节。因为这些洋本本很难啃，需要多方面的背景知识——包括哲学知识、经济学知识和世界历史知识。他说：大家天天讲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但是实际上下功夫啃原著的人并不多，能啃得动的人就更少。
此前，我在社科院的《未定稿》、《学术研究》杂志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过一系列关于法国文学、德国哲学以及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文论，反响颇大，黎澍读过，表示欣赏。所以他调我来，让我集中精力研究马恩原著，为此还专门给我调拨、提供了当时最新出版的一批《马恩全集》的续集。

在那段时间，我扎扎实实地研究马克思的几部著名手稿，1844年巴黎手稿（《《马恩全集》第42卷），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伦敦手稿（《马恩全集》第47、48卷等）等等，颇有新知和心得。

（3）
但是，可惜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的一次会议，导致我与黎澍先生竟然分道扬镳。
本年四月，中国历史学会在天津举行一次重要会议，国内历史学界达人大佬几乎全部出席。会议主题是讨论“马克思论亚细亚生产方式”。
这次会议，在80年代中国历史学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会议于1981年4月21日在天津市（天津宾馆）正式开幕，会期六天（至26日结束）。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编辑部以及中国历史学会天津分会共同主办。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东方社会（印度、中国及俄罗斯等）一种特殊的、以土地公有和农村公社为经济基础的前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会议的讨论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展开，核心焦点在于：中国及东方社会的历史是否具有特殊性，究竟属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农奴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是否这种历史特殊性使得东方社会难以进入欧洲模式的城堡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
在1978年以后的思想解放浪潮中，这场讨论迎来了新的高潮。学者们试图突破以往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审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性质以及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1981年的这次天津会议，正是这一学术热潮中的重要一环。但是与会者都不敢真正触动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中国历史具有自身特殊性，不符合那个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历史普遍故事。
黎澍本人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派我以他的助手的名义出席会议。他还专门交代我两句话：“出席会议，你只带耳朵，不要带嘴巴。”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黎澍助手身份正式露面，代表老人家出席会议。
在会议结束时，会议的主持人林甘泉（郭沫若秘书）向大家介绍，我是黎澍同志的新的助手，问我要不要讲几句。
我做了发言，实际上是放了一炮，触碰重大理论禁区。我明确提出，应该颠覆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公式。我认为这不是马克思提出来的。这是斯大林和他的弟子创造的。我认为东方历史、中国历史具有特殊性，不符合这个五阶段公式。

回京后，我因此受到了黎澍的严厉批评。受此事件影响，我随后挂冠辞职，被挂职待业一年，差点被近代史研究所除名。此后，我的研究方向也转向了经学及训诂学。
但是必须一提的是，几年（1987年）后，我请求破格提升副研究员，须经院学术委员会审议投票，黎澍也是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但是他投了赞成票。
当年我少不更事，现在思之多所自责，深深怀念老人家。

（4）
我这次会议的发言稿，于会后整理修订，《晋阳学刊》编辑部主任降大任（著名文字学家张颔弟子）向我约稿，我遂把讲话稿发给编辑部，于年底发表。何新1981年天津讲话全部内容都在此文中。

【附录】文章标题： 《论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公式》
副标题：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发表期刊： 《晋阳学刊》* 发表时间： 1981年第6期

作者： 何新
核心观点与意义：
这篇文章是何新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发起的直接理论挑战。其核心论点包括：
1. 质疑“五阶段论”的马克思文本依据： 何新指出，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历史演进序列是“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未明确提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作为两个独立且普适的社会形态。
2. 斯大林的理论模式： 何新认为，将马克思的这一概念序列简化并固化为“五种社会形态”的普世公式，是后来苏联史学理论界（特别是斯大林）的产物，是一种“单线演化模式”和“欧洲中心主义”的体现，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歪曲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
3. 重新审视“亚细亚生产方式”： 文章主张应重视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认为它恰恰揭示了东方社会（包括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用欧洲的“奴隶制”或“封建制”来套用。
学界反响：
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80年代中国史学界“古史分期”和“社会形态”讨论的标志性文献之一。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1982年致何新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对五阶段的机械划分久有怀疑，确乎不合马克思原意，今得尊文，颇感高兴。”
著名历史学家杨希枚致信何新：

“何新老弟：
大著《论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公式》、《文史新考》、《经史杂考》、《需、胥、儒》与《上古史官演变考》各篇均已逐篇拜读。尤其《论马克思》一篇拜读数次。
你最后引的马氏一段话，使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据我自己的浅陋理解，即重视客观事物的科学思想的卓越性。
你所论述的原是我近年所感受的，因而也是我最倾心的看法(不是具体讨论的问题)。特别是“不先打破……教条主义倾向，是不能使历史真正成为一门有价值的社会科学”这个根本论点。其实，任何一门科学似乎都没有仅此一宗或一家之谈的、宏括万事万物之理的“真理”。
而所谓“真理”、科学学说，不过是“此时此际有效的假说(working hypotheris)”(因此，牛顿的力学定理便不如爱因斯坦的学说更适用)。如果“不惜割裂历史的肢体，削足适履地歪曲活的历史以适应于死的教条概念”，不仅不能使史学成为科学史学，而且是会使人的思想，整个社会思想都会僵化。
真佩服你，竟然在1981年如此大胆地写出这么精辟的论文！显然，国人，尤其中青年人的思想并未僵化。中国人的思想，正如现在大力推行的开放经济政策一样，会日见开放活跃起来的！真正的科学史学会日趋发展起来的，而你正是这个希望实现的倡导者之一。
而且前些日读到1980年《学习与探索》陈平的《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说明这个趋向也正是方兴未艾！令人深受鼓舞。我的思想是落伍了。
写到这，又看到今天的《光明日报》的《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从历史的发展中认识科学社会主义》两文，跟我们的看法正是一样，证明“这样的思想路线，必然要求解放思想……从种种错误的或陈旧、不符合发展了的实际情况的传统观念、固定观念中解放出来，破除条条框框的束缚……使思想更符合不断发展着的实际”的看法是不可或缺的！证明过去思想上“有种种错误”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如此错误的束缚，还谈什么科学研究？”（1984年4月2日历史学家杨希枚致何新的一封信）
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一批学者对教条化历史观的反思与共鸣。
这篇文章为何新后来在1986年进一步提出“中国秦汉以后不属于封建社会”等更具颠覆性的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标志着他作为“无奴派”（否认中国存在西方希腊罗马式奴隶社会）代表人物之一的学术地位。
后来，《晋阳学刊》这篇文章被收录在我1988年出版的论文集《何新集：反思·挑战·创造》中，是我早年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分的重要篇章。

【附录】中国历史学年会天津会议邀请函
1981年中国历史学会会议主题：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
天津"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學術討論會通知函
何新同志：
關於"亞细亞生產方式"問題學術討論會定於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天津召開。現將有關事宜通知如下：
一、會議地點在天津市河西區友誼路天津賓館，請務於四月二十日來津報到。
是日在天津車站（東站、西站）各有專車接送。請把來津時間及車次提前電告天津市馬場道32號市社聯（電話：3～2915)68
二、會期暂定六天左右。
日程大體安排：
21日上午，開幕式；
21日下午﹣-24日，分组討論；
25日﹣-26日，大會專題討論和總結。
三、會議期間集中食宿。住宿費由會議開支，差旅费（包括伙食補贴）由原单位报销。
四、由於場所和經費所限，除已定名額外，人员不再擴大，也不設列席和旁聽，未發信获邀請的同志不能接待。
五、勿忘攜帶會議交流的論文。
六、如不能出席或遲到，請提前告知。
主办单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史研究》编輯部
中國社會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世界歷史》编辑部
中国歴史学会天津分会
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